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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和《宇宙风》:问世之初步思考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人间世》登载了大量的小品、杂文与游记。当然《人间世》也出现了一定的瑕疵。林语堂于第二年8月10日离国,其时距离《宇宙风》创刊还不到一年的光景。《论语》以幽默为目标,《人间世》以小品文为宗旨,《宇宙风》为更好地贴近人生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论语》创刊时公布的“长期撰稿员”名单24人,《人间世》有特约撰稿人达到49人,《宇宙风》创刊时“撰稿作家题名”达到72人。

《人间世》和《宇宙风》:问世之初步思考

(一)《人间世》

《人间世》半月刊,是林语堂和陶亢德于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创办。《〈人间世〉发刊词》阐述了办刊方针:“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成了《人间世》的主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留下独特风格的名言。

《发刊词》还指出了小品文的写作范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笔记,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这句话不知被左翼文学家嘲笑了多少次。

《人间世》发刊时,林语堂对各类各派作家保持了兼容并蓄的立场。创刊号上公布的特约撰稿人达到49人之多,当年的知名文学家大多罗列在此,包含了蔡元培刘半农、徐懋庸、周作人朱光潜郁达夫等等各种不同文笔风格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作家或学者。

《人间世》讨论小品文的特性。林语堂亲自创作了《人间世·发刊词》《说小品文半月刊》《论小品文笔调》《说个人笔调》《论玩物不能丧志》《说自我》《关于本刊》《小品文之遗绪》《再谈小品文之遗绪》等一系列文章。他还在1934年建议重新编印《袁中郎全集》。《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编订,林语堂校勘,胡适、郁达夫、阿英和刘大杰等人分别作了序。此书出版后,受到了社会文化界人士广泛欢迎。一年多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五种翻印本,出版量达到五万部以上。

《人间世》登载了大量的小品、杂文与游记。这些文章中,有的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不满与感慨,有的阐述了读书的艺术,有的是撰写人物的传记与印象记,集知识性、趣味性、真实性与史料性于一体,且还体现朴实与清新的特点,因此颇受读者的欢迎。所以,有人指出1933年是“幽默年”,而1934年成了“小品文年”。当然《人间世》也出现了一定的瑕疵。当左翼作家对《人间世》文章表达不满时,林语堂撰写了《方巾气研究》与《母猪渡河》文章,分别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与《人间世》上,把批评“幽默”的人,比喻成蠢猪。

(二)《宇宙风》

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和陶亢德共同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宇宙风》发行不久,成了当年文学刊物的销售冠军。林语堂于第二年8月10日离国,其时距离《宇宙风》创刊还不到一年的光景。林语堂的离开对《宇宙风》的影响并不太大,除了林语堂还通讯联系而且经常赐稿之外,更主要的是刊物的大部分事务,早已经由陶亢德主持了。(www.xing528.com)

除了林语堂主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外,与论语派关系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简又文主办的《逸经》,海戈主办的《谈风》,都以林语堂为顾问、为编辑;另外,还有黄嘉德和黄嘉音主编的《西风》等等,其中《西风》杂志以翻译介绍西洋社会和文化为主,知识性很强。

《论语》以幽默为目标,《人间世》以小品文为宗旨,《宇宙风》为更好地贴近人生则是两者兼而有之。《宇宙风》第一期的《且说本刊》把办刊宗旨说得很清楚:“《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宗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宇宙风》比《人间世》有了明显的改变,也有了积极的思想色调,真正成为一个为人生的杂志。

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期刊,本来无意和左翼文坛作对。他推崇幽默、闲适、性灵以及小品文等也不曾想成为文坛的“正宗”。但是,接连遭到左翼作家的抨击,使他渐渐产生了反感情绪,结果导致了他们的关系不断紧张。另外,他对南京政府在所谓礼义廉耻名义下的腐败统治也进行了强烈的讽刺。

同时,《宇宙风》也刊登了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伐途中》,老舍的《老牛破车》和《骆驼祥子》,郁达夫的《梅雨日记》《秋雾日记》《北平的四季》,丰子恺的《人生漫画》《谈梅兰芳》等等。

林语堂无意当中成了论语派的文化精神领袖。《论语》创刊时公布的“长期撰稿员”名单24人,《人间世》有特约撰稿人达到49人,《宇宙风》创刊时“撰稿作家题名”达到72人。可以看出,从《论语》《人间世》到《宇宙风》以及《逸经》《谈风》与《西风》,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论语派阵营,几乎可以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文化精英都囊括在其中,从中还出现了所谓的“论语八仙”与“三堂”、“三老”之说。

此外,林语堂的《语言学论丛》于1936年出版,有33篇文章。基本内容是:古音、现代语言、字书词典编纂的研究。《语言学论丛》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地位。1934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林语堂的《大荒集》,收入他自1927年以后的杂文27篇。1934年与1936年分别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行素集》与《披荆集》,共编入《论语》时期林语堂杂文将近百篇,两书合二为一《我的话》。《翦拂集》和以上所提到的三本杂文集的出版,基本奠定了林语堂杂文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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