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蒙森的回击，未能得到路德维希的进一步应答。为时三年的历史传记之争，在经历了两轮笔战后，似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落下帷幕。其实不然。
在接下去的数十年间，路德维希连同他所自豪的“新史学”不断走下坡路。伴随1929年末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路德维希的大部分读者群迅速流失，他的新传记《林肯》及其自传不但未能延续销售奇迹，反而连累出版社亏损倒闭。不久，当右翼出版社兼并《福斯报》后，路德维希进一步失去了发表政论的舞台。[82]1932年，灰心丧气的路德维希在纳粹夺权前夕，宣布入籍瑞士。次年5月10日，其著作毫无意外地被列入“焚书”对象，纳粹官员指责他的传记“误解我们的历史，轻视我们历史中的伟大人物”[83]。此后逃往美国的路德维希虽然成为罗斯福的德国政策顾问，并继续从事历史书写[84]，但他在德国的声望却一落千丈。二战后，当路德维希回国时，同胞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他保持距离。[85]他的著作大部分不再被翻印，唯一的全集是在西班牙出版的。当1975年《明镜》周刊（Der Spiegel）发布传记作品排行榜时，居然已找不到路德维希的身影。[86]
与此相反，专业历史学家围攻“历史通俗文学”的努力显得更为成功。1931年，《大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Der große Brockhaus）增加了“历史通俗文学”这一词条，以此指代“历史传记”，且如此写道：“它不要求严格的学术特征，其影响主要在于运用艺术性的手段和精神方面的描述，时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或政治世界观倾向……在德国，世界大战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通俗文学和历史专业学术之间便形成了尖锐的对抗。” 它在参考文献上还列举了《历史杂志》特刊与威廉·蒙森的反击论文。[87]类似表述一直保持到1979年版。[88]在20世纪80年代前，路德维希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有关魏玛文化史的重要著作中。即便有所讨论，作者们大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作品对读者产生了负面影响，“是法西斯主义的前兆”[89]。
当然，路德维希并没有被完全忘却。1950年，路德维希的对手之一威廉·蒙森在回溯俾斯麦的形象演变时，曾以无奈的口吻写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俾斯麦形象根本上不是由学术界来确立的，而是由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从老普鲁士将军到左翼激进文学家都能吸引到读者的作家所确立的。我们无法成功地应对他的观点。他把流传下来的观点逼到了守势。”[90]在这里，路德维希继续被视作历史研究者的敌人，但其历史书写的能力却已经受到了认可。
在以往讨论中，政治因素总是被视作上述发展曲线的主要动力，如贝格尔（Stefan Berger）所言，“路德维希个案再次向人们表明，‘专业的’和‘大众的’（历史学）之间还在政治上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91]。的确，倘若路德维希不是共和派，他就不会在魏玛时期如此受到攻击和排斥。然而，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在二战后仍然不能接受路德维希呢？事实上，在政治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学术发展惯性。换言之，舒斯勒等人的历史主义观念并未伴随战争终结而烟消云散。相反，大部分成长于魏玛时期的专业史学家都在战后保住了自己的教席，在德国和奥地利110个历史学专业教职占有者当中，只有20人受到了非纳粹化措施的制裁。[92]另一方面，招聘流亡科学家返回德国的举措，在历史学界也没产生多大效果。没有一位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从大学和德国被驱赶出去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历史学家最终返回德国。只有一些受种族主义迫害的保守派历史学家，如汉斯·赫茨菲尔德（Hans Herzfeld）、汉斯·罗特菲尔斯（Hans Rothfels）、汉斯—约阿希姆·肖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等人返回了德国。[93]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处于危机中的“历史主义”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是德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范式。
“费舍尔之争”一般被视为德国历史学启动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身为职业历史学家的费舍尔（Fritz Fischer）通过传统的研究路径（外交文献解读），得出了不同于其他同行的结论（德国才是一战爆发的罪魁祸首）[94]。该事件造成的政治冲击力，连同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研究浪潮，最终汇聚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95]。
在新范式的观察下，路德维希及其历史传记一方面得到了新的认识。1965年，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学生盖斯（Imanuel Geiss）促成了路德维希的《威廉二世》再版，并在再版导言中称之为“该主题最好、可读性最强的著作”，因为它“扫除了最根深蒂固的君主主义传统”[96]。很明显，编者不仅认可了路德维希的历史书写能力，还肯定了他的历史研究价值。
另一方面，当历史社会科学着力批判与反思历史主义观念在纳粹兴起中的责任时，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传统纠葛关系也被赋予了新的品质。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在他的“学科矩阵”理论中指出，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拥有着“三位一体”的矩阵结构，即任何一种史学范式都包含着“政治”“认知”和“审美”三种维度。政治维度指的是集体认同策略；认知维度指的是历史知识生产策略；审美维度指的是历史表达的诗学与修辞策略。这三种维度的每一次组合，都会构成一种特别的“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97]在人文主义—修辞式的史学观念中，审美维度高于其他两种维度，因而历史书写的功能得到了凸显；而在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念中，认知维度与政治维度压制了审美维度，以至于历史研究及其背后的政治取向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但到历史社会科学的史学观念中，三种维度之间的平衡格局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吕森强调，维度平衡的“历史文化”才是一种“好的”历史文化。[98]由此，这场历史传记之争可被进一步界定为两种“历史文化”之间的竞争，但它最终被归之于二战前“病态”德国文化的一种表现。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研究的结论指向，如魏玛史专家科尔伯（Eberhard Kolb）将之称作“魏玛共和国时期历史编纂学的一次危机特征”[99]； 迈德（Christopher Meid）指出这是“魏玛意识形态分裂的一个典型特征”[100]。
当然，这场公共历史争议的史学释读或许还能延伸得更长，超越魏玛文化史的范畴，直面后现代史学的一些认识。丹托（Arthur C.Danto）曾说，“针对‘历史书写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什么都不是！”[101]在这些分析历史哲学家看来，所有历史书写在本质上都受到了叙事结构的影响。而在这种“叙事性理论”（Narrativitätstheorie）中，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纠葛关系似乎突然被重置了，因为“叙事形式的认知功能……就是把一整套解释向外展示为……单一整体”[102]，由此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毫无关系——甚至如保加拿（Hans Michael Baumgartner）所言，作为讲述过程的历史书写在知识逻辑和研究实践上都不同于历史研究。[103]在此解释框架下，路德维希的“新史学”与专业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通俗文学”实际上是两列沿着不同轨道前行的火车，它们遵循着各有特点的研究规范及书写方式。争议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们都企图征服对方，尝试建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正统”秩序。而路德维希的败退及历史主义观念的最终谢幕，都表明非此即彼的传统观念无助于解开公共历史传播中的扭结。
正是在上述两层史学释读的基础上，这场发生在90年前的德国公共历史争议事件，拥有了当下化的潜质。特别是当中国也日益面对一个繁荣的公共历史文化市场，同时又不得不见证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争议时，这里解剖的个案至少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在重估历史书写的重要性及其与历史研究的平衡关系中，思考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如何积极应对史学成果普及化的时代要求？在当前愈演愈烈的“历史热”背后，弥漫着多种迷茫、游移、混乱的历史意识。全社会范围内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公共历史文化仍然是不清晰的，缺少对过去的清醒认知、对当下的准确判断以及对未来的激情期待。[104]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历史学家们与其置之不理或斥之荒谬，倒不如行动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重点谈及“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105]。由此推及，即便史学日益成为专业性极强的学科，但其成果决不能局限于小圈子中的问古之意，而应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当然，普及读物的历史书写也非易事，陈述结构、描写技巧与传播策略都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史学前辈苏双碧就曾总结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历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挖掘历史的精神’，而历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106]不管怎样，若能由此形成新一轮“大家小书”的风尚，应不失为历史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公共历史传播中的“路德维希现象”。正如前文所言，90年前的历史传记之争展示的是两种历史文化之间的抗衡，但其结果证明，“历史传记”既不能被捧为“新史学”，也不能被贬为“历史通俗文学”。它应被视作一种集聚着文学之美、政治教育之责的历史书写。尽管它在认知维度上存在着各种疏漏，但其受欢迎的事实，特别是抗衡“专业历史书写”的挑战姿态，却足以让专业历史学家们在指摘“常识错误”外，进一步思考这些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动因，如德国学者勋内曼（Bernd Schönemann）所建议的那样[107]，把历史产品生产的机构（大学还是商业公司）、写作者（专业还是业余研究者）、媒介（学术期刊还是公共平台）与受众（专业圈还是普罗大众）等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进而探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形成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从中发现应对与解决之策。
原刊《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注释】
[1]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同时代研究也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且主要关注这场争议的政治动因或影响，如Carl von Ossietzky， “ Die Historiker sind ernstlich böse”， in： Die Weltbuehne， XXIV.， Bd.2， 1928， S.877—879；Niels Hansen， Der Fall Emil Ludwig， Oldenburg： Gerhard Stalling， 1930；Siegfried Walter Fischer， “ Emil Ludwig – der Dichterhistoriker”， in： Radio Wien， 24.1.1931。左翼人士 Eckart Kehr是唯一一位评论该争议的专业史学家，但他虽然看到了该争议的史学影响力，却仍然把注意力投诸路德维希的“民主思维结构”如何“激怒了”专业学术圈。参见Eckart Kehr， “ Der neue Plutarch.Die‘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die Universität und die Demokratie”， in： ders，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Gesammelt Aufsätze zur preuß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 19.Und 20.Jahrhundert，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Hans-Ulrich Wehl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0， S.269—278。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没有出现过一篇讨论该争议的学术论文。70年代起，一些文学研究者在“语言学转向”的思潮中，把这场争议连同路德维希个人视作以文学作品来表达政治诉求的例证，如Michael Kienzle， “Biographie als Ritual am Fall Emil Ludwig”， in： Annamaria Rücktäschel / Hans Dieter Zimmermann （Hrsg.）， Trivialliteratur， München， 1976， S.230—248；Johanna Roden， “Stefan Zwig und Emil Ludwig”， in： Mar ion Sonnenfeld （Hrsg.）， Stefan Zweig.The World of Yesterdays Humanist Toda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S.237—245。这样的一种分析倾向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例如Christopher Meid就详细分析了路德维希在《威廉二世》（Wilhelm der Zweite）这本传记中所使用的语言结构和技巧，参见Christopher Meid， “Biographik als Provokation.Wilhelm der Zweite （1925） von Emil Ludwig”， in： Christian Klein & Falko Schnicke （Hrsg.）， Legitimationsmechanismen des Biographischen.Kontext-Akteure-Tech niken-Grenzen， Bern， u.s.w.： Peter Lang， 2016， S.223—244。
[3]美国史学家Franklin C.West得到了路德维希的大量档案材料后，发表了第一篇史学研究成果：“Success withοut Ιnfluence： Εmil Ludwig during the Weimar Years”， in： 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30 （1985）， pp.169—189；他还编辑出版了Emil Ludwig： Für die Weimarer Republik und Europa.Ausgewählte Zeitungs- und Zeitschriftenartikel 1919—1932，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1991。德国史学家紧随其后，解剖了这场个案的来龙去脉，如Hans-Jürgen Perrey： “Der ‘Fall Emil Ludwig’ - Ein Bericht über eine historiographische Kontroverse der ausgehenden Weimarer Republik”，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 （1992）， S.169—181；特别是Christian Gradmann以此完成了第一本史学专著：Historische Belletristik.Populäre historische Biographi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Campus Verlag， 1993；魏玛史专家Eberhard Kolb也加入到讨论中：“‘Die Historiker sind ernstlich böse’.Der Streit um die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in Weimar-Duetschland”， Umbrüche deutscher Geschichte 1866/71 – 1918/19 – 1929/33， München 1993， S.311—329。总体而言，这些讨论主要立足于政治文化史，对争议背后的史学问题并未展开。
[4]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史学家们都开始承认路德维希超越“作家”或“政论家”的历史书写者身份。这一点是在公共历史热潮出现后的产物。人们由此回溯这场历史传记争议，试图重新发掘它在德国历史编纂学发展中的意义，参见Sebastian Ullrich， “Im Dienste der Republik von Weimar.Emil Ludwig als Historiker und Publizist”，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49 （2001）， S.119—140；Sebastian Ullrich， Ernst H.Kantorowicz und Emil Ludwig： Two Critics of Weimar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M.Phil.Arbeit， Cambridge 2003；Sebastian Ullrich， “ Der Fesselndste unter den Biographen ist heute nicht der Historiker.Emil Ludwig und seine historischen Biographien”， in： Wolfgang Hardtwig / Erhard Schütz （Hrsg.）， Geschichte für Leser.Populäre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utschland im 20.Jahrhunder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S.35—56；Christopher Meid， “Biographik als Provokation.Wilhelm der Zweite （1925） von Emil Ludwig”， in： Christian Klein & Falko Schnicke （Hrsg.）， Legitimationsmechanismen des Biographischen.Kontext-Akteure-Techniken-Grenzen， Bern， u.s.w.： Peter Lang， 2016， S.223—244；Thomas F.Schneider （Hrsg.）， Emil Ludwig， 11.Jahrgang 2016 Heft 1/2， Erlangen： Wehrhahn Verlag， 2016。
[5]Thomas F.Schneider， “Erfolg ohne Einfulss？ Emil Ludwig： Politisierender Schriftsteller oder schriftstellernder Politik.Eine Anhäherung”， in： ders （Hrsg.）， Emil Ludwig， S.11—33，此处是S.33。
[6]在这一领域中，笔者曾做过部分前期研究，参见孟钟捷：《魏玛德国的公众史学争议》，《文汇报》2014年5月13日；Meng Zhongjie， “Debates on Public History in Weimar Germany - ‘Controversy of Historical Belles-Lettres’ in 1928 as A Case”， in： Jou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6。
[7]Ludwig Quidde， Caligula.Eine Studie über römischen Cäsarenwahsinn， Leipzig： Friedrich， 1926.这本只有20页的小册子初版于1894年，到1926年已推出了32版。作者奎德是《德意志历史科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的创始人。该书以罗马皇帝为幌子，讽刺批评了威廉二世。
[8]Bernd Faulenbach，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Diktatur”， in： A.Dorpalen u.s.w.（Hrs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Traditionelle Positionen und gegenwärtige Aufgaben， München： Verlag C.H.Beck， 1974， S.66—85，此处是S.80。
[9]Magrit Ketterle， “Emil Ludwig”， in： Wolfgang Benz / Hermann Graml （Hrsg.）， Biographisches Lexikon zur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Beck， 1988， S.213—214，此处是S.213。
[10]路德维希的个人经历可参见他的自传Geschenke des Lebens， 1931。上述作品是：Goethe.Geschichte eines Menschen（1920）； Rembrandts Schicksal（1923）； Napoleon（1924）； Wilhelm II.（1925）； Bismarck.Geschichte eines Kämpfers（1926）； Der Menschensohn（1928）； Michelangelo（1930）； Lincoln（1930）； Schliemann.Geschichte eines Goldsuchers（1932）； Genie und Charakter（ 1924）； Kunst und Schicksal（1927）； Am Mittelmeer（1927）。所有作品都由柏林的Ernst Rowohlt出版。到目前为止，有关路德维希作品的最详细清单收录于：Thomas F.Schneider， Emil Ludwig， S.209—230。
[11]Emil Ludwig， Bismarck.Ein psychologischer Versuch， Berlin： Fischer， 1911.
[12]Emil Ludwig， “Emil Ludwig”， in： Pragr Tagblatt， 1.Oct.1930.在这里，“历史小说”被路德维希等同于“历史传记”。
[13]Emil Ludwig， “ Charaktre und Biographien”， in： ders， “Der” Künstler.Essays， Berlin： Fischer， 1914， S.204—213，此处是S.208。
[14]Emil Ludwig， Bismarck.Geschichte eines Kämpfers， Berlin： Ernst Rowohlt， 1926.中文版可参见韩浩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作者名字被译为“艾密尔·鲁特维克”。
[15]Lothar Machtan， “Bismarck”， in： Etienne François und Hagen Schulze （Hrsg.），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Bd.II， München： C.H.Beck， 2001， S.86—104.
[16]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
[17]Erich Marcks， Bismarck.Eine Biographie 1815—1851， Stuttgart： Dt.Verlag-Anst.， 1909； Otto von Bismarck - ein Lebensbild， Stuttgart： Cotta， 1915.关于这两本传记的市场反应，参见Jens Nordalm， Historismus und moderne Welt.Erich Marcks （1861—1938）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3。
[18]Wolfgang Hardtwig und Erhard Schütz （Hrsg.）， “ Geschichte für Leser.Populä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utschland im 20.Jahrhundert”， in： Wolfgang Hardtwig und Erhard Schütz （Hrsg.）， Geschichte für Leser.Populä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utschland im 20.Jahrhundert， S.11—34，此处是S.14。
[19]转引自Emil Ludwig，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Presse， Berlin： Ernst Rowholt Verlag， 1928， S.16—17.
[20]Franklin C.West， “Success withοut influence： Εmil Ludwig during the Weimar Years”， p.169.
[21]Johanna Roden， “Stefan Zweig und Emil Ludwig”， S.242.
[22]Schriftleitung der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 （Hrsg.），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Ein 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 München und Berlin： Oldenbourg， 1928.
[23]参见Hans Schleier， “D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18—1943”， in： Joachim Streisand （Hrsg.），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and 2， Die bürgerlich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r Reichseinigung von ober bis zur Befreiung Deutschlands vom Faschismus， Berlin （O）： deb， 1965， S.251—302，此处是S.278—280；Eberhard Kolb， “‘Die Historiker sind ernstlich böse’.Der Streit um die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in Weimar-Duetschland”， S.319—321，特别是注释28。
[24]Historische Belletristik.Ein 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 S.9—16.
[25]Ibid.， S.30—37.
[26]Ibid.， S.37—43.
[27]Ibid.， S.5—8.
[28]Emil Ludwig，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Presse， Berlin： Ernst Rowholt Verlag， 1928.
[29]Emil Ludwig，“Historie und Dichtung”， in： Die Neue Rundschau， Jahrgang 40， Band 1， 1929， S.358—381.
[30]在政治光谱中，蒙森属于自由派，德尔布吕克属于理性共和派，舒斯勒和苏比克是温和右翼。
[31]Wilhelm Mommsen， “Legitime” und “Illegitime” Geschichtsschreibung.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mil Ludwig， München， Berlin： Verlag von R.Oldenbourg， 1930.
[32]Wolfgang Hardtwig， “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neueren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Hans-Jürgen Goertz （Hrsg.）， Geschichte.Ein Grundkur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3.Auflage， 2007， S.296—313，此处是S.297—299。另可参见Ulrich Muhlack， “Die humanistische Historiographie： Umfang， Bedeutung， Probleme”， in： ders.， Staatensystem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Ausgewählte Aufsätze zu Humanismus und Historismus， Absolutismus und Aufklärung， Hrsg.von Notker Hammerstein und Gerrit Walthe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6， S.124—141。
[33]Rudolf Vierhaus， “Geschichtsschreibung als Literatur im 18.Jahrhundert”， in： Karl Hammer & Jürgen Voss （Hrsg.）， Historische Forschung im 18.Jahrhundert.Organisation.Zielsetzung.Ergebnisse， Bonn： 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 1976， S.416—431，此处是S.425。
[34]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 der frühen Neuzeit”， in： ders （Hrsg.）， 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9， S.17—37.
[35]Friedrich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München： Oldenbourg， 1936， S.577—579.
[36]以下概括基于Horst Walter Blanke，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 als Historik， Stuttgart：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1， S.143—144； Wolfgang Hardtwig， “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neueren Geschichtsschreibung”.
[37]“科学”的概念在该阶段也完成了从复数向单数的转变。参见Waltraud Bumann， “Der Βegri☆ d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en Sprach- und Denkraum”， in： Alwin Diemer （Hrsg.）， Der Wissenschaftsbegriff.Historische und systematische Untersuchungen.Vorträge und Diskussionen im April 1968 in Düsseldorf und im Ocktober 1968 in Fulda， Meisenheim am Glan：Hain， 1970， S.64—75。
[38]参见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e”，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nd 2，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5， S.593—717，此处是S.711。
[39]Karl Heussi，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Tübingen： Mohr， 1932， S.20.
[40]Heinrich von Sybel， Vorwort，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59， S.IV.
[41]Wolfgang J.Mommsen， “Der Historismus als Weltanschauung de aufsteigenden Buergertum”， in： Horst Walter Blankd / Friedrich Jaeger / Thomas Sandkuehler （Hrsg.）， Dimensionen der Historik.Geschichtstheorie，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kultur heute.Joern Ruesen zum 60.Geburtstag， Koeln/Weimar/Wien， 1998， S.383—394，此处是S.387。
[42]Ernst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Mit Nachweis der wichtgst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889， S.88.
[43]Sylvia Paletschek，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xample of Die Gartenlaube ”， in： ders.（eds.）， Popular Historiograph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ultural Meanings， Social Practices，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1， pp.34—53.
[44]Thomas Welskopp， “Clio and Class Struggle in Socialist Histories of the Nation： A Comparison of Robert Grimm’ s and Eduard Bernstein’ s Writing， 1910—1920”， in： Stefan Berger / Chris Lorenz （eds.）， Nationalizing the Past： Historians as Nation Builders in Mod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298—318.
[45]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htsschreibung.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Köln： Böhlau， 2009， S.289.
[46]Historische Belletristik.Ein 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 S.5—8.
[47]参见Wolfgang Hardtwig， “Geschichtsreligion – Wissenschaft als Arbeit – Objektivität.Der Historismus in neuer Sicht”，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252， 1991， S.1—22.(www.xing528.com)
[48]Wilhlem von Humboldt， “Ue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1821]”， in： Werke， Band 1，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Hrsg.von Andreas Flitner &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0， S.585—606，此处是S.585—586、591。需要说明的是，洪堡使用了“Geschichtschreiber”的拼写，而非“Geschichtsschreiber”。
[49]Leopold vo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ss， Band 1， Tagebücher， Hrsg.von Walther Peter Fuchs， München / Wien： R.Oldenbourg Verlag， 1964， S.102—103.
[50]Leopold Rankd， “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Aus Werk und Nachlass， Band 4， Vorlesungseinleitungen， Hrsg.von Volker Dotterweich / Walther Peter Fuchs， München / Wien： R.Oldenbourg Verlag， 1975， S.72—89，此处是S.72。
[51]Leopold von Ranke， “Rede zur Εrö☆nung der ΧΙΙ.Plenarversammlung am 27.September 1871”， in： Leopold von Ranke， Abhandlungen und Versuche， Hrsg.von Alfred Dove und Theodor Wiedemann， Leipzig： Verlag von Dunker & Humblot， 1888， S.567—577，此处是S.573。
[52]Rudolf Vierhaus，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Kunst”，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244， H.2 （1987）， S.285—298，此处是S.288.
[53]Ulrich Muhlack， “Leopold von Ranke： Die römischen Päpste， 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sech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in： Volker Reinhardt （Hg.）， Hauptwerk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97， S.503—510，此处是S.506、510。
[54]Wolfgang Hardtwig， “Historismus ald ästhet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Leopold von Ranke”，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3.Jahrgang， H.1， 1997， S.99—114.
[55]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Vorlesungen über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Ηrsg.vοn Rudοlf Ηübner， 7.Unveränderte Αuflag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 S.144、306、27.
[56]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Rekonstruktion der ersten vollständigen Fassung der Vorlesungen （1857）， Grundriß der Historik in der ersten handschriftlichen （1857/1858） und in der letzten gedruckten Fassung （1882），Textausgabe von Peter Leyh，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7， S.234.
[57]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Vorlesungen über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S.144.
[58]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htsschreibung.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S.114.
[59]“Rede bei Antritt des Rektorates.15.Oktober 1874”， in：Theodor Mommsen，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05， S.3—16，此处是S.11。
[60]转引自Ludo Moritz Hartmann， Theodor Mommsen.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Gotha： Perthes， 1908， S.149。
[61]Helmut Berding， “Theodor Mommsen.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Peter Alter， Wolfgang J.Mommsen， Thomas Nipperdey （Hrsg.）， 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Handeln.Studien zu europäischen Denkern der Neuzeit.Theodor Schieder zum Gedächtnis，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85， S.243—260，此处是S.254。
[62]Wolfgang Hardtwig， “Form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Varianten des histo rischen Erzählens”， in： Hans-Jürgen Goertz （Hrsg.）， Geschichte.Ein Grundkurs， S.218—237，此处是S.223。
[63]Georg G.Iggers， “Ist es in der Tat in Deutschland früher zur Verwissenchaftlichung der Geschichte gekommen als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in： Wolfgang Küttler， Jörn Rüsen， Ernst Schulin （Hrsg.）， Geschichtsdiskurs， Band 2， Anfänge modernen historischen Denkens， Frankfurt a.M.： 1994， S.73—86，此处是S.75。
[64]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Grundzüge der Historik， Leipzig： Engelmann， 1837， S.65.
[65]“‘Aussichten auf Reformen und Revolutioen in Europa’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und die Revolution von 1848”， in：Gangolf Hübinger， Gelehrte， Politik und Öffen tlichkeit.Eine Intellektuellen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S.29—45，此处是S.32—34。
[66]Jakob Buckhardt， “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1868/1873）”， in： Wolfgang Hardtwig （Hrsg.）， 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0， S.120—152，此处是S.121—122。
[67]转引自Wolfgang Hardtwig，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Alteuropa und moderner Welt.Jacob Burckhardt in seiner Zeit， 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S.255。
[68]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Franziska Metzg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Geschichtsdenken im 19.und 20.Jahrhundert， Bern/Stuttgart/Wien： Haupt Verlag， 2011， S.194。
[69]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23页。
[70]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71]亨利希·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白锡堃译，王大庆校，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5页。
[72]Ernst Troeltsch，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in： Die Neue Rundschau， XXXIII.Jahrgang der freien Bühne， Hrsg.von Oskar Bie， S.Fischer， S.Saenger， Band 1， Berlin u.Leipzig： S.Fischer Verlag， 1922， S.572—590.
[73]据统计，德国大学的“历史教席”数量从1830年的29个增加到1875年的54个，1900年达到64个。参见Ilaria Porciani and Lutz Raphael， Atlas of European Historiography.The Making of a Profession 1800—2005， Palgrave Macillan， 2010， p.160；即使加上学术助手等，到1910年，可以被贴上“职业历史学家”标签的人也不过只有185个；到1920年，该数字增加到206个；1931年为236个。参见Bernd Faulenbach， Ideologie des deutschen Weges.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Historiographie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Verlag C.H.Beck， 1980， S.4。
[74]19世纪末，文化工业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与分化。职业作家和记者的数量增加了50%，大约有5000人左右。参见Wolfgang Hardtwig und Erhard Schütz， “Einleitung”， in： Wolfgang Hardtwig und Erhard Schütz （Hrsg.）， Geschichte für Leser.Populä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utschland im 20.Jahrhundert， S.25。
[75]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chtsschreibung： 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S.276.
[76]Wolfgang Hardtwig， “Die Krise des Geschichtsbewußtseins in Kaiserreich und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Jahrbuch des Historischen Kollegs， 2011， S.47—76， 此处是S.48。
[77]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chtsschreibung： 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S.235—267.
[78]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chtsschreibung： 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S.237.
[79]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3， München： C.H.Beck， 1995， S.732.
[80]Martin Nissen， Populäre Geschicchtsschreibung： Historiker， Verleger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00）， S.200.
[81]Sebastian Ulrich， “‘Der Fesselndste unter den Biographen ist heute nicht der Historiker’， Emil Ludwig und seine historischen Biographien”， S.51.
[82]这家右翼出版社是Ullstein。在《福斯报》被它兼并之前，路德维希曾发表过50多篇政论文章；1931年后，路德维希的名字便在该报消失了。参见Christian Gradmann，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Populäre historische Biographi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165， 注释343。
[83]Franklin C.West， “Success withοut influence： Εmil Ludwig during the Weimar Years”， p.189.
[84]埃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杨成绪、潘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85]Friedrich Stampfer， “Herr Emil Ludwig”， in： Sozialdemokratischer Pressedienst， 1947 （11）， H.10， S.5.作者曾是魏玛时期社民党党刊《前进报》的主编，但在该文中写道：“这位路德维希先生又想在德国宣扬他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我告诉他，不可能。德国民众在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少误导公共观念。”
[86]Michael Kienzle， “Biographie als Ritual.Am Fall Emil Ludwig”， S.245，注释3。
[87]Der große Brockhaus.Handbuch des Wissens in 20 Bänden， Bd.8， Leipzig： Brockhaus， 1931， S.536.
[88]在1969年版上，“历史通俗文学”被视作介于历史小说与学术性历史编纂之间的作品类型（Bd.8， S.529）；1979年版的内容大致类似，但篇幅缩减（Bd.5， S.337）；1989年版已不再收入该词条。
[89]Helmut Scheuer， Biographie.Studien zu Funktion und zum Wandel einer literarischen Gattung vom 18.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Metzler， 1979， S.217.
[90]Wilhelm Mommsen， “Der Kampf um das Bismarckbild”， in： Lothar Gall （Hrsg.）， Das Bismarck-Problem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nach 1945， Köln， 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1971， S.164—170.
[91]Stefan Berger，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Historians.1800—1900—2000”， in： Barbara Korte， Sylvia Paletschek（eds）， Popular History.Now and The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 pp.13—29，此处是p.21。
[92]Schulze， Der Neubeginn， S.19.
[93]Georg G.Iggers，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Vom Histor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Goettingen 1978， S.106.
[94]Imanuel Geiss， “Die Fischer-Kontroverse.Ein kritischer Beitrag zum Verhältnis zwischen Historiographie und 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rs， Studien über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2， S.108—198.
[95]参见孟钟捷：《“独特道路”：德国现代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
[96]Emil Ludwig， Juli 14.Vorabend zweier Weilkrieg， Hamburg： Rütten & Loening， 1961， S.331.
[97]有关“历史文化”与“学科矩阵”的概念，可参见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9—92、42—44页；或Jörn Rüsen，“ Geschichtskultur”， in： Klaus Bergmann （Hrsg）， Handbuch der Geschichtsdidaktik， Kallmeyer： Seelze-Velber， 1997， S.38—41。
[98]参见Jörn Rüsen， “ Auf dem Weg zu einer Pragmatik der Geschichtskultur”， in： Ulrich Baumgärtner （Hrsg.）， Geschichts-Erzählung und Geschichts-Kultur， zwei geschichtsdidaktische Leitbegriffe in der Diskussion， München：Utz， 2001， S.81—98； Jörn Rüsen， “Was ist Geschichtskultur？”， in： Klaus Füßmann， H.T.Grütter， Jörn Rüsen （Hrsg.）， Historische Faszination， Geschichtskultur heute， Köln u.a： Böhlau， 1994， S.3—26.
[99]Eberhard Kolb， “‘Die Historiker sind ernstlich böse’.Der Streit um die ‘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in Weimar-Duetschland”， S.329；
[100]Christopher Meid， “Biographik als Provokation.Wilhelm der Zweite （1925） von Emil Ludwig”， S.237.
[101]Arhur C.Danto，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74， S.232.
[102]Louis O.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Louis O.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ited by Brain Fay ed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p.182—203，此处是p.198。
[103]Hans Michael Baumgartner， “Erzählung und Theorie in der Geschichte”， in： Jürgen Kocka und Thomas Nipperdey （Hrsg.）， Theorie und Erzählung in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Verlag， 1979， S.259—289，此处是S.260。
[104]笔者曾在有关一本流行公共历史杂志的封面调查中发现，捕捉读者的猎奇心理往往成为商业性期刊的惯用策略，而“与正统历史教育相抗衡”的口号反而成为卖点之一。参见Meng Zhongjie， “Populäre Geschichtsmagazine in China.Die Entwicklung am Beispiel des Magazins NATIONAL HISTORY”，in： Susanne Popp/Jutta Schumann/Fabio Crivellari/Michael Wobring/Claudius Springkart （Hrsg.）， Populäre Geschichtsmagazine in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Interdisziplinäre Zugriffe und ausgewählte Fallbeispiel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6， S.537—552。
[10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106]转引自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2页。
[107]Bernd Schönemann， “Geschichtsdidaktik， Geschichtskult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Hilke Günther-Arndt（Hrsg.）， Geschichtsdidaktik.Praxishandbuch für die Sekundarstufe I und II， Berlin： Cornelsen Scriptor， 2014， S.11—22，此处是S.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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