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化

“南方视角”关注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议题是新兴民族国家建设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首先，许多新兴民族国家是根据原宗主国瓜分殖民地产生的边界而创立的，因此新国家可能打破原住民传统栖息的空间结构，也阻遏了传统生计的维持。如约翰逊·杜波依斯指出：尼日利亚等国建立后，以在中非及西非广袤地域游牧为生的富兰尼族人自由流动空间大幅减少。结果在1970年代的特大旱灾中，富兰尼族人因为无法越境迁徙到传统的牧区而蒙受重大损失。^[31]其次，南方地区的贫困污染困局固然具有外源性，可更大的问题在于新兴民族国家现代化同样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民族主义领袖和社会精英常常继承殖民者的发展逻辑和价值观，变本加厉地攫取自然资源。最极端的例子是瑙鲁的磷酸盐矿枯竭问题。在1968年独立之后，瑙鲁收回了受英国与澳大利亚操控达半个世纪的磷酸盐产业主权，但是新政府推行掠夺式的扩产出口，最终使得本来预计还可开采70年的磷酸盐资源在30年内损失殆尽。在80%的国土沦为矿坑后，瑙鲁生态已经遭到不可逆性破坏，社会秩序也濒临崩溃。^[32]类似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运动加剧生态环境破坏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是巴西与印度的热带森林砍伐问题激起了广泛的民间环保运动和学界关注。^[33]

显然，民族解放运动并不一定从思想上驱散了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生态价值观。对此，“南方视角”开始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开拓新的研究切入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这类研究一方面关注先前历史研究中通常没有话语权的下层群众的历史，即庶民的环境经验。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庶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对当地人来说行之有效的人地关系经验。在这类研究的提醒下，许多超越西方或欧洲经验的本土环境知识价值被重新发掘和评估，环境史研究也不再过度强调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分野，而是开始否思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的普世性。^[34]“庶民研究”对澳大利亚和南非环境史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如汤姆·格里菲斯就认为：通过对澳洲土著环境经验的发掘以及对现代澳大利亚环境改造活动的批判，可以探究人类文明在适应不同生存环境过程中多线化演进的问题。^[35](www.xing528.com)

在批判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事后，学者们开始尝试一种地区性环境史的叙事。这不只是因为许多环境问题超越国界线，更是因为看似相互隔绝的南方文明在历史上也存在有机联系。在殖民主义者带来行政地理边界概念前，环印度洋乃至南太平洋一直存在人口与物质的自由流通，而殖民者只是在有意无意中强化或重构了各地交流。^[36]对此莉碧·罗宾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理念，要求把南方的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分析：“北半球的科学家主导着‘人类世’世界历史的书写，然而他们继续忽视南方的独特的历史，尤其是南非与澳大利亚。”^[37]如新生代学者布莱特·博纳特所示，如果欧亚大陆或者北大西洋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考察单位，那么跨南太平洋和跨印度洋的历史同样值得发掘。在生态交换理论的启发下，博纳特通过澳大利亚、南非和泰国的案例考察了桉树在环印度洋地区扩散的问题：“作为澳洲品种最多、分布最广的特色树木，桉树可以满足各种工业用材需要，因此帝国主义者、拓殖者以及随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精英都积极引种桉树，建立种植园，从而导致了新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复制和扩散。”^[38]以桉树种植林的扩张为线索，博纳特指出南方生态环境变迁中不仅有衰败损耗的一面，更有重建更新的一面。更可贵的是，他利用环境史议题揭示了南半球不同社会交流网络构建的机制与过程，为“全球南方”理念的学术实践做出了示范。事实上，最新的非洲环境史研究也开始关注非洲人沿印度洋海上网络向东方移民的历史。朱迪斯·卡内指出：“这种视角超越了非洲人离散研究中的一种窠臼，即只关注‘非洲—大西洋’路径，以为所有的走出非洲的人口都是强迫移民，大而化之后，以为所有非洲人的离散都是‘奴隶’的离散。”^[39]她本人通过研究非洲大米在南半球的传播探讨了非洲生态景观的海外传播以及非洲历史上生物交流造成的国际性环境影响。^[40]由于近代史上欧洲殖民帝国通常本身就包含一种南北半球交流的网络，类似的研究完全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范围中，比如印度移民在斐济等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环境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