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视角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及挑战：小结与优化

“南方视角”的出现与发展充分反映了近期环境史研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取向，标志着长期以来世界史学界沉醉于探讨欧美历史经验的状态有所修正。“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是否已经成为或者能够发展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研究流派尚需观察，不过相当一批南半球环境史的研究者正在加速合作研究。因为它为亚非拉历史研究注入了环境维度的问题意识与分析路径，扩大了人们对多样化本土经验的认知。“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立足当下全球环境危机的现实，具有充分的研究合法性与必要性。它对殖民主义及民族国家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反思，尤其以环境要素的流动为线索将现代行政地理分割出的空间串联，有助于一种世界环境史的整体性叙事。

当然，“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国际学界进一步合作才有可能解决。

首先，“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还要思考如何将其与北半球的历史经验衔接和整合。在缺乏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矫枉过正的南方中心论未必更尊重史实。过分强调所谓传统生态思想与环境经验、过分强调外部因素对南方地区环境危机的影响，都可能走向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窠臼。由于环境史视角下的历史断代并不一定以某些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为分界点，如何将本地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与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联系，对于不可能完全摆脱属地性局限的环境史学家们始终是一种挑战。

其次，“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在研究材料与方法的选取上难度远大于传统的环境史研究。事实上，环境史从诞生伊始就强调跨学科意识与多样化材料的使用问题。这在研究南半球人类文明与环境互动问题中表现得格外紧迫。由于相当规模的土著文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因此物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考古学研究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可能成为历史学家必需的史料，而持续的田野考察也必不可少。

此外，由于南方国家语言纷杂，多种语言材料的使用也对未来研究工作构成巨大压力。毫无疑问，未来的环境史研究要求国际学术共同体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或可为这一努力提供新机遇。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

【注释】

[1]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2]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3]最近10余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通常能吸引600名以上的与会者，举办地包括加拿大，而影响次之的欧洲环境史学会通常举办双年会，每次与会人数也在600人左右。双方的主流学者通常都互相参加对方的会议。2009年，慕尼黑大学与德意志博物馆利用德国政府与欧盟的资金支持创办了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以高额科研资助邀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环境史学者前来客座研究，但绝大部分学者仍然来自欧美学界。

[4]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30页。

[5]具体介绍可参见《南开学报》2010年第1期的专题评介。

[6]三个主报告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研究所安德里亚·贾尔迪纳的《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与生态》；塞内加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历史系马马杜·法勒的《自然和历史：一种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的《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

[7]Richard Grov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1.p.261；格罗夫强调热带及南半球环境变化对西方殖民扩张时代环境意识的兴起有关键的影响，参见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Τοm Gri※th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ustralian Style”，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No.2，（April， 2015）， p.172.

[9]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呈现迅猛之势，中国环境史学家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比如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在2015年第三届东亚环境史学会（EAEH）双年会上当选为主席。此外，北京大学包茂红、首都师范大学陈浩等中国学者也开始对南方国家的环境史研究进展予以专门关注。

[10]Peter Calvert and Susan Calvert， The South ， the North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Printer， 1999.p.10.转引自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11]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2—85页。

[1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卷一，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27页。

[13]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cology and the Economy： What is Rational？”，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Vol.27， No.4， （Dec.，2004）， pp273—277；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环境危机成因的解释引起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被认为是通过一种跨学科方法将环境挑战与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正义研究联系起来的积极努力。2006年，包括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约翰·麦克尼尔在内的环境史学家齐聚瑞典，就世界体系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意义举行了专题讨论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参见Alf Hornborg， J.R.McNeill， Joan Martinez-Alier， eds.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World-System Histor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2007。

[14]贾森·摩尔：《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部环境史？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载夏明方主编：《新史学：历史生态学解释》卷六，2012年，第3—69页。

[15]Donald Worster，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nternationaliz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6， No.2， （Autumn， 1982）， pp.8—13.

[16]Donald Worster，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nternationaliz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6， No.2， （Autumn， 1982）， p.9.

[17]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有关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全球史意识的发展，可参见高国荣：《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8]两本书均有中文版问世，参见阿尔弗雷德·克洛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9]两书均已推出中文版，参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世界环境史》，赵长凤、王宁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

[20]John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McNeill， ed.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 Aldershot： Ashgate， 2001；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4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约翰·麦克尼尔编写的全球环境史论著主要包括：J.R.McNeill and Alan Roe， eds.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12； J.R.McNeill and Erin Mauldin Stewart， eds.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2]Elinor G.K.Melville， A Plague of Sheep：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Mark Carey： “Lat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urrent Trends，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4， No.2， （April， 2009）， p.222.

[24]马德哈夫·加吉尔、拉马钱德拉·古哈：《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滕海键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25]Mahesh Rangarajan and K.Sivaramakrishnan eds.， India’ s Environmental History：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Colonial Period， Ranikhet： Permanent Black， 2011； India’ s envi ronmental History： Colonialism， Modernity， and the Nation， Ranikhet： Permanent Black， 2012.

[26]William Beinart， Afric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frican Affairs， Vol.99， No.395，（April， 2000）， p.271.

[27]Τοm Gri※th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ustralian Style”，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No.2，（April， 2015）， p.168.

[28]包茂红：《环境史的起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最新的案例讨论可参见Mahesh Rangarajan， K.Sivaramakrishnan， eds.Shifting Ground： People， Mobility， and Animals in India’ s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9]Belinda Dodson， “Review on South Africa’ 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ses and Comparis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37， No.1 （Jan.，2004）， p.186.

[30]Mark Carey： “Lat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urrent Trends，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222.

[31]Johnson Okorafor Ndubuisi， “The Sahelian Drought and Migration of the Fulani’ s into Nigeria， 1970—2000”， unpulished paper.此文来自杜波依斯于2011年7月在德国慕尼黑参加的“环境变迁与移民”学术研讨会。

[32]Carl N.McDaniel and John M.Gowdy，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3]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可参见Ramachandra Guha， The Unquiet 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有关亚马孙雨林滥伐问题，最综合的评论可参见John O.Browder，“Deforest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30， No.3 （Sept.，1995）， pp.123—137。

[34]国内有关“庶民研究”最系统的介绍可参见刘健芝、许兆麟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局，2005年。

[35]Τοm Gri※ths，“Environmental History， Australian Style”，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No.2，（April， 2015）， p.171.

[36]Hau， ofa ，“Our Sea of Islands”， in Hau， ofa ， Vijay Naidu and Eric Waddell， eds.，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Suva： UPS Press， 1993.

[37]Libby Robin， “Histories for Changing Times： Entering the Anthropocene？”，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4， No.3， （Jan.， 2013），pp.329，340.

[38]Brett Bennett， “El Dorado of Forestry： the Eucalyptus in India， South Africa and Thailand， 1850—2000”，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55， No.18，（2010） p.27.

[39]Judith Carney and Haripriya Rangan， “Transoceanic Exchanges： Situating African Agenc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1， No.1， （Feb.， 2015）.

[40]Judith A.Carney， Black Rice： The African Origin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