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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知识论对历史理论的影响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康德认为这就是旧式的形而上学难以满足经验科学所需要的理论保障的根本原因,也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康德改造了有关经验的知识论学说,其实也提供了一种全新形而上学的前提。康德用观念及特有的目的论理论来对历史认识问题加以处理,他明确指出在经验历史的实践操作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关于历史的观念上的考量。

康德知识论对历史理论的影响

在19、20世纪各种有关历史哲学类别的划分中,康德的历史理论往往被指向思辨的一类,这在英美传统的历史理论著作中显得尤为突出。[4]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康德的历史思想在二战以后的再评价中,经常与现代社会的起源、人类道德群体的发展以及作为理性人与国家的平等相处等社会、道德乃至宗教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学者把康德历史思考当作政治学的主题来处理,以展示国家运行的种种可能。这类倾向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康德的历史理论是一种有关历史进程的观念体系[5],它既不同于纯粹经验科学的知性论证,也不同于纯粹道德观念的理性肯定,而是一种介于两者间的特殊理论表现。

因此,人们要澄清历史进程中所遵循的类似知性因果规律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历史与自然别无二致,成为可以预测甚至可以重复发生的对象序列。人的自由因素在历史中的表现就将被无视和忽略,这显然与我们日常有关历史的体验有别。同时,历史不能像道德观念那样由人的实践理性直接规定与把握,从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绝对性论证。因为历史上的破坏、倒退和负面产物无法为纯粹道德律令所包容,它所发展的轨迹和方向也无法为个人所完全了解和掌握。历史进程挟裹着个体,朝着不能看破的方向前行。

康德关于历史这种模棱两可的特性规定,虽然暂时使得人们无法从中获取像科学定律和道德准则这样的纯粹理性规定下的成果,但却提供了一个充分检验其知识论和开拓新的对象思维场域的契机。首先,康德将知识与经验挂钩[6],这点于历史学亦十分受用,并不违背其实际操作的准则。按照常识的观点来看,有关历史的研究和表达就是应该只和有关过去的经验事实打交道,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知识规定介入历史研究之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提供了认识的内容,使得思维本身不致沉溺于自身的推绎游戏。否则的话,在形而上学原则与经验现实冲突的地方,只能以依附的处理方式,让经验为思维服务,才能达成两相符合的认识上的要求。康德认为这就是旧式的形而上学难以满足经验科学所需要的理论保障的根本原因,也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康德改造了有关经验的知识论学说,其实也提供了一种全新形而上学的前提。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范畴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是不容须臾分离的一枚硬币的两面,所谓盲空之辩就是这方面的体现。[7]如果将这个条件前提延伸出去,那么在历史知识形成的机制中,必然离不开感性经验的支持,同样也少不了作用于其间的相关先天因素的介入,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将其中的结构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反思适用于数学与一般的经验科学,同样也适用于历史学。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得到的,这种先天因素不是像确保数学和自然科学客观性那样作用于历史的。自然因果律在康德看来是对理性存在物来说颠扑不破的真理[8],只要他们都承认规定自然世界的先天条件是时空形式即可。然而历史反思正是在自然科学所抽象掉的经验表象之处展开特有的思维历程[9],历史概念或者用语很难被看作像一般经验概念同类的东西,因为它们有着一种指向一次性或者个体性感知经验的特别属性。有些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大革命、启蒙运动等,在可能的感知范围内只有唯一的对应。此外即使是像革命、封建制等看似包容性较强的术语,也绝不可能像科学概念一样得到完全充足的对象说明,因为它相较于适用的事件和行为的界限是没有那么稳定和确证的。此外还有人们对于历史的总体看法,不是某些可以预见的理论能够比拟替代的[10],它具有一种类似世界观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历史认识中较为特殊的组成。不过,这一有关终极目的的客观性论证只有神才能洞察,人们不可能像确证道德律和纯粹道德观念那般对其加以充分的把握。(www.xing528.com)

康德用观念及特有的目的论理论来对历史认识问题加以处理,他明确指出在经验历史的实践操作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关于历史的观念上的考量。观念本身就是对于知性思维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扮演了后者的先天条件。[11]这两条路数分别对应着康德历史哲学的两大分支。从一般观念[12]的角度出发,历史事实及概念才能得到确立,使它们的有效性与自然概念的有效性有所差别,这是一种有待经验扩充和证实的观念运用,同时通过自身的系统结构和逻辑推论帮助历史学填充经验对象之间的空白,合理地发展这一相互关联的独特知识体系。而目的论理论则是为人们自由地看待历史,使其不仅仅受到自然律的约束提供了可能性保证。目的论眼光下的历史不再具有经验眼光下历史的那种循环往复,种种非理性的意志行为都会被普遍化和神圣化,被理解为朝向一个最终目的的必要手段。[13]不过,这个目的是永远无法在经验世界中得到实现的,毕竟目的本身就被认定为事物实现自身可能性的一种趋势,作为一种应然而非实然的属性体现在历史进程中。这种关于历史自由的理解反映了人的道德性在自然界中的展开,捍卫了自由和其他人文价值在历史进程及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位置。

康德历史哲学的这一中间性,使它在西方近代历史理论中显得独树一格。观念的运用离不开感性经验的支持,但它作为理性机能并不受知性的限制,相反它能够充当知性规律的先决条件。因此,历史认识就具有了超出一般感性经验认识的特征,不可与其相提并论。同时,目的论对历史的解释又是一种理想性质的说明,并不依赖现实世界对其目的的最终实现,而是通过理性功能的另一种运用,体现了作为人的超越价值和经验历史间的关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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