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历史哲学体系由观念理论和目的论理论两大支柱共同构建，其着重点很明显不在经验层面历史编撰的知识论（Historik）以及相关理论问题方面，而这些问题后来都可大致归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或者分析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领域。但是，若还是以思辨的历史哲学来标识康德的历史理论，经过上述分析看来也似乎显得太过模糊，未能点明和厘清其内涵的实质。归根到底，康德无意构建一套理论历史取代一般的经验历史研究，并没有在论述中取消经验历史的合法性；他也没有采取质料上的唯心论[72]的观点，仅仅将历史经验看作理性概念的陪衬，这样的话历史学的地位和功能也将服务于证明普遍真实的概念的首要需求。[73]如果我们要抛开经验或者贬低经验的作用来研究历史对象，那么既是常识上行不通的，也是理论上贫乏的。因为历史对象不光是可能的（moeglich），而且是现实的（wirklich），甚至某方面是实存上必然的[74]（existirt nothwendig）。在经验性思维这方面程度上的强弱，可以导致分别出各门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历史学家可以享有诗人般的自由，但运用的方式不尽相同，决不能像后者那样在生产表象方面随心所欲，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经验模式所决定的。康德极富原创性地把可能性视为匹配经验事物的一种预设，这样就堵上了单纯就概念本身的思考从而认识对象的捷径。因为无论是综合命题还是分析命题，都不能从对概念的纯思中得到。由综合而来的知识，由于涉及概念的复合条件及经验的渗透，人们尚能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结论。但像分析而来的知识这类原本被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家视为牢不可破认识的前提和依据[75]，康德也认为是不牢靠或者无意义的。因为首先分析命题只负责说明谓词中能够展现的主词内涵，无异于同语反复，并没有造成知识的拓展。其次，某些看上去是分析的知识范畴，其本身却必须借助直观（即使是先天的）和综合的统一才能证明有效性，比如数学中构造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其实和经验中构造一个一般概念别无二致，都需要一种量的连续上面的领会和空间形式上的直观。最后，只有概念的纯思失去经验这一对照物，将有变成空洞的言辞游戏甚至幻相之虞[76]，不仅无法帮助对象的理解，而且会产生种种干扰获得真理的自相矛盾的状况，反过来取消事物的统一和同一性。因此，康德的历史哲学可以说就像他的批判哲学在根本上反对从概念一途了解对象的可能性，无论理性对于感官经验的处理方式具体为何，至少必须围绕它才能展开，这也就为那些独断论的唯心论体系关上了客观（所谓必然的）性的大门。[77]经验历史对于其观念历史、普遍历史的阐述是个非常重要和牢固的基点，有关后两种历史的思考必然是针对历史经验中的对象。同时，上述推绎也是在理论层面，而非仅仅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证明了经验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哲学和历史观探究的重要性。[78]
不过，围绕经验展开和重视感性直观的作用并不代表它们的根据只在其自身之内，康德所主张的是以一种超验（transzendent）的眼光看待历史进程，并讨论有关它的可能趋势。他在其历史哲学相关著作中用各不相同的术语和表现反复强调了这一要点，比如“去探讨普遍的世界史的一项哲学性尝试（philosophischer Versuch）必须视为可能”[79]、“这便是一部藉哲学来尝试的最古老的人类史的结果”[80]、“理性不容易满足内在的（immanent）运用，而喜欢在超验世界冒险”[81]、“预先决定这个宇宙进程的更高原因之深邃智慧，便称之为神意（Vorsehung）”[82]等。这些用词无时无刻提醒着我们决不能将经验历史与观念历史、普遍历史混为一谈，在这里限定的范围内，哲学的尝试对应着一般经验科学的尝试，外在的超越运用对应着内在（现象界）的运用，更高的原因（性）对应着时空条件中的因果性。[83]关于思维中的对象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时刻都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先验逻辑和超验逻辑，两种不同的体系——科学和哲学，以及两种不同的后果——纯形式讨论与形而上学。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其规定性条件不可能从感知经验中归纳出来，而必须到经验的先天形式和预设中去寻找，由此才能得到真实的知性概念和理性观念。而在这之后，概念和观念分道扬镳的路标渐渐浮现。概念作为理性的思辨机能的先天条件，通过规定性的判断力功能从普遍投射到特殊，体现了经验的法则的运用。它能够把经验中本质的部分与偶然的部分区分开，把前者转化成知识和规律，授予面对着有关对象的主体。而观念作为理性的看上去更加主动和自由的活动机能的先天条件，则通过反思性的判断力功能从特殊上升到普遍，体现了经验的原则的运用。它重新把经验中的特殊变相和未被归化的偶然加以思维，从而获得了一种类比知性规律的普遍性，并把这一成果呈现在自我立法的判断力主体面前。因此，无论是关于一般经验历史知识信仰的观念，抑或超越经验限制拓展知识网络的观念，还是将自然和历史对象观念化，视为自成体系完整统一的目的论[84]思想，都属于理性的这后一种运用方式，尽管它们之间的这些区别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成果，如历史概念的塑造、历史知识命题的推绎以及更具能动性的目的论观点下普遍历史的生成等。
总之，康德这种将历史提升到哲学理论与哲学化尝试的行动，关注更多的是历史知识形成的先天观念条件以及目的论下历史观的特征，所以具体原理的阐释不可能脱离而是源自他的批判哲学，其风格也与后者一脉相承，称之为有关历史的理性批判[85]恰如其分。还有学者为了强调判断力居间的突出功能，特别将其名为历史判断力之批判。[86]毕竟，康德没有抹杀和取消经验历史的作用和价值，也没有尝试撰写一部符合其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史，而仅仅提供了用于考察这样一部可能的历史的线索。[87]历史和历史学介于经验和观念之间的性质植根于在这其中大行其道的历史判断力原则，它关切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理性建筑术。[88]因此，从客观角度来看，人们对历史对象的认识绝不可能与自然科学的对象知识等量齐观。一般观念和先验观念对于经验历史中的概念和命题体系的先天保障都是超越经验的悬拟，但这同时反而决定了历史对象必须围绕经验展开，知性规律以变异的形式出现在对历史的探寻中。而从主观角度来看，历史学又不能像遵从道德律那样拥有直接证明其有效性的根据，必须从偶然和片断的特殊表象中构造出自我立法的原则来，但它不需要得到经验实质层面的证明，带有很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色彩。于是，历史学兼有思辨与实践、科学与艺术的功能就是非常合理的推论了，观念和目的论原则既防止了知性原则对于经验历史的完全吞噬，也使得道德上有关历史的绝对预设非实质化，仅作为形式上的条件而有效。
正是康德这种批判性质的经验与观念之先天条件的讨论，彻底暴露了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域，与他同时代乃至后来的思想家在面对历史进程的种种不同态度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内涵和解决之道。
赫尔德代表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观念的较早尝试。[89]他认为，在人内部有上帝埋藏的种子，追求人文状态的圆满性（即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目标。[90]人类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只要遵从内心的理性法则，社会组织和人性就能取得发展，种种不利于这个目标的种属附有物便会慢慢消退。[91]尽管要花很长的时间，但理性和正义的价值终究能够实现，由此导致的内部和谐一致将给人性带来最高意义上的善和愉悦。[92]神意在赫尔德这里成为人类脱离低级意味上的进化序列的感召，从而使得他们有可能向着更为高级和自由层次的发展序列迈进。康德同意赫尔德所提出的类似人性作为人类进步的终极目标的设置[93]，但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赫尔德在这里采取的经验类比的方法，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种所谓实质上的历史哲学。人作为生物的一种，具有和动植物类似的本性，它包括难以变动的常驻性和向着目的进步的圆满性。[94]无论是受到内部驱动还是外部的影响，人类社会确实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化着。但是在这当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目的论原则下的观念设置，而非实质经验上的进步。比如在对待作为种族发展的基础问题上，赫尔德强调经验传统的继承（比如语言、文学等）对塑造群体和民族性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影响，而康德则把作用在种属发展进程之上的目的论原则视为第一位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康德认为赫尔德本身并未摒弃他自己所反对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以极端的独断论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95]，这是用更不了解的东西（即事物的本质）去解释所不了解的东西的计划——人性由低向高的发展，最终达成圆满状态。两人据以出发的原则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经验能够达到多大范围认识有效性的观点差异的程度。康德认为对个别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是知性原则所能达到的成果，决不能和从中建立起整体统一性的观念作用相混淆。[96]他觉得赫尔德在反对前者对个体性的宰制的同时，却放宽了限制，把后者的普遍化当作一种实质上的效果加以处理。[97]因此，当普遍历史失去了合目的性观念的内涵，而抱有经验的目的的时候，它至多只能说明存有达到这一发展程度可能的对象，而本来所关注和思考的社会和群体能否达到这一阶段却失去了问题的聚焦。
洪堡代表了对历史中经验和观念关系的另一种思考途径，他保留了历史学中经验和观念的区别，但将其视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换句话说，历史对象和历史主体在历史研究的活动中融为一体，在这其中外部的历史经验和内部的历史观念能够产生紧密的联系（所谓的形式结构Gestalt）。经验历史所获得的仅仅是材料，而真正的历史应当深入到其背后的观念。在此，洪堡意味上的内外部之分与康德的内部的和超验的用法正好相反。[98]内部的相当于后者所谓超验世界的规则运用，它涉及历史对象的观念的真实；外部的相当于现象世界的规则运用，它涉及的是经验的真实。洪堡认为，面对历史中的对象，经验只能展现事件先后相继发生，而观念才是揭示事物真理的关键。[99]历史实在除了有外部的即自然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着内部的观念有待历史学家不断的尝试，这就需要不同于批判考察的精确性把握和理解。[100]当我们对于人性了解得更多，也就能对历史经验有更好、更全面的观念。而历史经验正是把观念隐藏起来的客观表述，历史学家必须以它的再发现为自身工作的最高旨趣。[101]于是，经验和观念成了历史对象一体的两面，甚至经验也是作为观念的特殊表现而存在。[102]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就是本质和偶然的关系，这是对于人文科学的要求而言的，导致在康德那里超验的和现象的关系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让位于精神对内在价值的需求。这样的论述既满足了历史学家对于经验历史之外要求更多的渴望，也不至于显得过于随意和独断，进而能够对抗黑格尔有关具体的普遍的阐释对于历史对象特殊性质的威胁。[103]
而恰恰是来自黑格尔的具体普遍化的解释展现了历史主义的另外一边的认识限度。对于康德认识论上的贡献，黑格尔以其强调先天性的条件主张最为合意。同样地，在历史哲学的领域，黑格尔对康德所谓在历史进程中“埋下目的论的种子”颇为赞赏。[104]然而，在黑格尔有关绝对精神的逻辑推论中，康德的这种知性经验与理性观念的区分只能称为半吊子的认识论体系，没有在现实经验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先验知识方面的理论。归根到底，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本质区分在绝对精神的思维面前没有必要。无论关于某个对象的感知、领会和思考，都是它思维属性的组成部分。如果在时空条件的对象可以被先天范畴组织起有关于它的经验知识，而我们同时又不得不宣称对其本质毫无所知，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105]对于历史的观念思考同样如此，在康德看来无论是帮助知性经验成立的一般理念、抑或先天规定知识网络整体性的绝对理念、再如比拟知性规律由主体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建立起有关历史进程的目的论性质的考量，都无法在实际对象的身上找到本质性的客观性证明，因而只具有主观上的完满度，无法被称为严格的知识，也不能在思维中寻找到有关它先天性之外的真实性证明。黑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将历史和历史进程的本质定义为精神与自由。[106]历史作为绝对精神的客观与现实方面的具体表现，因此本身即带有真理性。这是来源于绝对精神属性的先天规定，历史作为其显示特殊化感知表象的形式，自然具有较之康德的历史知识与观念无从比拟的客观与真实性。历史进程也是如此，康德用目的论悬想的人类理性价值发展圆满的理想性被黑格尔注入了从过去到未来的现实性，应然的和无法在现实条件下完成的使命变得有了活生生的开头、中间与结局。康德的历史哲学在被黑格尔客观化与现实化的同时，他在知识与观念、经验与理想之间所作的区别也被抹上了同质化的色彩。唯心论历史哲学不再拘泥于用主观悬设或者像洪堡那样与历史研究方法对照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认识论体系，而康德的理论在遭到洪堡为代表的强调历史研究性质、从而获得相关认识成果的学说批判之后，又被黑格尔的关于经验内容的精神价值的历史理论所排斥。这两大19世纪历史主义主流思潮对于先验观念思想的修正，自然意味着康德的历史哲学在当时背景下的式微，尽管其中的相当多要素已被那些新兴学说吸纳接受[107]，成为塑造各自特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
【注释】
[2]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柏林月刊》1784年11月；《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柏林月刊》1784年12月；《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第一、二卷》，《文学通报》1785年1月、11月；《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柏林月刊》1786年1月；《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柏林月刊》1793年9月；《万物的终结》，《柏林月刊》1794年6月；《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学科的冲突》1798年。
[3]参见兰德格雷贝对康德历史哲学后世之影响的评论，Ludwig Landgrebe： “Die Geschichte im Denken Kants”， Studium Generale， Vol.7， S.533。转引自李明辉译注：《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年，导论第viii页。近世讨论康德的文献中有关其历史哲学和历史观部分的内容极少，而讨论历史哲学发展的论著则基本上一笔带过康德，即使后来新康德主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论所援引的思想依据与其说是来自康德的，不如说是发源于历史主义的，尤其是它关于历史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4]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中有关康德的章节，他认为康德所提供的有关历史进程的先验原理“确信地不单单是历史存在着一种模式而已，而且更有甚者，它还是属于某一类的模式”，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沃尔什点明了康德的历史理论具有一种无法怀疑性，尽管同时也无法证明它。另外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有关康德的章节也指出了康德历史理论鲜明的观念性，即“自然之具有目的”，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5]H.Allison： “Teleology and history in Kant： the critical foundations of Kant’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Kant’ 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7.关于康德历史理论新近的政治、伦理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可参见同书其他篇目，例如B.Herman： “A habitat for humanity”， P.Kleingeld： “Kant’ s changing cosmopolitanism”， Kant’ 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p.150—186。
[6]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213。
[7]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75。
[8]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127。康德认为知性的自然律及范畴与认知对象的严丝合缝，就像感性的时空条件显现给对象的那样自然与合理。
[9]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211。历史认知大致相当于从经验性的知识中抽去借助于范畴进行的思维，因此历史知识绝不符合康德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定义，至多只有主观方面的确定性，客观方面的确定性参差不齐。
[1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420.历史的客观合目的性无须被泛神论等学说包裹，因为它们只颁布了这种统一性，而没有说明之间的关系。例如物种的进化、文明的进步等，不仅需要一个保障者，还需要讨论它这种关照的可能性（为何），这也是自然的机械律无法回答的。
[11]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239.
[1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259.观念对于知性法则只有逻辑上的运用，而没有先验上的运用。即它保证了历史概念与历史知识体系的先天有效性，但没有像知性对经验的规定那样，说明为何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
[13]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435.在康德有关终极目的的理论中，自然和人作为现象界的实存是无条件地指向这个目的的，这时候就不需要对人的情境行为表象做出自然解释。
[14]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8.
[1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然”不再是机械因果律支配下的自然世界，亦非人类前文明社会下的自然状态，而是在目的论预设视角下的自然，它包括了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进程的总和。详见后述。
[16]这里康德区分了Geschichte和Historie的功能，而且和历来的两分观点稍有不同。历史编撰学对应的成果便是Historie，因为它是史学家处理纷繁史料后的结果或者是不自觉的副产品。而Geschichte则是人类社会行为活动的自然总和，不过这一自然总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原始经验及原初性行为的意味，否则的话，这将堕入后来流俗史学理论中两阶段论的主张，即Historie是对Geschichte进行加工后的产物。实际上，Geschichte和Historie所面对的对象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处于同一平面关系中，所以Geschichte或Idee（einer Weltgeschichte）与Historie是并列的关系，并且两方都是自足的，Geschichte已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视角历史观的色彩，先天地与观念发生联系。康德更多批判的是人们把Geschichte当作Historie，而非把Historie当作Geschichte，即可为一佐证。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62。康德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中较早自觉到历史对象和历史描述需要厘清界限的代表之一，比如他明确提出了自然史（Naturgeschichte）和对自然的描述（Naturbeschreibung）间的差异。然而由于康德的Geschichte内涵非常严谨和精密，所以很容易遭到误解，并难以为后来学者接受。这就导致了19世纪以后西方关于Historie的理论大兴，而其实同样重要的Geschichte相关理论却被冷落甚至走向了本意的反面。
[17]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30.
[18]哲学中的立场主义或视角主义（point-of-view，perspective，Sehe-Punkt）在近代德国由理性主义解释学发端，克拉德尼乌斯被认为是该理论的创始人。在他对历史文本解释的著名论断中，事实与判断相分离，分歧只会出现在不同视角的解释者身上，绝不可能是对象本身的性质。参见J.Chladeni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and Accounts”，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ed.K.Vollmer，New York： Continuum， 1985， p.85。
[19]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7.
[2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8.
[21]第二版序较之第一版序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认识论革命的来源、内容和意义，少了些直面所要解决问题（先天知识何以可能）的狭促之气。康德在其中于理性的逻辑和运用着墨甚多，反映了其从整个哲学体系回观对思辨理性进行批判的意向，愈发凸显了它可贵的反思价值。
[2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17.
[23]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18.这种客观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于思辨知识的领域，而是可以伸展到实践领域。
[24]Y.Yovel：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2.
[25]这点类似康德在审美判断批判中所论证的美的概念的可推广性（自先天而来的普遍性）相互参照，是必然牵涉到目的论运用后的结果。
[26]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2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20.
[27]Y.Yovel：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06.
[28]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67.
[29]R.Hancock： “Ethics and History in Kant and Mill”， Ethics， Vol.68， No.1， p.58.
[3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65.在先验分析论的最后，康德已经做好了向先验辩证论过渡的准备，即论证知性概念在思维中的不充分性，以及理性概念（观念）的必然性。而先验辩证论的主旨就是论证观念本身在消除人们误信知性概念所引起的思想迷雾方面的作用和条件——即我们对先验观念的体察和正确的期望，以及关于观念的推论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又可以称作纯粹理性的理想。
[31]E.Ames： “The Religion of Immanuel Kant”，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5， No.2， p.174.
[32]因为这种观念不同于知识，所以得到的表现方式不再是主观方面的实然，可能是以经验性的概念为参照的类比或者隐喻。
[33]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68.
[34]R.Kroner： Kant’ s Weltanschauung， trans.J.Smi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69.
[35]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31.康德期望在普遍历史观念启迪之下更新当时的哲学史写作。
[36]这一批判在涉及经验历史学知识论（即Historie的知识论——Historik）的先天条件方面，可以看作是后来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先声（观念的形式角度）；然而从对不再视为现象，而是本体自在之物的对象的思考方面来看，这又有点像后来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内容角度）。事实上，两者永远合二为一地共同发生效用。必须注意的是，在后一角度的观念意味着理性使用调节性的（regulativ）原则来思维对象，并不是按照构成性的（konstruktiv）原则构建知识。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一词在这里又会产生相当的迷惑性，好像思辨的历史就一定会按照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应然进而实然地进行着。相反，那种客观意义上的从应然到实然的一致性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历史主义思潮来说都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它们的理性概念自身可以作为其客观实在性、即知识论上的担保，与康德式的观念史旨趣大相径庭。因此，康德的历史观似乎介于上述两种常见的历史哲学区分之间，又好像和两种历史哲学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在他对观念的条件批判，即有关判断力的目的性论证以及对构成性原则的新内涵解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后文将详论之。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405。
[37]从这点上说，后来关于历史知识的理论被命名为Historik十分恰当，无论这些各式各样的理论是如何把历史对象和历史主体相联结的。而如果除却观念在知识形成机制中的作用，仅关于Geschichte本身，历史学家可以获得观念、框架和体系，唯独没有认识论意味上的知识。
[38]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S.179—181.
[39]W.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49.
[40]知性活动中的规定性判断力在此发挥了作用。
[41]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186.
[4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459.这一以观念为根据进行的类比是与经验表象中的因果规定相关的，从而把诸现象视为系统联结着的。前者可称为因果性，后者可称为原因性。
[43]也就是说好像大革命、文艺复兴就是历史事件或事件集合自足的产物，从中能够自然推导出那些概念一样。
[44]Y.Yovel：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07.
[45]实证主义和唯心论史学都对历史概念和历史现象采取同质实然化的态度，仅有的歧异在于前者用现象保证概念，后者用概念保证现象而已。观念史的方法显然无法同意上述任意一种看法，在其实践即如普遍历史观念的阐述中，进而在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具体研究中必将呈现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也难怪康德独特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湮没在其他更易为人接受的各种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之中。
[46]Y.Yovel：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65.
[47]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98.
[48]这种逻辑上的完满度与现实经验无关。它代表了实现自身可能性的倾向，但永远不会达成这个目标。
[49]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8.
[50]W.Galsto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210.(www.xing528.com)
[51]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179.
[5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186.因此，从思维主观的角度来看，判断力在此不再是为自然立法（Autonomie），而是为自身立法反观自然（Heautonomie）。
[53]也就是说目的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参见D.Simpson（ed.）： 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Kant， Fichte， Schelling， Schopenhauer，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4。
[54]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185.
[55]理性主义视野下的史学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本身的重要性就被褫夺为能否证实普遍概念及观念的有效性。
[56]判断力的原则本身不是一个介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中间的特殊的部分，而只能通过附加在随意任何一方的运用之上加以研究。因此，经验历史中有关观念的反思性判断力和目的论引导下的普遍历史的反思性判断力原则不是同一个东西，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区分两者的合理性。它们或许只具有形式上的相似，但由于运用领域的差异导致两者内容上的不同，前者更注重对知性概念和推论的先天条件的规定，后者则更注重从特殊表象中寻找到一条普遍原则出来，并且证明有关原则的先天性和自发性。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168。
[57]C.Davis： “Kant’ s Tel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3， No.2.， p.77.
[58]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09.
[59]W.Galsto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251.
[6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S.124—145.康德有关纯粹理性经验的类比原理阐释了时空条件下对象得以被表象的模式和条件，其中第一条有关实体的持存性原理最为关键，它决定了经验对象的统一和同一。因此，像“人性总是同一的”这样用在历史经验研究中的所谓抽绎出来的常识和定律，要明了其所扮演的成分和发挥的作用就需要深究其背后的根据为何，才不致为表面的近似所迷惑。这点就提示了观念历史、普遍历史与经验历史的分野。
[61]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10.
[62]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也有相似的论述，如诺瓦利斯、小施莱格尔等都强调世界的本质就是浪漫化，即以有限的现实经验通达无限，人的目的就在于表达和表现。参见诺瓦利斯：《断片》，高中甫、赵勇译，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7、299页。
[63]例如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程度为后人所震撼，但康德把它视作人类历史目的论上的提升，感到欢欣鼓舞。参见L.Beck： Essays on Kant and Hu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87。
[64]自然的客观方面合目的性不同于作为特殊变相的经验唤起我们内心某种力量与判断力相符合的统一形式（例如美的鉴赏），也不和自然外在的有用性（相对的合目的性）相关，而是作为既是内部又是绝对的形式上的合目的性显现出来。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 S.366。
[65]安希孟：《必然与自由的背反：康德历史哲学评论》，《学海》2004年第4期，第63页。
[66]W.Galsto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110.
[67]G.Kelly： “Rousseau， Kant， and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29， No.3， p.355.
[68]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15.康德从双重意义上定位了卢梭所谓人走出自然的状态，人虽然不能明了神意的内容，但却好像内心不得不遵从神意的指示（信仰），自发地把自己的行动看作实现那个计划的步骤，从而贡献自我的能力，以期在此之中实现个人和群体的有机发展，达成善的终极目的。因此，当自然冲动和自然哲学规定下人类社会处于徘徊不前甚至所谓堕落状态中时，我们仍然有机会通过目的观念和合目的性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作由低到高、循序进步的过程。康德对卢梭的评论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23。
[69]参见第168页注释②，自然在康德那里有着多种内涵，相应地神意（Vorsehung）也就并不意味着发现和看透上帝的超验规定的单一可能，毕竟神和人对于对象的表象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失去了不同先天条件规定中的直观，人便无法达成对事物的了解（无论是客观知识还是有关思维），而这对真正的神意来说是多余的，只不过人除了通过前种方式对此加以揣摩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对人类来说，神意只能是目的论观念化的自然，而非表现在自然中的实质本身。
[7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10.
[71]比如前述两种不同的原因条件对应着两种类型的历史，即知性概念活动中的作用因和理性观念活动中的目的因。
[7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90.康德大力反对这种将外部世界视作可疑或者不可能的观念，并且用自己的先验唯心论反对之，这有点类似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需要注意的是，唯心论（Idelisumus）与观念论词根同源，而批判哲学的观念将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笛卡儿、贝克莱等为代表的各种唯心论遗留下来的问题。
[73]如贝尔所主张的知识有限性的怀疑论和博林布鲁克所言历史是教授例证的哲学（希腊化时代史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也有类似论点），参见P.Bayle： Political Writings，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xiv页。A.Lovejoy： “Herd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8， p.176.
[74]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85.
[75]比如笛卡儿在第一哲学中强调纯思作为规定有限性存在的本质，休谟对数学负责观念的联系（Relations of Ideas）的主张，有异于处理实际的情况（Matters of Fact）的经验科学。参见R.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p.108。D.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Selections From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2， p.23。
[76]休谟曾用著名的思考太阳从西边升起的例子，来说明知性经验对于思维的自为是多么的不可靠和无关紧要，因为这在他的理论上可以说是行得通的。康德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以思考平行线组成图形中的不可能性为例，说明在纯思中的矛盾律甚至都不是自身所能单独决断的，必须通过空间及规定的条件才能对此有所领会。而这些先天条件正是一般经验性事物的先天条件，因此两者之间（纯思和经验）已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87。
[77]这种新的客观性（实存上必然的）必须由经验在形式和质料上的双重规定才能决定，前者包括（先天）直观（时空条件）和概念，后者则包括感觉。因此，康德的客观性论述已经内含了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规定，这当然离不开经验，并且和纯思的客观性大相径庭。
[78]I.Kant： Lectures on Logic， trans.J.Yo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
[79]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24.
[80]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23.
[81]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335.
[82]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361.
[83]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89.康德把限定在可能经验范围内运用的原理叫作内在的（immanente）原理，而将超出这一界限的原理叫作超验的（transscendente）原理。两方运用的范围和界限一目了然。
[84]这种完整性及以自我为目的的合目的性主张必然导致历史蕴含着一个统一的进程，即从茫昧的起源到未可知的终结，虽然两端及过程的大部分都在人的感性经验范围之外，但目的论的运用使得我们能够获得相关的合理期许和展望。康德的历史哲学论述大多都讨论非常极端的历史化问题（如人类的起源与灭绝、社会的终极目标等），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目的论和观念化理论能受到最充分的检验。比如康德认为历史上出现的种种乌托邦的理论构想绝不会成功，若非如此那就触犯了目的论的原理，该原理昭示的现实只能接近终极目的但不能达成，否则人就是以知性眼光看待乌托邦问题了。而这其实是一种应然的原则而非实然的原则，普遍历史绝不可能以经验历史的面貌实现。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 S.92。
[8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序第2页。
[86]尤其是作为反思性判断力的功能，参见G.Schimidt： “Kausalitaet oder Substantialitaet？ Zu Hegels Ontologie der Geshichte”， Logik und Geschichte in Hegels System， Hrsg.Hans-Christian Lucas， Guy Planty-Bonjou，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89， SS.148—151。转引自李明辉译注：《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年，导论第xxxviii页。
[87]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18.从这角度来看，康德的历史哲学由于它的观念特征可谓介于思辨的（实质的）和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之间。
[88]理性的建筑术即用系统的统一性（目的）而非出自知性的统一性眼光看待知识，使其成为一门相互关联的整体科学。因此，在理性结构中各部分发挥作用的强度决定了相关学科在理性科学大厦中的位置。历史学由于判断力功能的突出作用造成其介于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也介于自然科学与艺术之间，两端分别标识出历史学游动的极限。参见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II S.538。
[89]G.Wells： Herder and After， Hague： Mouton， 1959， p.137.
[90]J.Herder：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d.F.E.Manu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82.
[91]J.Herder：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d.F.E.Manu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90.比如暴力、野蛮和目无法纪就会因服从人类本性中理性和正义而在历史进程中慢慢消失。
[92]J.Herder：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d.F.E.Manue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12.
[93]J.Herder： On World History， trans.E.Menze， New York： M.E.Sharpe， 1997， p.38.
[94]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52.
[95]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54.赫尔德所反对的纯粹理性根本上是与经验世界脱节的理想世界的思维工具，用它们来处理现实事物当然有闭门造车之感，而康德所反对的形而上学就是过于迷信经验而伪装成它的自明的理性言语。两人的出发和着眼点正好相反。参见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页。
[96]W.Koepke（e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Washinton： Camden House， 1996， p.106.从某种角度上说，康德限制了赫尔德所谓的历史知识的范围。
[97]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VIII S.65.就像康德所谓柏拉图在科学范围内误用观念，反而削弱并模糊了知性能够取得的积极成果一样。
[98]W.Humboldt： Gesammelte Werke， Bd.I， Berlin： Verlag G.Reimer， 1841， S.2.
[99]W.Humboldt： Gesammelte Werke， Bd.I， Berlin： Verlag G.Reimer， 1841， S.7.
[100]洪堡用Begreifen一词表示理解，可谓与康德的用法一脉相承。康德把理性观念的功能叫作Begreifen（统摄），而把知性概念的功能叫作Verstehen（理解）。洪堡也是在观念的意味上使用Begreifen一词的。参见W.Humboldt： Gesammelte Werke， Bd.I， Berlin： Verlag G.Reimer， 1841年， S.4；I.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AA）（Band I-XXIII），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erlag G.Reimer（1902—22）De Gruyter（1923—55）Bd.IV S.198。
[101]洪堡认为观念的表现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感知到的无法阻挡的趋势，如时代精神等；另一种就是无法被环境还原的特殊物，如鲜明的个体性等。
[102]W.Humboldt： Gesammelte Werke， Bd.I， Berlin： Verlag G.Reimer， 1841， S.5.
[103]后来的兰克、德罗伊森都在历史经验的观念问题上做出过完善论述，使之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支撑。而新康德主义对于学科性质的讨论和价值学说的提出，也受到影响并汲取这方面的思想作为根据。
[104]B.Wilkins： Hegel’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86.
[10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4页。黑格尔把批判哲学与经验哲学并列，正确地看到了批判哲学的经验论前提根基，不过他认为康德过于执着主客观条件等问题，没有就范畴内容本身进行思考。
[106]G.Hegel： Reason in History， trans.R.Hartmann，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p.25.
[107]S.Gardner： “From Kant to Post-Kantian Ide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Vol.76，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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