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林语堂应好友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邀请前往武汉。林语堂到达汉口后，从事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工作，还担任《中央日报》的英文副刊主编。8月，林语堂接任国民党左派英文报刊《国民新报》主编之职。
二十年代中后期，是林语堂文化观中民族主义倾向颇为突出的时期。孙中山逝世之际，林语堂专门写了纪念文章。文章认为：“若想从中国这种惰性中挽救过来，中国需要是性情的转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人的思想注入活力。”
林语堂在武汉这段时间，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他没想到政治局面瞬息万变，有时还充满血腥。林语堂逐渐产生了对革命的厌倦与新的看法。政治方面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林语堂从同事身上发现从事革命工作有另一种诀窍，和搞学术研究完全不同。搞学术可以自由发言，自由阐述自己的想法，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就行。可是政治，却成了一个变幻的魔方。(www.xing528.com)
5月7日，上海《大陆报》发表了胡适在日本东京的讲话，大体内容为：蒋介石与张作霖，都与同一敌人作战即共产党，并且赞同同一的主义即最后的中国之自由。林语堂第二天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对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见。27日，林语堂撰文《谈北京》，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但他仍然对国民革命抱有一些希望。6月13日，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萨天师语录》文章，批判旧思想和旧文化；他认为自己是吃草的，而非是吃肉的；对政治视为畏途，从此再也不愿过政界生活了。
国民革命后沉寂的现实，也使林语堂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大大减退。政途上的波折，促使他将重心转向思想研究与文化批评上。从消极的方面看，是他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和理解；从积极的方面看，则使他开始更冷静地观察中国文化，而不只是急于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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