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作为一种史学专门分支的环境史研究萌生于1960年代的美国。[2]数十年来，美国环境史学界保持了首屈一指的国际影响力。比如美国环境史学会（ASEH）年会通常是大型国际会议，甚至在境外举办。至晚从1980年代以来，欧洲尤其是西北欧也涌现了许多环境史学者，他们与美国学界构成了一个活跃的跨北大西洋（Trans-North Atlantic）学术圈。[3]应该说，欧美学术共同体掌握了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话语权，也极大促进了环境史学科地位的上升。比如2000年在挪威举行的第十九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有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讨论被安排在专题或圆桌讨论一级；但到2005年第二十届大会时，“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已经成为大会的三大主旨发言之一。当历史研究越来越多“从民族—国家为单位转到以文明、区域为单位，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4]反之，环境史研究也进一步动摇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世界史叙事基本单元的地位，最终也开始削弱欧美学界的话语霸权。2009年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在丹麦成功举办，汇聚了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地区环境史研究力量，提出了许多聚焦亚非拉地区环境史的议题。[5]2015年在济南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三个主旨报告均为环境史研究，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个案分析都试图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线，彰显各自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本土经验之价值。[6]
的确，在环境史研究全球化的趋势下，关注北大西洋世界以外地区经验的研究已不可小觑。为此，本文试图以“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来予以概括分析，这不仅符合环境史研究的特性，也可揭示亚非拉地区环境史研究的共性。因为环境史不同于只关注人类社会内部历史演变的传统史学研究，它特别重视自然界本身的特点及其历史能动性，而现代学界惯用的以东西向度划分全球文明史的基本标准未必符合全球生态环境的分布特征。许多环境史学家都意识到南半球许多地区拥有类似但罕见于北半球的自然景观，因此指出环境史研究中的南北分野同样重要。比如英国学者理查德·格罗夫在20世纪末就明确提出了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南方计划”。他反对北半球学界对环境史定义的共识，提出环境史源自17和18世纪欧洲殖民者及博物学家对南半球热带环境变迁的感知。[7]澳洲学者汤姆·格里菲斯也强调不能简单用北半球的经验代表环境史研究的一般认知：“当欧洲人和北美人关注文化起源时，他们通常试图告诉你人类及其文明诞生于全新纪……他们认为‘文明’是一个让人联想到农业的词汇，现代人类文明的地平线大概出现在5万年前。但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环境史的经验却始于3万年前在干冷沙漠中心谋生的人们。他们在面对明显的海平面上升和气温变化挑战时维持着自己的人类文明。”[8]不仅如此，北大西洋世界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亦是世界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南方”，其历史命运多有共通之处。特别是南半球的文明往往拥有悠久但缺乏文字记载的土著历史，近代社会又为殖民主义所深深塑造，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挑战。这些共同特征都决定了“南方视角”的环境史存在一些值得归纳的问题意识。(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所谓的南方泛指地理上的南半球，但核心是亚非拉地区。本文试图初步揭示“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如何反映又反哺了全球环境史的多元化叙事。[9]需要注意的是，“南方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并不一定由南方地区的学者所完成，它包括基于该区域议题的所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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