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永引介德意志历史主义的优化

近代以降，许多知识分子出于救国、谋生等多种考量奔赴东洋、西洋。德国作为学术重心，拥有多所一流高等学府，吸引莘莘学子前来。在历史学领域，如傅斯年、姚从吾、陈寅恪等人学成归国后，对近代中国的史学转型起到重要作用。张贵永便是其中一员，他曾求学德国，在此接受系统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德国当时的史学思潮如何影响张贵永对“历史主义”的认识，他又如何去译介历史主义？若回答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可从张贵永的留德经历入手展开分析。

张贵永，字致远，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0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早年在清华求学时，服膺于德国历史学派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受此影响决心到德国研究史学，后负笈留德。^[12]但张贵永第一学期并未能正式注册，而是以旁听生身份在柏林大学学习，而后正式注册为柏林大学学生，并曾一学期在海德堡大学学习。^[13]留德期间，他师从赫尔曼·昂科（Hermann Oncken）^[14]学习外交史，研究弗里德利希·冯·荷尔斯坦因（Friedrich v.Holstein）的外交政策，并得到昂科等教授的一致好评，在给张贵永的论文评语中，昂科丝毫不吝溢美之词，认为张贵永深谙德国文化传统，极具天赋。论文选题虽具挑战性，但仍能出色完成，并获学界高度认可。^[15]因此无论博士口试还是论文，张贵永都取得优异成绩。凭借该论文，张贵永于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6]当时德国史学界受兰克学派影响，奉行“外交优先论”原则（Primat der auswärtigen Politik），强调使用原始档案，关注大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政治史、外交史在当时是两门显学。但张贵永在研究外交史之余，对思想史亦存有很大兴趣，在博士考试时，他申请进行以历史为主专业，哲学和英语语言文学研究（Anglistik）为副修专业的考试。^[17]他自己也曾回忆到，阅读过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的《大同主义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今译为《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西洋近代史上的国家利益说》（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今译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等著作。^[18]这些都为他译介历史主义奠定了基础。

1936年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19]出版后，曾将此书寄赠给张贵永。回国后他便在《学灯》《中德学志》等杂志上撰文引介历史主义。若我们从张贵永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与梅尼克如出一辙。因此曾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何尔宓（H.Helbig）在追悼张贵永的悼词中曾这样评价：“他的早期有关《历史主义的本质》《赫德的历史哲学》，和《哥德与历史》等著作仍然带着他在德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思想色彩。”^[20]在他早期几篇文章中，我们可看到他勾勒出一条从莱布尼茨、沙夫兹伯里、维柯、阿诺尔德到歌德的历史主义发展谱系。在他看来，“对歌德历史观曾发生过影响的精神力量，我们如举其荦荦大者，有圣经、荷马、莎士比亚，同世纪的则为莱布尼茨（Leibniz）谢甫次伯莱（Shaftsbury）、伏尔泰、卢梭、哈曼（Hamman）、赫尔德与莫赛。”^[21]他的看法是，歌德将莫赛与赫尔德的历史见解大规模运用，并且有意识地将其运用于世间万物，因为歌德认为“一切生命须在其原始形态与变态中完成，历史亦得依据这一定律”。历史主义由此在歌德那里正式成型。

梅尼克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山脊踏勘法”（Gratwanderung），即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专题研究，以阐明特定观念的历史。张贵永的论著也多是从单一人物出发，论述特定观念的历史。张贵永认为，历史主义存在超越时间维度的永恒的概念，即“个性化”与“演进”，并以此来评价所述思想家的思想是否是历史主义。由此可见，张贵永对历史主义的评判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视角，这种评判方式深受梅尼克影响。伊格尔斯评价梅尼克的研究路径，是将历史主义视为绝对规范，认为从莱布尼茨到歌德存在线性发展，前者都被化约为歌德的个体观念得到实现的台阶。^[22]张贵永亦是如此，而他研究历史主义的路径，与其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张贵永将“个性化”与“演进思想”视为历史主义的要素。他指出历史主义核心是对历史做个性化的观察，代替普遍化^[23]，但张贵永并非单纯强调个体性，而是注重个性化与普遍规律的结合：“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此后摒弃对于人生普遍定律的追求，而是在意义上一定要和个性融洽，这是所唤醒的一种新意义。这也并不是说，人的个性以及由此所创造的社会与文化的形成，直到那时不曾受人注意过。”^[24]张贵永所提及的“人生普遍定律”应为“理性主义或自然法”，亦即他所多次提到的“天权思想”。而历史主义的另一核心为“演进思想”，在张贵永看来，“演进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完善思想（Perfectionsgedanken）和进步思想（Fortschrittsgedanken）有所区别。^[25]这种演进思想既反对启蒙史学的断裂性思维，也反对目的论式发展。

作为“历史主义”核心，亦是“历史主义”标准，“个性化”与“演进思想”是统一的。“演进与个性化的思想方式直接属于一起，个性的本质只能由于演进才能启发。”^[26]他采用回溯视角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家。虽然多次批判目的论，但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判定不啻为一种目的论。他用“个性化”与“演进”作为检验的标准，将莱布尼茨、维柯、孟德斯鸠、莫泽尔、赫尔德、歌德都纳入历史主义思想谱系中，认为在这些思想家中个性化与演进的发展程度不同。从维柯、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只能看出“个性化”与“演进”的潜滋暗长，而到了赫尔德、歌德的思想中，“个性化”与“演进”才得以蓬勃发展，直至歌德历史主义达到高潮。^[27]

张贵永将“历史主义”介绍到中国，一方面吸收了梅尼克对历史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旁观者，对历史主义重新进行阐释。张贵永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文，基本采纳梅尼克的研究路径，但在翻译中却运用中国本土资源解释历史主义。近代以来西潮涌入，夷夏观念被打破，面对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空前危机，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西化。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开始思索自身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他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与西方共通之处。这种心态影响了许多学者对西方知识的认识。王国维曾在《论性》中用张载的人性论比附黑格尔的辩证法^[28]，便是这一心态的表现。受此心态影响，张贵永文中也多次表现出这种东西互通。如他屡次用“大同主义”指称“Weltbürgertum”。“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后因《礼记·礼运》广为人知，表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理想形态。而Weltbürgertum^[29]一词则是将世界看为单一共同体，所有人皆为其中的平等成员。在近代，Weltbürgertum（cosmopolitan）多译为“世界主义”^[30]，然而张贵永却未采用这一译法，而用“大同主义”来对译。在分析赫尔德与歌德的思想演变时，张贵永提到二者期求自然中的上帝精神，表现了“天地与我终始，万物与我化一”，而这句话正是化用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作为一篇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的文章，化用《齐物论》，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张贵永“东西互通”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