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述及，本特利早年治政治史研究崇尚“高端政治”路径，论题集中于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政党组织、政治精英、观念与政治关系等，解释政治事件仰赖于历史社会学或选举学模型；这种路径实际上否认了事件与观念的唯一性，多元的阐释模式受到欢迎。20世纪80年代后，本特利的作品稍微偏离了高端政治的方法，转向了历史传记叙事，用高希的话说，“本特利博士意识到高端政治的叙事倾向易‘堕落成某种系列’或‘另一种遭人责骂的事’，他的回应是每章小节部分引入传统的结构因素。如此，这些部分势必严重消融高端政治的方法”[56]。尽管如此，本特利依然重视叙述政治精英的活动，强调政治事件的修辞特性，致力于剖析由档案、演讲、书信、日记等文献构筑的政治观念，进而展示事件与思想的连续性，这就要求将史学话语置入政治结构的情境中。譬如，在叙述现代主义史学时，本特利的历史叙事往往结合了拿破仑战争、欧洲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衰微、去殖民化运动、英国民族分离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借此凸显史学的社会政治情境。
本特利上述思想的转变受到20世纪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变化的影响，尤其与60年代以来政治思想史家关于“方法论批判”相关联。丹尼尔·沃尔夫指出，1945年欧洲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方法论转向，思想史家之前只关注“伟人文本”，较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更少讨论外部的社会与政治语境。这种路径存在如下缺失：思想体系的虚假融贯性被给予了个别思想家，构建了想象的思想谱系，特定文本而非观念被作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其后，洛夫乔伊（A.O.Lovejoy）《存在的巨链》的出版确立了以观念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引发了思想史家关于“方法论批判”[57]。同样，布歇指出斯金纳（Q.Skinner）、波考克（J.G.A.Pocock）及格林利夫（W.H.Greenleaf）等人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开始批评洛夫乔伊“观念—单元”的思想史方法，旨在清除历史研究中的科学解释或社会科学解释。他们倡导一种新的文本诠释方法，坚信政治文本不是有待证明真假的命题或假设，也不是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是与之相关观念世界的分享，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指涉框架替代了事件的情境，考察历史事件变成了探究语境中的所指物。由此，政治话语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行为，事件囊缩了人类的目的、意图及思想，观念世界为文本提供了语境，是现实的创造与合成。[58]另外，《过去与现在》在1979和1980年先后刊发了劳伦斯·斯通（L.Stone）与霍布斯鲍姆的论文，前者倡导“叙事史的复兴”，后者则对此提出商榷，认为叙事与分析综合同等重要。[59]鉴于此，《无民主的政治》在叙述19世纪英国由寡头政治向民主转型时，考察了议会政治、自由党、教会、经济压力、帝国、知识分子、政治精英等主题，据此履行“撰述叙事史”的使命，“引起严谨认真学生的关注而未顾及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由此，本特利认为“无论如何，现代研究提供了自我补救措施，我在研究时充分利用了它们，以致本书的个性不至于沦为毫无血性的综合”[60]。显然，本特利既赞同“语境中的思想”，又坚持叙事与分析综合共融的观念。
本特利早在评述自由党人的政治思想时，已流露出上述部分史学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语境同思想内容一样至关重要，自由党人相信他们看待世界拥有一致的态度。对史家来说，观念在形成意义之前，它须置入由意图、计谋与手腕编织的复杂网内。当脱离语境研究思想时，如果做得好，这种研究仅存在风险；否则，将会愚蠢之至。另一方面，如果忽略思想，这种研究将缺乏活力毫无生气。一战期间及之后自由党的历史表明，这些方法的交叉一旦实现，人事与思想的连续性将得以呈现，那些把分析（将复杂事情分成简单要素的方法）看成历史解释唯一可接受的人将易于利用这种连续性”[61]。显然，本特利的政治史研究重在分析由意图、计谋与手腕编织的复杂网，凸显人事与思想的连续性。(www.xing528.com)
2001年，本特利出版了一部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治传记，该传记不以编年顺序作为叙事主线，而是以主题贯穿传记的各个章节，这种写法概述了索尔兹伯里的精英圈子并打上保守主义的烙印。此外，该传记还考察了索尔兹伯里的个人心态，勾勒了保守主义的立场情境。由此，莉迪亚·默多克（Lydia Murdoch）指出，本特利革新了传记的方法，将研究主题置入他自身时代的情境中，规避传统的宏大叙事，并将索尔兹伯里的保守主义视为撒切尔政治的先声，尤其在论述财产和阶级问题方面；不过，本特利未能深入论述索尔兹伯里的外交政策以及他同保守党不和谐的关系。[62]显然，本特利重在叙述政治转型过程中精英人物的生活世界，剖析重大政治事变及党派理念予以传主的影响。《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世界》不仅讲述了索尔兹伯里的生活与政治故事，还将其置入英国维多利亚晚期保守的政治文化，评析索尔兹伯里关于国家、社会、财产、宗教、帝国、党派等问题的思考，利用经验类比和因果分析来展示其权力网络，洞察政治人物的复杂心态。譬如，在论及19世纪农业问题时，本特利既阐释了乡村社会与农业政治的关联，又叙述了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导致传统租佃关系转向近代资本商业的经济关系，并据此考察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土地财产观念，揭示他对自由党政府抗议的政治态度。[63]就传记叙事而言，本特利难免夸大微小事件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尤其这类回溯性叙事蕴含了强烈的道德目的论。不过，本特利意识到“情境式的历史叙事”存在方法论的缺失。诚如其言，政治领袖情境化的研究模式容易造成两种误解：（1）政治变迁被视为一个历程，嵌入了可识别的和可解释的结构特征；（2）自下而上式的政治人物研究隐含了一种恒久的偏见，其后果是“研究政治人物及其思想世界的历史学家将陷入某种心灵简单化与理论幼稚的困境”[64]。
本特利关于“辉格派的遗产”的叙述最能凸显史学与政治关系，并选取了“宪制与民族”“宗教与国家”“帝国与战争”及“魂魄与昭示”四个相关问题予以研讨。不过，就“辉格派史学”内涵而言，他并未做出严格界定，而是借鉴了巴特菲尔德的部分观点，亦即辉格派史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65]。此外，本特利认为“所谓的辉格派是以基督徒或圣公会教徒为主，是一群在思考现代英国起源时批判地研究宗教改革的思想家”[66]。由此，辉格派史学蕴含了如下维度：（1）英国的宪法史；（2）宪法观念下帝国史的书写；（3）各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有时，whiggery 也指“宏大叙事”。显然，本特利的“辉格派史学”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与宗教色彩，契合了奥克肖特所谓的“实践的过去”（practice past）。“这种实践的过去要服务于其中的一个主人：政治或宗教。”[67]历史话语一旦为当下目的寻求合法性，那么这种论证既掉入时代错置的陷进又掩盖了真实内容，即便不失其说服力。与奥克肖特理论不同的是，本特利倾向以事例述说史学的政治情境，同时强调政治情境影响了史家选题及论说内容。以移民史学家为例，本特利讲述了他们要么由于政见不同被迫流亡，譬如，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纳米尔；要么因犹太血统见弃于纳粹法西斯，像莫米里亚诺（A.Momigliano）、卡尔·波普尔等人。用本特利的话说，“对每个竭力躲避迫害的史家而言，多数人选择抗议流亡，有些则在凶险无常的世道俯首臣服并继续工作”，“整体看来，1919至1945年的历史书写显示为保守与激进共存”[68]。显然，这段“抑郁与放逐”的叙事不仅倾吐了这些史家苦痛的遭遇与身份认同的危机；而且促使他们选择政治现象作为研究论题，构建了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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