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忠[1]
美国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G.G.Iggers）指出，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现代化程度虽高，然史学职业化进程却颇为滞后，史学的科学身份难以获得史家群体的共识，[2]英国甚至被视为“毫无史学的地方”。这种悖谬现象部分归咎于英国史家“较少关注自身学科的过去”“对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存在文化抗拒”[3]。随着“档案革命”（archival revolution）的出现，大量官方记录与私人收藏文献得以公开，英国史家借此契机修正了部分传统的历史解释，亦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史的崛起则是明证。[4]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入侵史学领域，促使美国史家反思学科现代性问题。[5]在史学理论方面，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再次引发研究者的争议，旨在厘清实证主义传统及影响，并尝试构建英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谱系。[6]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艾伦·芒斯洛（Alun Munslow）则以后现代主义史学为主题撰述和编著了大量史论作品。[7]随着全球史的发展，史家丹尼尔·沃尔夫（Danierl Woolf）召集了一批史学史研究者，主持编纂了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8]，其中收录了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考察1815年以来英国史学发展的论文。此外，本特利还撰述了一部英国近百年（1870—1970）史学发展史的专著，述说了英国史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历程，意图找到某种主导的叙事模式，引起了学者的诸多讨论。[9]鉴于此，本文欲以本特利为考察对象，重点评析他对英国史学现代性、史学理论的反思，以及史学与政治实践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据此理解其历史叙事思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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