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研究了林语堂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宏观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观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其承载的文化思想内涵值得深入探究。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其文化思想的论文与专著愈来愈多，对研究的整体性和发展性也更为重视。

著名学者陈煜斓在他的著作《林语堂的民族文化精神》中阐述：林语堂具有“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视野、幽默与智慧并存的文化特色、快乐哲学与诗意人生的文化情怀和才情与操守兼有的文化风骨。同时指出了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功绩，认为真正让整个西方人们认识道家和儒家、了解其思想的还是林语堂。他的另一本学术论文集《“语堂世界、世界语堂”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是近几年整合林语堂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学术论文集中关于林语堂文化思想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新意。

另一位学者王兆胜著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是目前关于林语堂文化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在这本著作中，王兆胜总结了林语堂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从“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林语堂与儒家文化思想”、“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林语堂与公安三袁”等多个方面探究了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的关系，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并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学家整体地反传统与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环境中，林语堂能反观溯源、并独辟蹊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意义，体现了他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与超前性，也展现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青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超越性意向。

王兆胜的两篇学术论文《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林语堂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渊源》，说明了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家庭背景、以及中西方的双重经历戚戚相关。闽南师范大学陈金星教授的《接受、反思与融合：林语堂与西方文化》文章，着重考察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与《奇岛》，探究其中的中西文化融合观念，梳理了林语堂接受、反思和融合西方文化的历程。

东莞理工学院谢友祥教授的文章《林语堂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探究了林语堂在中外文化选择上呈现兼容并包的特性，他推崇原儒的近情精神，而中庸原则是他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学者周其祥的文章《从跨文化角度看林语堂中西文化观的根源》，从跨文化研究视角考察了在林语堂的文化观中，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思想互相融合的缘由。学者陈茜的《跨文化人林语堂》文章，整体考察了林语堂中西文化观形成的前提与形成的经过，并以《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作品进行具体解释，评价了林语堂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贡献。复旦大学戴从容教授的《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文章，从林语堂的个人心路历程出发，具体分析了林语堂中西文化观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哈尔滨学院杜玲教授的文章《论林语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主张》，认为二三十年代是林语堂文化主张逐步走向成熟时期，构建起了具有古今中外框架下比较成熟的文化体系，为他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关于其幽默、近情思想的探索

幽默，可以说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一个独特标识。他将幽默作为一种泛人生与文化的概念加以推崇，反感儒家的森严礼教造成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他的“近情”，则是其人文主义精神的再现，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人的价值；以人为本是林语堂对儒学的新论释。因此，了解他的幽默、近情思想也可以深入理解他的中西文化观。

林语堂论幽默，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来看待，希望可以借此使人们从专制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沉重压迫下解脱出来。而林语堂既指出森严礼教下幽默感的缺乏，同时也对道家的一味“嬉笑怒骂”持保留态度。学者袁济喜在《论林语堂对幽默的解读》文章中如是说。学者韩峥《林语堂幽默理论研究》文章，认为幽默是林语堂对中国二千多年来虚伪、麻木和造作的文化变相的谴责，期待幽默来改变当时的中国文化，以旨在建立完美的人格。施建伟在《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轨迹》文章中提出，林语堂初期幽默观的思维中心用西方的幽默尺度来过滤中国文化中的幽默现象；后来则把幽默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来对待；并指出由于受到儒家的压制，在正统文学中的幽默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断层；而林语堂所推崇的幽默观是与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相契合。陕西师范大学学者刘娜的《论中西文化视野中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章，深入考究了林语堂的幽默思想，论述了其幽默观形成的历程，概括林语堂不同时期幽默观的特点，阐释了林语堂幽默观与中西文化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李慧教授在《林语堂幽默观中的中庸与极端》文中提到，真正的幽默是温厚的、宽容的与同情的，指出林语堂对幽默之提倡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与改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为初心的，对矫正中国文化的两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情，亦是林语堂文化观中的常见词。在林语堂看来，近情儒学的主要呈现是近情的孔子，而对儒学近情的认知则是他文化观的重要体现。学者丛坤赤《论林语堂美学观念中的“近情”精神》文章中提到：对林语堂看来，近情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念，其包括对人情、人性的全面肯定与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达至和谐境界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指出近情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是林语堂重感性和直观综合；轻理性、逻辑和分析的思维方式。近情特征恰是他对焦躁峻急的民国时代氛围的一种应对，是为国人开出的缓解其自我迷失状态，疗救其痛苦心灵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他对新文化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之一。学者俞王毛博士《论〈宇宙风〉杂志的近情文学》文章提到，林语堂不再纠结于幽默、闲适、性灵等几个概念，而是以近情这一标准将这些内涵和要素加以整合，并以开放的心态与传统和西方之间进行对话。总体来看，幽默与近情思想的出现是林语堂应对封建礼教造成社会死板的结果。所以，分析幽默、近情这些思想可以从一个侧面分析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学界己有的相关成果对林语堂文化观的深入研究以一定程度的提示。

（三）关于其道学、佛学思想的阐释

林语堂文化观呈现多元化，与中国的道学、佛学、法家以及西方基督思想密切相关。他关于道与儒、佛与儒、基督与儒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风格的文化观。

对于林语堂道、佛思想的研究多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其中对其道家思想研究的成果有：王兆胜在《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文章中，指出林语堂一生深受道家文化精神的影响，对于道家文化并非全是肯定，而是辩证的理解与现代性的超越。闽南师范大学胡明贵教授在《论林语堂道家情怀中的儒家意识》中提到，道教与太教条、太死板、太现实的儒家正好互补，为人们提供了道家虚幻美妙浪漫的儿童世界。在林语堂身上，道家的潜意识常常影响着儒家的有意识。而儒家有意识又无时无刻不暗合道家的潜意识。林语堂精神是道家的，思想却是儒家的。学者甘克强的《论林语堂小说中的道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文章，考究林语堂小说创作过程中道家思想及其现代性转变，高度评价了林语堂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浙江师范大学赖勤芳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中讲到，林语堂以道家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挖掘道家的人文内涵，并以道家弥补、完善儒家的不足，从而达到人性的升华。这种文化取向既是对中国文化整体认识的一次积极调整，又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现代阐扬。厦门理工学院罗昌智教授在《“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中提到，儒学、道学两者共同建构起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他融会贯通儒道之间，既执着于现世“荣华”需求，又追慕道家逍遥自由。林语堂形成了“半在尘世半为仙”的文化信仰之旅。另外，《京华烟云》小说是展现林语堂道学思想最多的书。学界对于《京华烟云》的思想研究也愈来愈多。林语堂讲究引道入儒，学界关于他的儒道相融思想考察对其文化观的进一步探讨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林语堂对佛学思想的探讨，目前学术成果相对不多。其中大多是论述林语堂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例如，陈旋波教授在《论林语堂与佛学关系》文章中指出，林语堂的创作在哲学层面上有佛家的深刻影响，他以佛学抗拒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重构人文主义境界。苏州大学姚传德教授在《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文章中提出，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家的遁世思想和佛教的神学思想为两翼，以儒家世俗思想为主干而构成，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仍然充满活力。(www.xing528.com)

（四）关于其基督思想的思考

林语堂具有浓厚的基督文化底蕴，他一生经历了基督教信仰与背离，其实和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内蒙古师范大学张芸学者的《林语堂的基督情怀》中提到，林语堂在背离与重归基督之间是由于徜徉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他汲取了儒家、道家与佛家思想精华后，又回归到基督的羽翼下。陈旋波教授在《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文章中指出，正是基督教精神使林语堂在孩童时期就摆脱封建传统的羁绊，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教育，也正是如此使他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考量中西文化。而且，暮年的林语堂回归基督教时，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广西师范大学颜小华教授、陈亚南学者在《中西兼修，耶儒会通——试析林语堂的宗教情怀》文章中讲到，林语堂的宗教情怀包含对基督教的深刻认识与情感上的升华，还有对道家思想的推崇与吸收，以及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和青睐。林语堂宗教情怀呈现了他个人的文化思想，也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

学界关于林语堂基督思想研究成果不多，但大多集中在他的基督思想本身上，涉及其儒释道思想与基督思想之间的关系也很少。其实，晚年时期林语堂重归基督，浸染了儒学、道学思想的精华，也可以说正是基督精神赋予他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林语堂文化观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完美融合。

（五）关于其儒学思想的研究

目前，对林语堂儒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不是很多。对他的儒学思想研究一般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考察。林语堂对儒学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本身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观念于一体，基于这种文化底蕴而考究其文化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学术著作方面：四川大学张卉著《文化与理想——林语堂说儒》是近些年对林语堂儒学思想研究最新的学术成果，该书重点在于阐释林语堂对儒家思想的评说，论述了林语堂的孔子观，对儒学文化和“四书”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对儒家与道家以及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分析林语堂的中国情结等。该书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构建新文化有重要的启示。

学术论文方面：胡明贵教授的《林语堂对儒学的现代性阐释及阐释的现代性意义》文章中提出，林语堂以现代的人道主义与人性化思想丰富儒学“仁”的内核，从而拓展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价值。胡明贵的另一篇《林语堂对儒学的阐释与贡献》文章讲到，林语堂以道家眼光来审视儒家，来观察孔子其人其事，从而把儒家思想从封建禁锢人性中脱离出来，使儒家思想具有人情、人性。张芸在《林语堂的儒教观》指出，林语堂把儒学的精神实质总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中国式“人文主义”；还分析此发端在于明理。天津大学李艳教授在《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论释》文章中提出，林语堂剔除了儒家的伦理纲常，而推崇它的世俗精神；同时重新审视西方科学理性和逻辑思维方式，他赞赏儒家文化的近情性与简朴性，以深层次补充西方文化精神缺失。白城师范学院刘清涛教授的《林语堂中庸与传统儒家中庸区别》文章，从中庸入手来剖析其儒学思想，指出林语堂不同于传统中庸思想，他是以人性内在平衡的实现为终极目的。他的中庸摆脱了道德伦理的诸多限制，只是顺从于人性的要求与需要，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中南民族大学学者厉文君《林语堂的孔子观》、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赖勤芳《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等学术论文都从孔子角度入手，品评林语堂的儒学思想。目前，这些林语堂儒学思想相关学术成果对于整体把握他的文化观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六）多重角度对其文化观的考察

陈煜斓教授的《女性、婚姻和家庭——中西文化撞击中的认同感与建构趋势》文章，从婚姻家庭视域出发，呈现林语堂的个人婚姻观；以他身上存在的男权主义局限为切入点，为在婚姻围城中迷失方向的人们指明路径。李琳的硕士学术论文《论林语堂的“闲适”话语》，品评林语堂在东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下形成的“闲适”观念，高度评价了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时抵制急功近利文学观的做法，阐扬其维护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质。

山东大学丛坤赤学者的《论中西会通语境下林语堂文化理想的构建》文章，阐明林语堂的文化理想是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出路上、中西文化融合问题的建构上，还分析了现代人应该如何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来安放自己灵魂的事宜，通过他对人类灵魂的拷问来促进文化的建设与转型。丛坤赤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生活美学观念研究》，以美学与哲学视角详述了林语堂的文化生活美学，为考究林语堂文化思想提供新的思路。

浙江大学范乔乔的《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中国话语”》文章，则提到在中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陷入“中冷西热”的状态，探讨了林语堂的英文写作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做法，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提供诸多参考。集美大学余娜教授的《“人的文学”的融合发展——论林语堂对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文章，指出林语堂在“人的文学”于人格健全与文学现代化这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延展掘进，并认为中国在文化转型当中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现代性文化人格的建构。石家庄学院默崎教授的《论跨文化写作中的林语堂小说》文章，探讨了林语堂在美国创作的小说中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肯定了他关注时代和关注民族的宏大叙事的事实，高度评价了他的创作理念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

综上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对林语堂研究越来越深入，已经涌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对林语堂的研究多关注于他的文学和语言学方面，对他的思想，尤其文化观的整体研究力度还是不够，相关学术成果相对来说不多。迄今为止，学界尚需全面系统地阐述林语堂文化观的专著，这为本书留下了一定的探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