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是西方历史书写中的常见形式。上至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下至19世纪末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奎德（Ludwig Quidde）的《卡利古拉传》[7]，都曾是魏玛时代德国民众所喜爱的历史传记。德国专业史学界也不排斥这种形式，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便强调过“人物决定历史”[8]。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上去雅俗共赏的历史书写类型上，1927—1929年间却爆发了一场尖锐冲突。
冲突的一方是被誉为“魏玛共和国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9]埃米尔·路德维希。路德维希出身于一个上层犹太改宗家庭，从小与先锋派艺术家接触，对文学情有独钟。在获得法学博士头衔后，他转行从事剧本创作。一战前后，他作为左翼报刊的记者，奔走在各国，逐步形成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在1920—1933年间，他成为高产作家，不仅发表了歌德、伦勃朗、拿破仑、威廉二世、俾斯麦、耶稣、米开朗琪罗、林肯、施利曼等9人的传记，还出版了讨论一战原因的《1914年7月》、关涉文艺创作的《天才与性格》和《艺术与命运》、自传《生命的馈赠》、游记《地中海》以及一系列剧作和政论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就被翻译为25种语言，总销量超过130万册。[10]
在路德维希看来，从第一次写历史传记[11]开始，他便使用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我从没有雄心壮志去发现新材料；更多的是借助业已发现的所有材料，去重新和逼真地塑造人物形象，让人们相信这个人就是站在马路边上的那个人。更美好的事情是，通过个案，向青年人展示伟大人物，告诉他们，所有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仍然能够达到巅峰！”在此基础上，他立志去提升历史传记的史学价值：“如果没有普鲁塔克，拿破仑不会成为拿破仑。我的挑战是历史小说，因为它已经沉沦了——用歌德的话来说，小说和史学变得一样了；我的理想更多是去表现那种不可侵犯的、档案式的真实，但却运用一种戏剧化的讲述来进行启示。”[12]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今天，在传记中最吸引人者，不是历史学家。”[13]
在1926年为第二本俾斯麦传记所撰写的前言中，路德维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首先，在他看来，俾斯麦的内心世界缺少“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他在战后所获得的俾斯麦档案正好可以帮助他“对（俾斯麦的）精神历史作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研究俾斯麦，是为了把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描绘为“情感与行为互相关联、公私如影随形”的具体形象，以此来“作为世人的榜样或警告”；最后，他不打算使用专业方法，不进行许多注解，但他仍然是依据更为充分的事实材料，“来做一个新颖而更为批判的描写”[14]。
这些话自然不是无的放矢的。战后德国出现过一轮俾斯麦热潮[15]，但专业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却似乎缺乏市场。兰克的学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rnich von Sybel）在其名著《德意志帝国创建史》中便曾描述过俾斯麦。然而在法国同行看来，他的描述“一切都那么平淡、苍白、琐碎”，“他关于俾斯麦的话也许能被拿来形容任何人。没有任何独具个性的特征、没有一个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能使读者透视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的性格本质”[16]。“新兰克学派”的埃里希·马克斯（Erich Marcks）也曾推出过两卷俾斯麦传。它们虽在学界内颇受赞誉，可在社会层面却反响平平。[17]相对而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路德维希显然更擅长于书写历史。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言，在他笔下，“变换了视角后的俾斯麦，形象愈发显得丰满”。或因如此，此书不过几年时间，再版83次，销售量超过15万册！[18]一些历史学家也承认，该书“写作技巧独特，把当下放在特定时刻，让人不能忘怀”。《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的编辑表示：“至今为止没有一部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可以通过如此阐述和解释来获得人们的关注，而路德维希的聪慧填补了这样的空白。”[19]
路德维希的其他作品无一不反映着上述特点。在文学评论界看来，这种风格开创了所谓“新传记”类型。[20]同时代文学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也称赞他“是今天全世界最为人所熟知的德国作家；他复兴了历史传记；他见证并记录了所有当代的荣耀”。[21]
然而在历史学家那里，路德维希及其作品在1928年却突然成为批判对象。该年夏天，被视作“学界顶尖杂志”之一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推出了一本50多页名为《历史通俗文学：一份批判性文献报告》的小册子。[22]有关该书出版过程中的众多纠葛，学界已有研究，此处不赘。[23]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虽然牵涉其他三位历史传记作家，但其火力明显集中于路德维希及其三部作品。正因如此，三篇书评连同主编舒斯勒的导言皆反映了专业史学家的主要看法。
苏比克坦言，路德维希在《拿破仑传》中宣称“用能够戏剧化地描述历史事件的艺术家来取代历史学家”的自信让他“感到震惊”，因为这一点牵涉“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老问题。在他看来，“任何建立在严格科学基础上的作品，都必须接受专业人士的批判；而专业历史学家也有能力对客体的艺术层面进行评价”。相反，路德维希的作品既忽略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离开了时代背景，充满着“盲目的自信”，完全缺乏“严格的历史基础”，“事实上，路德维希只是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有吸引力。但这种艺术手法却让读者不清楚全部事实，即便具有艺术底子的读者也会产生疑问”。[24](www.xing528.com)
威廉·蒙森列举了路德维希在《俾斯麦传》中的一系列常识错误，指责他没有引用内阁档案，且“过于简单和单方面地看待俾斯麦”，“没有从整个政治背景出发来认识俾斯麦”。但他也思考了“为什么这种著作居然受到欢迎”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公众之所以对路德维希“过于信任”，除了作者的确比较熟悉史料，“比其他作者更认真”外，更在于“大多数媒体喜欢他”，而且“他的书确实比较容易让人激动兴奋”，其写作方式让“他笔下的人物就像电影一样”[25]。
德尔布吕克直截了当地说路德维希的《威廉二世》“挑起了一场历史人物的战争”。在他眼中，如此“不好笑的漫画”本不应该在《历史杂志》这样的专业期刊上加以评论。他用5页篇幅一一列举了路德维希的常识性错误，更表示“他的心理分析也让我很难接受”[26]。
舒斯勒在导言中说得更直白尖锐。他承认，“历史热”正出现在德意志，而历史学必须承担起愈合由战争和革命所带来之伤口的使命。正因如此，仅仅以追究战争罪责为目标的历史传记，试图“用一种更有意义的、有色彩的、精神上更为神化的观点来代替原来无聊的、单调的历史书写，以便完成把真实的历史知识加以扩散之使命”，实际上“没有理解历史政治进程无穷无尽的复杂性”。他说，“假如路德维希们……不那么自信，也不在公众中传播这些信仰……那么我们专业学术界也可以继续保持冷静”，因为“我们不希望继续对历史学的学科特性这样一个既古老又永恒的问题进行新的争论，也不想讨论客观性的可能性与否问题”，“历史具有两重性：只要它同描写有关，它就是艺术；只要它处理材料，它就是科学。”问题在于，流行中的历史传记“带着笨拙的政治倾向”，属于“业余爱好与毫无功底的无考证特性的五彩斑斓之混合物”，以“不公正的、缺乏理解的、充满仇恨的态度对待俾斯麦建立的帝国”。它们是“有倾向性的小说”，不过是“历史通俗文学”而已。[27]
与其他受到批判的历史传记作家不同，路德维希在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没有保持缄默，除了搜集出版各方对其作品的赞誉性书评[28]外，他还抛出了《史学与诗学》的雄文，把这场笔战推向了新阶段。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地引用了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名言“我是从历史角度加以建构的，不是考证与怀疑之结果，而是希望填补见解之空白的幻想”。在他看来，诗人与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从普鲁塔克到特奥道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榜样：“在那个时代，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在没有写作艺术的情况下去书写历史。”他对史学的“科学性”诉求表示质疑：“随着文件增多，对于考证细节的作者而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遗漏危险”，因而所谓“客观历史”并不存在，而是如歌德所言“世界史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不断改写”，“这样一种必要性之所以出现，并非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了许多作品，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视角”。兰克学派的传人们也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个人性格不断地决定着原始材料的挑选……这也对收集原始材料产生了既定的，而且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实践中的价值判断总是拥有着一种主观内核。”由此，他认为自己不仅没有摧毁史学本身，反而进一步塑造了史学研究中的“新学派”。这种“新史学”以传记为载体，把史学的理性与诗学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这才是“合法的历史书写”[29]。
路德维希的态度引发了威廉·蒙森的强烈反弹。他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更偏向共和国[30]，但路德维希的史学认识却让他更感到担忧。他承认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能力在倒退，也不再能够扮演社会前进的指挥官；但德语表达能力与历史解释的合法性毫无关系。历史解释与历史研究相关，它不能完全依靠“自觉”，而应该通过实证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象。每一种真实的历史书写不是去统治过去，而是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出发来找到当下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跨越过去天真和病态的现象，从当代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但路德维希只希望通过不断地破坏历史神话，来为民主与共和国创造支持者，却没有“同一种朝着更远大目标的精神和信仰联系起来”，未能“具备历史学家的使命感”。蒙森在结语中表示，好的历史学家“反对政治化的历史书写”，但也必须“从接触过去中获得当下与未来的使命，从而更好地为今天的国家而服务”[31]。
在此之后，双方不再继续正面交锋。在上述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大阵营内部及其之间的同异性。他们都承认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但又极为微妙。不过双方的分歧在于：（1）路德维希对专业史家的书写能力极为鄙视，而历史学家们对路德维希的研究能力极尽攻击；（2）路德维希与蒙森都明确承认史学的政治功能，并对魏玛共和国心存好感，而舒斯勒则以价值中立为名，始终用“历史通俗文学”这一当时看来略带贬义的概念，实际表达了敌视民主的右翼史观；（3）路德维希与蒙森看到了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而其他专业历史学家则坚持学科本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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