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来说，目的（Zweck）和目的论的（teleologisch）概念是属于观念的一种，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亦非对象本身作为存在物所具有的客观特性，而是我们通过种种方式把一种类似于机械因果律的理性思维产物赋予到研究的对象上的效果。如果把它们作用于历史，我们能够得到的历史观自然也就和服从自然的因果性出发看待历史完全不同。目的论本身所蕴含的逻辑上的系统性、完满性维度[48]决定了普遍历史观念的必然特征，即后者所重视的不是孤立的、单个的片断历史经验，也不是在形成历史知识和信仰的机制及推绎中观念所扮演的角色，而是探讨能否胜任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发觉一项自然目的的挑战。[49]根据这个目的，历史将呈现出遵循特定计划的面貌，提供人们理解过去乃至未来可能的活动状况的途径，并且使得编撰这样一部串联人类社会线索的历史成为可能。[50]
康德指出，这些思考的渊薮在于人类理性的反思判断力功能，它们的原则不能被拿来规定作为现象的自然和历史世界自身，而只能被看作一种好像自己设想出来的知性规律。[51]这种规律具备以下的双重特征：首先，它必须拥有必然性，否则根本就不能成其为规律，而只是些松散的意见，也就无法运用在客体的思维上。但是，作为现象世界的对象的必然性已经对它关上了大门，因此这种必然性的内涵将受制于关于对象的另一种可能的必然性，尽管人的感知对于它的内容是力所不及的。其次，它必须给予对象及其各种一般经验性的规律以统一性，否则当现象世界里畅行无阻的自然法则遇上关于对象的出自自由意志的观察时，两者无法和谐地融为一体，有为矛盾或者冲突撕裂之虞。这样的话，客体本身拥有的性质都将被取消，甚至它原来为知性概念所囊括的部分也会变得可疑。
在这里，康德同样提供了一个先验演绎，以此来保障目的观念及目的论的合理性。首先，经验性规律在客体认识的知性规定眼光中是偶然的，也就是为了获取一般普遍的对历史经验的理解而舍去的事物的特殊表象部分。例如有关历史事物的独特性问题，就是只有把它们放置到历史探究的前台才能感悟到的；又比如历史比较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前提之相同普遍的部分，而如何处理多余下来的截然不同的特殊杂多，则由于失去了既有的比较准则，而陷入认知的迷茫。所以，这种先验演绎绝不能向先天知性概念进行索求，那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尝试，因为这些规律不可能从自然中先天的得到规定和证明，完全是在那个时空形式条件之外被各种各样的差异形式组织起来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原则上先天的综合统一，那么它必定超越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自然律的关联，至少是人们创造性地采取的一个主观方面的原则，它在自然或者历史事物方面的表现就好像是借由类比知性规律的功能把经验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使它们成为新统摄下的普遍化的产物。[52]因此，有关合目的性的机能发挥较之理智的规定性判断力的运用具备逆向而动的特征，它关注的不是从普遍向特殊的知性规定，当面对个别特殊的感官表象时，知性概念先天地作用于其上，以便在排除非本质的部分之后提供赖以确保的客观性知识。而当我们想从特殊表象的个别差异中试图总结出一些同样期望普遍客观的规律时，知性便借由反思性判断力的功能类比地产生出这样的原则，它同样能够作用于自然和历史经验的世界，用单纯来自自身的那种普遍性映射到我们思考的对象上去，好像它们能够获得类似知性自然律之外又一条左右认知的先天原则。这种超出知性范畴和先天规律的普遍性正是人的思维无限性的体现，也是它力求挣脱自然律的束缚，以自由的方式完善认知的尝试的表达。
其次，那种由目的及合目的性带来的协和一致的统一，对于自然或历史中的各类特殊形式的对象都是必要的，并拥有价值上的意义维度。[53]假使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关于事物思考的向度只有关于知性的自然律，知性就不得不为那么多不同变换的差异性状预先设定能够一一对应的那么多不同的原因种类。这在理论上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切个别性的事物能够先天地为某个普遍的因果性所规定，然而与此同时在认知中我们对这些规律间的关系以及被它们视作偶然多变的经验性形式却无法被加以思考。在我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自然乃至普遍历史的反思中，为了使得知性规律的普遍类比向相关规则的特殊类比进展，以至于使得后者呈现出一种类似来自知性根据的客观性，就必须有那么一种作为先天保障的条件预设在其中发挥作用。于是，特殊的经验事物不再是纯粹属于普遍规律主宰的认识对象，它们之中被隐匿起来的部分以及不同事物间的关系也能被表象成客观必然的，尽管这一特质并不能从感官经验中直接得到证明。[54](www.xing528.com)
在历史事件的讨论中，由于牵涉到其可能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维度，反思性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研究通常被认为倾向关注个别性的事物，这种个别性并非仅仅体现在知性普遍规律对于经验的规定，用它的因果性来解释历史事实。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所确立的个别性，只是作为普遍性的对照或者例证而出现[55]，其本身并不具有自为独立的价值。任何历史知识或信仰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受到历史学家重视的经验只能敞开其有限的问题领域，无法为其丰富的变相和偶然性寻找到合理的参照系。所以说，在经验历史甚至帮助反思经验历史生成的观念史[56]之外，历史本身具有的合目的性和目的论意涵才是有可能释放这受到局限的历史经验的有力武器。历史中的个别性事物即个体，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普遍性，它相对于认知成果之外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助其摆脱前者的束缚，成为彰显自为特征的重要根据。
我们在康德所谓普遍历史和经验历史的对比中，这种目的论上[57]的概观所导致的差异俯拾即是。康德明确表示其关于人类历史最初状态的臆测不可与完全依据真实说明（wirkliche Nachricht）所被人相信的历史[58]相比较，后者所仰赖的自然哲学的根据并不是为前者提供保障的场所。当我们处理人类社会的自然开端这样的问题时，眼前或者当下具备的经验是可以通过不同先天路径加以利用的材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得到的不是随意虚妄的猜测，而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根据的历史事实。因此，如果按照机械自然律的方式类比的话[59]，那么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状态本质上都将是相同的，因为这符合并且出于思辨理性有关实体经验的类比的原理。[60]这样的话，通过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社会情态，便能合理地预测出人类社会走出蒙昧状态伊始的情形，这也就当然不能被视作一种纯虚构的思维活动，因为其背后拥有牢靠的先天依据作为支撑，并且有真实的经验证据作为担保。与之相对，康德所谓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并不需要满足这么严格程度上的可信性和客观性——即自然律意义上的客观。它作为理性的构想力（Einbildungskraft）为心灵之休养和健康而从事的一种活动，从根本上展现了历史研究者的眼光和心智的技巧。在这其中，我们发现历史中的人不再被表象为自然哲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目的论观念下的个体及其所组成的社会。这种观察的眼光不再把人的既存作为历史的经验对象，而是反过来把人的存在作为历史探究不可化约的基点和开端，其所关注的历史进程内容也不再是种种自然规律的特殊时空表现，而是人的自我发展和教化（ausgebildeten）目的在现实中的轨迹。[61]这样的话，历史描述中看似没有变化的个别经验对象实际上已经全部观念化了，从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价值。语言不再仅是体现语法的交流工具，其功能在普遍历史中更多的展现在人的自我教化和自我表达[62]方面。自然的各种本能和冲动正是由于人的理性对它们的克服和扬弃，获得了在普遍历史中助力的定位。贪婪、暴力和淫逸洗却了无关紧要的特殊性、随意性的面目[63]，以新的诸如习惯、风雅、仪式等文化名义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主观上的任性反而在自然客观的合目的性[64]意味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承载人的理性自由的普遍历史重新归化了人的经验历史中服膺自然律的部分，它用反思性判断力主观构造出来的经验规律替代了原本呈现出必然性特征的历史经验表象的相关规定。在这过程中，特殊经验变相获得了普遍化的提升[65]，其意义和价值得到彰显，而原本作为服从自然哲学规则的通相却降格为一种新的特殊，仅作为普遍历史的质料而成立。像卢梭在他关于人类早期社会论述中看似难解的矛盾[66]，我们只要用目的论观念的历史眼光加以参照即可使其自洽。人类离开原始状态的堕落标志着历史进程从善向恶的运动，那是在自然或者说从本质直观的意义上所能够理解的人类社会历史轨迹，因为看似人类的恶行愚行打乱了原本神明可能培植在人的本性中的计划。然而，正是在这基础上，我们发现人作为社会群体名义的属物，毫不气馁地不断磨炼着自身，将种种不利因素转变为塑造艺术、文化等诸多人类特有表现的利器，进而将它们看作表征人类本性的标志。[67]这一再次从恶向善的进发是作为道德人的自我发展的历程，只有在以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根本目的的取向中才能明晰。因此，康德把自然的历史定位为始于善，因为那是上帝的作品[68]，难以为人的理性所看透，个人不可能给出这样一份折射历史本质的计划来，只能亦步亦趋地遵循体现在经验表象中的普遍法则；而自由的历史及目的论观念下的自然作为人的作品则始于恶，人的特殊有限的行动和作为看上去偶然和盲目，但是正是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悬拟或者说好像从知性中看出一个完整历史进程的计划出来，这是属于人的理性自由所能够决定的思维产物，既不同于直接从历史进程中看出造物主的有意安排，也不同于仅仅恪守知性原则对历史的规定，而是在时空的推移中将那个自我规定的判断力所发觉并遵从的神意展现出来。[69]于是，机械的自然通过观念化转变为自由的自然（自然的合目的性），经此产生的自然历史便囊括了经验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使其不同于对两者的单纯描述，摆脱了经验历史特有的客观性要求的束缚，而释放出观念历史的能量。同时，人的自由和期望也能在普遍历史这个客观载体中得到合目的性的规定，不至于被一种恣意放纵的任性所侵蚀，勾勒出抛弃行为活动的偶然性表象特征后满足相关先天条件的合理性。
目的论观念的普遍历史可以通过与经验历史的对照，以观察超验（哲学）路数下的历史是否与经验路数下的历史相吻合[70]，这是普遍历史观念对于一般历史研究具备有益的参考和帮助的重要依据和着眼点。由于两者所关注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历史经验中有着许多线索勾连起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区别并能够加以比较。[71]而这比较的结果便是两种不同秩序、不同体系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历史类型，它们处于一种通过对观得以澄清各自性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并且在不同的领域拓展着人本身对历史进程了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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