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环境史研究第一重镇，美国学界的自我反思也激励着“南方视角”的兴起。不过他们更多是为了推进一种全球维度的环境史研究而重视南方经验。1970年代末，在全球史研究范式兴起的氛围下，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开始对美国经验的时空局限性有所警醒，主动批判自己树立并推广的许多概念和范式。1982年，唐纳德·沃斯特率先明确提出环境史研究需要一种后民族主义的综合叙事（post-nationalist synthesis）。对美国学者来说，就是要警惕美国经验及问题意识的普世性，不要想当然使用美国的“方言”（vernacular）来书写世界历史。[15]他指出：“环境史并非全然是美国的发明；它也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别的国家，很多时候那些研究比我们自己的努力出现得还早。”[16]他对比分析了英国、法国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进展，认为其各自都有国际化的潜质和表现。尤其是当时法国的环境史研究已经表现出鲜明的全球视野，这与其历史上的海外殖民统治及帝国主义抱负密切相关。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则见证了美国如何向海外输出自然环境专业化管理模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尽管沃斯特问题意识仍然只是针对西方经验，且他所说的环境史国际化本质上是期待美国学者能更多跳出本国范围看问题，但他提示关照亚非拉世界经验对环境史研究意义重大。他当时供职的夏威夷大学历史学系后来推出的《新全球史》系列教科书中，亚非拉地区人类文明与环境互动的细节多有体现。[17]
除沃斯特之外，还有三位学者持续推动了对南方经验的重视。首当其冲的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他提出并阐释了世界历史中的“生态交换”问题。他认为自古以来各种自然环境要素参与了人类文明的跨区域交流，这种生态交换很多时候并非人类有意为之，但也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他特别指出，哥伦布大航海所开启的欧洲海外扩张不仅具有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更促成了包括疾病、杂草和牲畜在内的欧洲生态体系的输出与复制。殖民者的生态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征服地球温带地区的过程中，因为欧洲生态体系孕育于相同的气候带。[18]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唐纳德·休斯，他在一系列全球环境史专著和教科书中归纳了非洲、拉丁美洲、澳洲及东亚文明的环境史问题。他重视非西方的古代生态环境思想，也分析了亚非拉地区现代资源开发及环境治理缺陷导致的环境问题。在休斯看来，欧美世界之外的传统生态观和环境经验具有独到的价值，也是现代全球环境思想的重要源泉。[19]在新生代的学者中，约翰·麦克尼尔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擅长将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特定国际地理区域的环境史，涉猎的重点包括地中海地区、太平洋盆地以及加勒比海地区。[20]比如他以巴拿马运河修建过程中的黄热病治疗问题为案例，深刻探讨了大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扩张与当地生态环境改造间的关系。麦克尼尔的研究实践了以自然地理和生态要素为单元而不只是根据行政地理单元撰写世界环境史的理念，颇具突破性。[21]总体来说到20世纪末，相当一批美国环境史学者已能够主动摆脱对本国历史的迷思，破除以北大西洋世界为中心的历史叙事。(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