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英国史学现代性可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时代。为了理解1603年的历史剧变，休谟、威廉·罗伯森、斯密等人探讨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借此吸取历史教训。[31]知识精英开始认真思考史学研究的任务、价值及性质等问题。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史学获得长足发展：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创刊， 1871年取消了入学的宗教限制，高等教育有所改善，牛津与剑桥历史学派孕育而生，历史学科步入了职业化进程。一战前，英国史学无论组织机构、抑或研究学派及主题都有较大改观，但实证研究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学理论与方法较少引起史家关注。究其根由，本特利归纳了下列要素：英国史学规范没受当时激进的影响广泛的经济史的挑战；颇具雄心的人物未能撼动职业史家的文化权威；社会科学并未像法国那般入侵人类研究领域；从业者难以获取研究基金的支持；英国史学的早熟使历史写作成了展示优秀史家个人事业的手段；这种史学遗产否弃了研究者关注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32]
在办刊方针与选题方面，英国的史学期刊也呈现缓慢发展的过程，保守思想贯穿其间。马克·高蒂（Mark Goldie）利用数据库研究了剑桥《历史杂志》50年的发展史，并指出1958年是英国史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英国史学尽管出现新景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高潮，年鉴学派的影响如日中天，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之关系亲如手足，农业史、土地社会史、城市史、计量经济与人口史、性别史等分支学科纷纷出现，可是《剑桥历史杂志》仍仅限于自身小圈子，办刊理念与上述史学现象存在疏离。其后，《剑桥历史杂志》更名为《历史杂志》并定位为大众期刊，论文选题趋向多元化，然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历史杂志》未能显示应有的社会反响。直到1978年，《历史杂志》才声称刊登史学研究的各类论文，政治研究、外交政策、政治思想或思想史等论题出现式微迹象，社会、宗教、帝国等话题呈上升趋势。另外，研究时段偏重于当下，域外研究集中于法、美、德等国家。[33]显然，《历史杂志》的发展史见证了英国现代主义史学发展的现状。同样，创刊50年的《过去与现在》也回顾了自身发展历程，在坚持办刊方针不变的理念下，主张选题的多样性，社会史日渐为文化史所替代，世界史越来越受关注，激进的多元世界回归到以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为主导的元叙事。[34]
另外，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无疑改变了英国史学研究的生态，史学现代性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现象。1963年英国颁布了《罗宾斯报告》，该报告旨在推行高等教育的扩招计划，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有机会挤入大学或科研机构、过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这种向上的阶层流动激励了年轻人从事史学研究并推动了学科的创新发展。由此，大卫·康纳丁（David Cannadine）指出，20世纪40至70年代被誉为英国职业史学的黄金时代，史学成为稳固的学术工业，教职评聘急剧增加，《经济史评论》内容扩版，《过去与现在》挖掘了新的研究论题；不过，随着福利制度的调整和学生人数的锐减，英国史学陷入了某种困境：职业化进程放慢、学科碎片化加剧、史学社会致用及公共形象严重受损。[35]诚然，英国社会变迁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趋向，但本特利更希望构建一种阐释“辉格史学”向“现代主义史学”转型的叙事模式。由此，他认为英国史学现代性植根于宏大叙事的“劝说”（persuasion），渗入了辉格派和现代主义史家“诸多特质、性情禀赋、假说与激情的融合”[36]。
为了阐释英国史学的形态与模式，本特利借鉴了托马斯·库恩（T.Kuhn）的“范式转换”理论，认为英国史学职业的发展存在类似科学革命的结构，史学的不同阶段呈现为范式确立、反常、危机直至革命的情形。在库恩看来，处于危机的范式具有诸多潜在相互竞争的替代者，在转变期间，新旧范式在解决问题方面存在交集却不完全重叠，解谜的模式也存在差异；但“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37]本特利基于史学研究实践，指出新旧范式的转换过于激进，这种不可通约性难以解释辉格派史学向现代主义史学的转型。诚然，本特利将英国史学职业历程分为三阶段：浪漫主义与辉格时期（1815—1870）、科学与帝国阶段（1870—1914）和战争与现代主义阶段（1914—1945），各个阶段似有“范式转换”的特征；不过，他对库恩的理论仍持保留的态度。本特利认为“辉格传统并未终结，因为它们的部分元素在20世纪最后几年将浴火重生”[38]。其后，本特利将英国史学现代主义延伸到1970年，考察了英国战后社会政治变迁如何影响英国史学的发展，论述了剑桥学派与英国左派史家之间关于社会政治史的争论，评述了各派对社会转型要素的不同理解。此外，本特利还分析了撒切尔时代民族主义史学与国家认同危机等论题，“确定性的追求”的争议引发了史学观念的变革，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冲击了传统史学范式；故他建议英国史家宜面向公众，注重方法论反思。[39]譬如，1964年，莱斯特大学创立了地方史研究中心，《地方史学家》期刊随之诞生，政府出资刊印文献书籍，垄断组织也设立基金撰述历史。[40]由此，拉蒂斯（J.A.Raftis）称地方史崛起为“英国史学去中心化”现象。[41]随着解构思潮的深入，英国史学的研究重点、目标和方法出现了新变化，本特利绘制了一幅简单的图景，“1960年大部分现代主义元素在英国史学中仍占据着主导，1970年它们遭到挑战，而到1980年我们不再以正在思考的方式来支持现代主义的事业，某些事情已经改变甚至完全改变，没有什么事情比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更显得陈腐不堪，而且往往毫无意义，它没法同样或同等程度上影响所有的现代主义者”[42]。颇具兴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史学显示出新景象，史家正在争议四组论题，即“语言与后结构主义”“文本性与叙事”“妇女史的女权主义解读”以及“新文化史”。(www.xing528.com)
不过，后现代处境下的史学却存在某种撕裂：一方面职业史家纵然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但他们却恪守传统的治史理念与方法；另一方面新史家疲于应付史论战场，现代主义史学基础仍坚不可摧，终因过激的理论逻辑而背离了初衷。故本特利指出，“历史写作的传统模式仍在继续，即便学术圈外进行了缓慢变革，但怀揣现代主义乌托邦梦想的圈内人却极少赞同这些趋势”[43]。后现代处境下英国史学引发了詹京斯的理论反思，“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fate）”，“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并没有为我们的信仰或行动的本体论、认识论，或伦理学之立场，提供任何合法性，以俾能超越终极自我参照（修辞的）交谈之处境”[44]。詹京斯的言论尽管恳切，但并未说服本特利，后者亦没像帕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那般欣然拥抱后现代主义观念[45]，而是持审慎批评的立场并坚信后现代主义未能成功替换现代主义，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私密化且不受欢迎的观念”[46]。他认为“只要史家为抗拒理论问题感到特有的自信，现代主义观念的实用性仍将保持其十足吸引力，修正的现代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兴盛不竭”[47]。显然，本特利与詹京斯之间的分歧立场诠释了二战后英国史学发展的状况。
在英国现代史学起源问题上，本特利并不像约翰·沃伦（John Warren）那般过分强调德国历史主义的域外影响。后者认为1840至1950年的英国史学主要遵循了兰克传统，并构建了从阿克顿、斯塔布斯（W.Stubbs）到纳米尔（L.Namier）、巴特菲尔德的谱系。沃伦指出兰克传统成了英国治史的神圣律条或史学道统，“被视为一种正确且职业化的历史书写范式”、“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兰克传统被当作一种抗击来自方法论与认识论侵蚀史学的利器”[48]。事实上，本特利并不否认兰克对早期辉格派史家的影响，譬如斯塔布斯、弗里曼（E.Freeman）、盖登纳（S.R.Gardiner）、弗鲁德（J.A.Froude）、西利（J.R.Seeley）等人自许为“浪漫辉格派的批判者而非信徒”、强调学术源于“德国而非他们本国”[49]，甚至赞誉兰克为“方法论之父”、是“现代最具自我意识的历史书写者”；不过，兰克的治史主张却遭人误解且忽视了与“浪漫主义史学”的亲缘关系。[50]质言之，本特利在此想挖掘英国本土浪漫主义史学的贡献，重申麦考莱、卡莱尔的传统叙事史。兰克传统的影响虽在，但英国史学却“走出了自己的路”，“辉格派”的历史叙事作品则是例证。除了褒奖本土史学之外，本特利也关注辉格派史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强调期刊、学派、档案文献、治史方法、课程设置等要素。由此，他高度评价了波拉德（A.Pollard）创立的历史研究新标准和历史研究协会，褒奖图特（T.F.Tout）创建的曼彻斯特学派，并强调后者对辉格派史学的改造之功。[51]
在本特利看来，18世纪的英国研究为辉格派史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并形成了以纳米尔与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两大学派：前者包括Romney Sedgwick 、Lucy Sutherland、Ian Christie、John Cannon、Jonathan Clark等；后者为Johan Elliott、John Pocock、 Frank O’Gorman等人。在理论与方法问题上，巴特菲尔德不满足事件的静态结构分析，而是偏好叙述跨时段的发展与变迁的故事，反思了史家如何看待文献档案及其局限性的问题。就历史观而言，巴特菲尔构建了历史、科学与圣灵三维史观，坚持从“技术史”向伦理“价值论”转变。[52]纳米尔则认为英国政治国家的研究是“非欧几里得几何系统”思想的运用，史家分析资料时，概念或行话能提供“想象的上层建筑”，直线叙事则易造成误解，这也要求议会政治的研究者“对观念和心灵习惯做出基础性调整”；“在揭示重大差异方面，概括性解释或许为人理解，但不可能被完全接受。在有把握说出或确信理解它的语言之前，史家不得不将自身沉浸在某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53]。由此，纳米尔在分析政治结构时非常重视书信、日记、账册等文献资料，大量图表、数据、传记被用来处理政治问题。不过，他们或多或少亦卷入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史争议抑或史家任务的言论回应了本特利如下结论：18世纪英国研究充当了一种政治教育的方式，旨在塑造国家认同和史家应具备何种品格及应有的素养。[54]本特利尽管遵循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史学社会化的理论，并力求捍卫和重塑历史学职业伦理规范；不过，威廉·斯塔弗德则批评了本特利忽略经济史、未讨论农业、工业革命及生活标准等论题，也较少关注英国“历史工作坊”运动，甚少涉及“自下而上”的现代史学，以及同印度、拉美地区相关的“庶民历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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