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矛盾与南方问题意识：左翼环境史理论的方向

环境史研究“南方视角”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这与当时全球环境问题治理中的南北矛盾有关。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全球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达国家强调全球环境的生态共同性和整体联系性，坚持各国都应为环境问题的恶化负责，因此要节制发展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末日论、增长的极限、人口爆炸、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问题主要是学术性的，他们自己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临贫困、饥饿、疾病和生存的压力”^[10]。此外，印度等国不仅强调发达国家要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承担大部分历史责任，同时也批判西方殖民主义是南方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仅导致了国际上财富分配南北失衡，更导致南方国家生态环境损失格外巨大：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全球木材贸易与发展中国家森林滥伐、野生动物贸易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有毒化学品国际扩散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南方转移。由于国际贸易中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南方为了弥补单价低廉且下降的趋势，往往增加初级产品出口量，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压榨。至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前后，南北分歧有更深入的发展。如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代表仍然强调环保的主权原则，以此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借环保议题压制和操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能力。而深受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新兴环境问题挑战的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同时进行环保技术与资金援助。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一边在涉及全球资源开发与分配的领域要求所谓的全球责任，另一方面在环保与资金援助上却极尽吝啬，引起了巨大的争议。^[11]

面对南方的困境，左翼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世界体系理论关切甚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度绿化要求。在沃勒斯坦看来，自然环境本身值得史学研究高度重视。就近代早期世界的变局来说，物质环境因素的作用“应该加以分析，对它们在形成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给予相应的重视。……加入物质环境的变量并没有推翻我们原来的分析，反而丰富了我们的分析，因为它又加上一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对未来的世界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局势。”^[12]与一般环境史家不同，沃勒斯坦不仅认为环境因素深刻塑造世界历史，而且南方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源自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地区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剥削和宰制，在生态环境上也沦为牺牲品。“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环境问题会影响所有人，但每个人承受的代价是不同的，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核心地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无情榨取边缘地区的原材料，绝不顾及自然资源的再生，绝不顾及废弃物的妥善处置……将成本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cost）意味着原料出口国通常还得承受发达国家消费导致的废物，包括碳排放问题。”^[13]所以纵观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就可发现，贫困污染现象不仅仅是发展本身导致的，更是其受外部结构宰制的结果。(www.xing528.com)

在沃勒斯坦的启发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贾森·摩尔旗帜鲜明地用一种生态环境视角揭示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本质与影响，进而理解南方困境的历史渊源。他认为气候变迁、黑死病等生态危机加剧了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流行，更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不仅激励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向全球扩散，也把单一种植等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欧洲生产模式散播到海外殖民地。摩尔以全球热带地区蔗糖业的扩散以及秘鲁银矿产业的案例论证道：“白银和蔗糖通过许多种方式让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的兴起成为可能，（同时）也巩固了巨额资本积累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地区性的环境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扩张，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的退化和相对枯竭总是伴随着为寻找新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全球化扩张浪潮周期，从而形成了更新的全球性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的循环。”^[14]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兴起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具有要求无限积累和牟利的资本主义特性，从而对自然资源产生无限的攫取要求，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又必然会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保证核心区域的垄断地位。所以，环境问题的南北矛盾不是现代才有的，从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扩张的开端时代就已埋下。应该说，左翼理论奠定了“南方视角”的合法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