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时期文化地位的确立与优化探析

1923年秋，接受了欧美文化中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影响的林玉堂赴北京大学就职。对他来说，这时期是他文化思想旅行的重要时期。不久后，林玉堂被聘为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

这时，胡适已经成为受西式教育知识分子的领衔人物；在他周围聚集起了一大批有名望的人物，后来组建成民国文坛上的新月派。林玉堂本属于胡适招募过来的，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人际关系上说，理当属于这一群体。可是，林玉堂却与中文系的教授们走得频繁。这群教授大多有留日教育经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后来组建起语丝派。

来北大不久的林玉堂，教授基础英语、英语作文、英语史以及语言学等课程。然而林玉堂的研究兴趣却不在此，而是逐渐转移到中国语言文字上。1924年1月26日，林玉堂等人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方言的组织——方言研究会。成员包括董作宾、周作人和顾颉刚等32位学者。

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了半个世纪的国学运动，形成了以留洋学生为主体、以胡适为领衔的群体。此时的国学研究被称为“整理国故”。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是用西方的思想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来重新估量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尽管胡适整理国故具有一定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却受到来自新文化阵营中激进派的批判。林玉堂加入了这场辩论，他在《晨报副镌》发表了《科学与经书》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林玉堂登上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舞台。文中观点也初显了他以后中西文化的大致走向。林玉堂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概念，并从他擅长的语文学研究方面入手，指出过去的学者基本精力放到如何研究文字上、而建议当代学者也应该多关注言语研究上。另一方面，林玉堂对整理国故还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和想法。

1924年5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玉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文章，这是我国最早提出“幽默”词语的文章。6月9日的《晨报副刊》又刊登了他的《幽默杂话》。林玉堂是第一个把英语Humor翻译成“幽默”的人。林玉堂认为，幽默二字本是英语Humor的音译，所以如此取义。他阐述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稳，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幽默杂话》的表述，基本讲清了什么是幽默、与怎样才能幽默、以及幽默的优点和缺陷。他是我国第一个提出幽默并推崇幽默的人。他对幽默的看法也较为客观和健康，其引入的幽默文化功不可没。

林玉堂除发表语言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外，也有散文与短论，主要发表在著名作家、编辑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晨报副刊》停刊后，孙伏园于11月17日创刊《语丝》周刊。事实上只有鲁迅、周作人、林玉堂以及钱玄同等五六位成为真正的投稿人。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创刊，王世杰主持编辑，主要投稿人有高一涵、陈西滢和胡适等，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两部刊物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阵营出现了分化，即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林玉堂却没有参加现代评论派的活动，而是加入了语丝派。在林玉堂自己看来：接近语丝，因为喜欢它的放逸，乃天性如此。(www.xing528.com)

由于常常参加语丝派各种活动，林玉堂成为语丝派的主力军。林玉堂、钱玄同与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曾引起广泛的注意。1925年初，当时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改造国民性、学习西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林语堂曾经撰文《给玄同的信》（又名《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发表在1925年4月20日《语丝》上，声明从此更名林语堂，表达要救中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言论。林语堂这样的论断被钱玄同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反传统话语。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他激进地批判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明，提倡中国人在精神上彻底西化。对于如何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他基本针对的是国民性中的缺点与消极方面，而很少触及中国文化本质和特点，因此虽然在言行态度上相当激烈，但并不彻底，这也为其后来文化思想的逆转埋下了伏笔。这个时期的林语堂关心的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的主体“人”，是如何改造国民性，使人们具备现代的素质。

1925年10月，林语堂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文章，要求写文章重在表现自己的主见。鲁迅随即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章，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作为回应，林语堂马上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的漫画，载登在《京报副刊》上，表示非常赞同鲁迅的意见。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当时的笔战对象非常明确，主要是指支持章士钊和杨荫榆的现代评论派。

林语堂处于北大这个思想激进的环境里，正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他不但在语丝社发表激进的言论，而且还参加了示威游行。可以说这个时期，不论是林语堂自己还是中国社会，都急切地期望改变国内混乱和落后的局面，加速完成民族的现代化；虽然有时表现出急功近利行为，却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急迫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心理。故而，这个时期的林语堂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更注意研究中西文化的矛盾性和对立性，更偏重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思想。

1926年3月18日，刚刚被聘为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亲历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事后，林语堂、鲁迅等都撰文沉痛缅怀遇难的学生。4月初，奉直联军入驻北京，段祺瑞政府倒台，北京进入了混乱状态。5月底，林语堂携妻儿离开清华，加入南下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