《风声鹤唳》与中国抗战文化宣传

（一）鼓舞抗战士气的《风声鹤唳》

《风声鹤唳》是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1941年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风声鹤唳》可以说是林语堂《京华烟云》的续篇，《纽约时报》评价此书为中国的《飘》。

《风声鹤唳》，描写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精神遭受痛苦，实现伟大的升华。小说再现了抗战初期姚、张两大家族的兴衰演变；讲述了作为江南古城丝绸世家的两家族生死较量与激荡人心的商场鏖战；面对日本对中国纺织市场的鲸吞状况，姚、张两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小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一幅千姿百态的社会缩影，一场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以及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由此引发人生无穷的感慨。

小说不仅仅只给我们展示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带来的各种灾难，还让我们回顾了在那狼烟四起的战争年代、人性的美丽、爱情的无私和友情的温暖。

《风声鹤唳》通过丹妮、博雅、老彭三位主角在抗战时期的感情纠葛，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风貌；通过小说的形式，为中国在海外做抗战宣传。

（二）力行抗战文化宣传

1937年8月2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林语堂的《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文章，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表达了中国具有不可征服的信念。林语堂原计划回北京定居，可是北京沦陷，上海也是如此，林语堂只好重新打算。

林语堂在美国积极加入了宣传抗战的队伍，呼吁华侨抵制日货，游走于美国各界发表演说，表达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与决心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他还鼓励夫人踊跃参与各种宣传抗战活动。纽约的华侨妇女成立了中国妇女救济会，夫人廖翠凤任副会长，他在救济会里提出了许多建议与计划。

1937年8月，林语堂应美国《新共和周刊》杂志邀请，撰文批评了美国的中立行为。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邀请林语堂到华盛顿发表演讲，向美国人阐述中国的抗战立场。8月29日，林语堂撰写的《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文章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文中断言：“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11月，林语堂撰写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文章在《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指出日本人优点的同时，也重点考察其劣根性。文中说，日本人因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圆熟、机敏与幽默，也缺失自我批判精神，所以才导致现代危机。文章最后预言，日本已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战争中。这些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在美国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林语堂预言日本必败，中国将从战争中获得再生。1938年，林语堂继续发表抗战文章。《美国与中日战争》的文章批评美国保持所谓的“中立”立场，事实上已经变相为日本的“经济同盟”。《日本必败论》文章指出，日本的军力不足以征服整个中国，势必无法持久下去。1939年，《吾国与吾民》发行第十三版之际，林语堂立即补充了《中日战争之我见》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同时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当地华侨，是通过林语堂的宣传逐渐了解中日战争的情况与前途。最关心抗战问题的，当然还是当地华侨。那时，美国华侨大约七八十万人，主要集中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东西沿海城市的唐人街里。他们是在海外支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展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活动、进行募捐和游行集会。每一次活动都有林语堂的身影。他的著作正风靡美国。他的出现与言论成为华侨关注的焦点。(www.xing528.com)

林语堂是一个信使。他把中国抗战向美国人宣传，也把美国人与华侨的抗日活动消息及时传回中国。他在《海外通信》中描述：三月来美国华侨所捐已达300万元，洗衣铺、饭馆多按月认捐多少，有洗衣工人将所储3000小币（面值五分者）全数缴交中国银行，精神真可佩服。林语堂向美国人说明，中国抗战的意志基本来自民间，是由民众力量推进政府前进。中国人民已有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即使战火硝烟连绵，也要抗战到底。

林语堂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觉得还是不够。这些宣传活动虽然能起到一时功效，但毕竟太少。他希望能创作一本作品，让所有的人能够在灵魂深处收到震动。于是，《京华烟云》问世。9月，《时代周刊》给予高度评价：“《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林语堂也说过：“我写过几本好书，尤其以写《京华烟云》自豪。”

1939年5月9日，纽约举办了国际笔会第十七届大会，林语堂应邀出席。大会由著名历史学家卢龙主持。林语堂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人物之一，题目是《希特勒与魏忠贤》。演说的预言果真实现，希特勒最终自杀。欧洲战场开始后，林语堂撰写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文章，于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痛斥了法西斯战争，坚信人类文化绝不会被战争所毁灭。

1940年5月22日，林语堂全家回到了战火中的祖国。旅美之前，林语堂一向坚持“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立场。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是全民抗战、共同御敌时期，林语堂的立场也发生变化。他要拥护抗战，自然就倾向于抗战中的领袖，所以，刚到重庆，他就立即表现了“亲蒋”的行为与看法。回来的第二天，作为在美国宣传抗日救国做出积极贡献的林语堂，晋见了蒋介石夫妇。在接见过程中，蒋介石夫妇对林语堂在美国积极宣传抗日表示非常钦佩与赞赏。

林语堂备受鼓舞。由此，他写了《新中国的诞生》文章。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与中国的命运基本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这显现了他认识上的局限性。他把美元兑换成中国货币并存到中国银行，其做法也是为抗战服务。此时的重庆，正是日本飞机实施大轰炸的时候，所以，林语堂全家经历了跑警报和钻防空洞的日子。由于这种战争环境，他无法发挥他的写作特长，想回到无战事的美国继续做创作为抗战服务。为了表示对抗战的支持，他在离开重庆赴美之前，将其私人住宅连同所有家具一起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用。

虽然回到美国，但林语堂大女儿林如斯却留在了国内参加抗战。《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采访报告《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林语堂不断撰写文章，在《纽约时报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谈论中西关系、中日关系以及西方对亚洲的策略等问题。

1943年秋天，林语堂又一次回到重庆。这次回来蒋介石先后六次接见了他。国民政府安排他到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进行了参观调研。10月16日，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做了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讲话；11月13日，在西安青年堂做了题为《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演说；1944年1月14日，在长沙中山堂做了题为《论月亮与臭虫》的讲演。

对于林语堂的亲蒋行为，左派作家表示了极大的反感。针对林语堂的《啼笑皆非》文章，郭沫若撰写了《啼笑皆是》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进行挖苦与讽刺。田汉、秦牧、曹聚仁等文人也刊出了针对林语堂的抨击文章。对于左派作家的攻击与非难，林语堂于1944年在赴美之前写下了《赠别左派仁兄》的诗，诗中表达了对左派作家不被理解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