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明的具体历史进程不尽相同，但也分享共同的命运，其中最重大的就是其本土文明在近代遭遇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入侵，原生自然环境最终被改造为服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资源边疆。毫不意外的是，“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普遍把殖民主义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主义扩张议题置于核心地位。在对近代全球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学者通常以东西方的二分描述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然而从南北向的视野看，可以发现南半球文明遭受殖民主义冲击更为深重——它们通常彻底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罕有像中国和土耳其那样还能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本土文明，更没有出现类似日本那样能复制欧洲殖民逻辑的案例。因为南半球文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对更为孤立、传统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相应也较为低下。结果在面对殖民入侵时，土著文明及其赖以存续的本土生态体系尤为脆弱，变迁格外具有颠覆性。
鉴于这一史实，早期“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普遍用一种环境衰败叙事（Declensionist Narrative）来评价殖民主义的生态影响。比如拉丁美洲环境史的奠基之作《羊灾》就是讨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后推广牧羊业结果扭曲破坏既有生态与社会体系的问题。[22]而马克·凯瑞概括说：“自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兴起以来就形成了三个基本的研究领域：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针对前述议题的资源保护活动……拉丁美洲历史上许多悲剧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然而相似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很突出，比如印度与澳大利亚的殖民掠夺问题以及非洲艰苛的土地与气候灾难问题。”[23]印度曾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其环境史同样自兴起就特别热衷殖民主义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如印度环境史的经典作品《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一书就认为殖民主义构成了印度历史上的一个生态分水岭：“（殖民统治开始后）因为生存性资源利用的商业化程度的提高、社群合法地位的废止以及对资源开采限制的取消——所有这些都被为了绝大多数印度人口的历史和传统，而英国是要对这部分人口实施他们的统治的……西方资本主义首先通过贸易继而通过殖民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生态，在其不断地强劲扩张中，其他地区的生态系统被扰乱。这种干涉不仅在事实上重塑了他们所侵入的栖息地的社会、生态和人口特征，而且也确保了随之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有益于欧洲。”[24]至2011年出版的两卷本《印度环境史》仍是以殖民时代作为编撰的分界点。[25]非洲环境史研究对殖民主义问题也持有类似的强烈批判态度。其中威廉·贝纳特的评述颇具代表性：“近年来非洲环境史中许多有内在联系的分析都非常努力去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这些路径开始假设一种新的范式，并且已经成功地颠覆了殖民史研究的窠臼，即褒扬西方知识并为非洲人肆意浪费环境资源而痛心疾首。”[26](www.xing528.com)
环境史研究拓展了人们对殖民主义罪恶的认识，补充了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破坏性使命论断的内涵。然而，一味强调殖民主义生态恶果的研究并不足以涵盖南方人类文明与环境互动的全部历史，而且还湮灭了南方本土文明的历史能动性。因为，殖民者可能拥有更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本身依然会被当地环境所塑造。不仅如此，本土文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具有顽强的历史延续性，并非殖民者可以轻易打断。比如汤姆·格里菲斯就认为：“澳大利亚环境史……是一种殖民者文化缓慢适应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态以及一种富含内涵的土著地域的结果。……作为一种现代殖民者社会的历史，包含着有一种源远流长、矍铄强大的本土历史，我们继承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我们栖息在一个被想象成民族国家的岛屿大陆上。”[27]而在印度，对殖民者到来之前本土社会一片生态和谐的浪漫化想象遭到了深刻批判。“殖民主义确实在印度环境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它并未使之与前殖民时期完全断裂，其中的连续性依然存在；传统和现代的资源利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和谐或不和谐，其内容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28]柏林达·奥德森则在评论南非环境史研究时提醒道：“对于非洲人民自身的环境知识与实践的研究、对于现实中自然环境及环境变迁的具体的科学理解应该予以加强。”[29]无独有偶，马克·凯瑞认为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未来最大的任务并不是再一味谴责殖民主义的负面伤害，而是理解其中自然环境本身的历史能动性，关注种族、宗教、性别、文化以及科学在社会与环境互动中的作用与嬗变。[30]显然，“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深入推动了学界对殖民主义历史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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