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1]
在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德国，以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为一方，以职业历史学家们——其中包括罗斯托克大学教授威廉·舒斯勒（Wilhelm Schüßler）、维也纳大学教授海因里希·里特·冯·苏比克（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柏林大学教授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哥廷根大学编外教授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为另一方，围绕着“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及其本质，爆发过一场知名笔战。其焦点问题是：“历史传记”（Historische Biographie）究竟是一种被路德维希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新学派”（或“新史学”），还是一种被专业史学排斥在外的“历史通俗文学”（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在很长时期内，这场历史传记争议都被史学界视而不见，零星研究散见于有关路德维希个人文学成就的讨论中。[2]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文化史的蓬勃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它如何作为“魏玛德国精神史的组成部分”来反映当时的政治文化危机。[3]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德国历史学界进一步把这场笔战置于魏玛民主体制下公共历史文化建构的视角中，思考路德维希在“历史学家”与“政论家”两种身份之间的历史书写理念及其问题。[4](www.xing528.com)
在最新一本相关研究论文集中，主编施耐德（Thomas F.Schneider）坦言，“路德维希研究才刚刚开始”[5]。本文正是在最新研究浪潮中的一次探索。笔者试图把这场轰动一时的事件置于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中，以揭示19世纪后有关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纠葛关系在德国学界内外的展演历程，进而为观察和思考愈演愈烈的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热潮提供一种批判性理解路径，同时也尝试回应专业史学界“为谁著书、为谁立说”的重大时代挑战。[6]
在下文中，笔者首先描述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重点分析其中涉及的主要文献，总结双方立场，突显对峙要点；其次，从19世纪以降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有关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之间关联性的认知变迁出发，详细厘清这场笔战发生的学理机制；最后，通过反思1945年后这场争议的后续发展及其原因，进一步探讨它的当代史学启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