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史学实践的契合

虽然与同样留德归来的傅斯年、姚从吾等人相比，张贵永并不被后人所重视，有关张贵永的论述也多散见于一些回忆性文章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张贵永本人在民国学界并非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人物，他也曾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多年，与傅斯年、姚从吾、朱希祖等人私交甚密。由于他的交友圈和史学实践，许多学者将其归入史料学派，那么作为留德专攻德国史的张贵永，他的史学实践与历史主义有何种关联，这种关联又体现了德意志史学的何种特征？

若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或许我们应从民国时期历史学专业化这一背景中去分析。民国时期史学专业化的学术争论往往不仅是方法之争，更是规范之争，北京大学史学系代表史学科学化的主流，无论傅斯年的史料学派还是朱希祖的“史学社会科学化”都强调历史学的科学层面。这一现象从《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的内容变化中便可窥见一二。在1923年课程指导书中明确提出“历史哲学，尤为重要，现在正拟画添设”，但之后并未添设该课程，次年删去了这句话。^[31]朱希祖离任后，1931年史学系发布新的课程指导书，结构和内容发生巨变，主旨变为强调史料批判^[32]，并由黎东方教授“历史研究法”，次年，傅斯年开设“史学方法导论”，1934年姚从吾回国后，开始教授“历史研究法”。无论黎还是傅与姚，他们均将史料批判作为授课主要内容，忽视历史哲学层面。^[33]反观中央大学情况则不同，中央大学继承学衡派新人文主义传统，早在1930年便已开设“历史哲学课程”，并将特勒尔奇、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及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相关著作列为参考书^[34]，由此可见其人文主义传统。但南北之分并非泾渭分明，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学术权力中心转移，双方利用权力互相渗透，希望借机打入对方内部。尤其自罗家伦任中大校长后，“北将入南营”成为常态。张贵永受聘于中央大学也与罗家伦的努力密切相关。从这点看，张贵永虽身处中央大学，但属于北派学人。1949年后，张贵永去了台湾大学而非台湾师范大学，这可能是一相关例证。^[35]但若我们考察张贵永的交往圈，便可发现张贵永不仅与胡适、姚从吾等北派学人交好，而且与张其昀、郭廷以等南派学人亦保持良好关系，并在两人主持的机构中均有任职。因此陈弱水曾评价道，张贵永在台大诸教授中南派色彩最为浓厚，并认为张之所以与南派交好，只是基于机构背景、人际关系或文化意识的因素，与学术观点无关。^[36]诚然，若我们关注张贵永在台湾的史学实践，将其归为史料派，未尝不可。但是若我们将视野挪至民国时期他对于历史主义的认识，则会看到另一面向。张贵永的史学实践与他的历史主义观，看似存在矛盾，但两者却具有一致性，而这种内部一致性正是近代德国史学的特征。(www.xing528.com)

虽然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约翰·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路德维希·施洛策尔（Ludwig Schlözer）为代表开启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如在哥廷根大学成立了历史学教席。但他们的研究仍延续启蒙史学，在资料搜集、批判、阐释方面存在一些不足。^[37]直到19世纪中叶，在兰克的推动下，德国完成现代史学的职业化^[38]，形成以重视档案史料、民族国家为单位书写历史、以政治史为主等特征的德国现代史学。兰克虽然强调“中立”（unparteiisch）强调“如史直书”，但并非没有立场。他主张史家应该将史料相勾连（Zusammenhang）构成一种历史叙述，通过叙述表达史家观点，在兰克那里，这一叙述的主线便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39]兰克反对用普遍规律化约历史，强调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价值，但是他却仍保有一种“世界历史”的理念，以期通过许多个案研究能对人类历史做出理解。虽然到了兰克后人那里，兰克的“中立”立场被片面扩大化，他们过分强调客观治史，以研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为主，出现了单一、狭隘的偏向，但是通过历史书写民族、塑造民族精神却成为当时的主题，这也成为“历史主义史学”的一大特征。如张贵永的导师昂科虽主张绝对的客观中立，但却也认为历史应该展现民族情感，从人类历史整体性上去理解民族。^[40]张贵永深受德国史学熏陶，不仅习得德国史料批判的方法，而且深谙其背后的历史观。如他曾为纪念傅斯年写有《兰克的著作与生平》一文，其中提到“兰克不仅在外表且在内心行动丝毫不离路德教义，从精神史的立场来说，他的著作都可以由此得到阐明。”^[41]在该文中，张贵永指出，方法容易学习，但可贵的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42]而在他的著作中，则很好地表现出史学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具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如他的博士论文所关注的并非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这种大人物，而是一个并不为时人关注的小人物荷尔斯坦因^[43]，他通过荷尔斯坦因的大量书信、档案为读者还原了一个鲜活的个体，但他并不局限于为其立传，而是采用了一种个体性与演进相结合的理解、诠释的方法，在研究荷尔斯坦因时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但并未忽视荷尔斯坦因个人性格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而后的外交史著述也多是关注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并非像傅斯年那样完全反对史观、反对疏通，而这些正是历史主义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