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当代热点

古希腊有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模式，一种是希罗多德式的历史探究，另一种是修昔底德式的实用历史研究。所谓希罗多德式的历史探究，是指把历史研究理解为一个探究过程，一种对人类生活状态、生活环境的探索。其研究方法是问题式的，即针对时间之流中的人类行为提出问题，其答案一定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和暂时的，这些答案可能随地理视野的扩大或技术的提高而被修订或替代，探究永远不会给出最后答案。这一传统的史学成果往往视野广阔，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对人类传统的保持。而修昔底德式的实用历史研究则往往把历史研究理解为对事件前因后果，以及事件参与者的心理动机的探索。其方法是叙述式、分析式的，即注重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事件，分析影响事件发生的多种因素，并力图捋清各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主次关系。这种方法的历史概念极为狭隘，主要指向政治、军事和外交的事件和人物。它研究的是个别事件和人物，但试图从中概括出普遍意义，因此，它强调历史的垂鉴作用和教育意义，具有极强的实用倾向。^[4]

然而，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探究，还是修昔底德的实用历史研究，二者都有强烈的当代兴趣。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的《历史》全书可分为两部分：从第1卷至第5卷第27节为前半部，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埃及、利比亚、西徐亚等地的情况；第5卷第28节是个转折点，以下为后半部，才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即公元前478年之前30年的历史。希罗多德著作的前半部分为后半部分希波战争的叙述提供了详细的地理和社会背景，用整整一半的篇幅来叙述当代发生的战争过程，所以，他本质上是一个当代史家，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典型的当代史。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是30岁左右的人，他是战争的亲历者，所以能充分认识到那次战争的重要性。他曾在公元前425年任雅典十将军之一，统率一支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后因援救安菲波利斯城失利，被革职并遭放逐。直到战争结束，他才被特赦，重返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8卷，前后一贯，足证其预先有写作计划。全书一开头就写道：“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6]过去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只是现实政治情势的开端，而现在则是理解过去的基础。假如人们要理解现在，那么就要理解人性的作用。现实的经验能嘉惠于未来，也是理解过去的钥匙。修昔底德认为，不同时代的差异仅仅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人性是永恒不变的。当代仅仅是一个关于其自身保存有可靠资料的时期，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从当代开始，依据证据条件回溯到过去。当代史的独特地位取决于如下假设：人性中存在着永远不变的东西，当代是唯一能如实讲述的历史，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事件是从当代有意义的政治事实中选择出来的事件。保存当代事件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未来要发生的同样事情可以预测，同时，从当代事件中得到教训也有益于未来。^[7]

希腊化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写作了《通史》40卷，其叙述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建立，年代跨度约70余年。他所记叙的事件并非他所亲历，他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仅仅讲述一个故事或描绘政治状况。他出生于希腊中部美加罗波里斯城，曾任希腊反罗马联军的骑兵指挥官。在反罗马战争失败后，他作为人质于公元前166年来到罗马。由于学术上的素养，他受到罗马上层青睐，客居罗马十六七年。目睹罗马的强盛，他立志要写一部历史，探索罗马强盛之道。因此，其写作的《通史》是以罗马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的现当代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与希腊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他重视历史的政治教育、道德垂鉴作用。他说：“我认为一开篇就应该鼓励每一个人虚心地阅读历史，因为过去事件的知识是矫正人类行为最好的方法。我的所有前辈史家不仅把研究历史视为政治生活最可靠的教育和训练，而且，他们把历史看作是最易理解、最全面充分的能干教师，其教导比任何灾难记载更能使人们勇敢地面对无常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实际上都以此作为他们工作的首要目的。”^[8]正是从希腊历史学家这些论述，以及罗马史学的具体实践中，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才得出他影响深远的格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9]

罗马人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著作传统，即民族史，他们的著作比以前希腊人的历史著作更重视政治制度的连续性。然而，关注现当代，以政治、军事为叙事主线，重视历史的垂鉴作用依然是罗马历史写作最重要的特点。即便李维（Livius，公元前59—17）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是通史体裁，但其主要目的也在于记述最近的当代事件。李维整部历史从罗马建城开始，记述前后700多年的历史，“第一卷涵盖了240年，第二到第五卷则记载了120年的历史，而记述公元前2世纪时，每卷平均涵盖两年，写到公元前1世纪，几乎是每年一卷”^[10]。这样，为了讲述最近不到100年的历史，李维用了90多卷的篇幅，超过了全书142卷的一半。塔西陀（Tacitus，55—120）传世的历史著作，一部叫《编年史》，另一部叫《历史》，两部书都是编年纪事体裁。虽然不清楚其书名是作者自定，还是后来编辑者所添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古代罗马作家已根据叙述主题区分了编年史和历史两种体裁，编年史记述遥远过去的历史，历史则是基于作者个人经验记述当代史。^[11]塔西陀的《编年史》记述奥古斯都以前的时期，而他的《历史》写于大约104年，涵盖最近的时期，开始于尼禄自杀之后的“四帝当政”（69），结束于图密善统治时期（96）。(www.xing528.com)

保存记忆、记录事件在古希腊、罗马史学中一直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与修辞学相关联的，是修辞术的一部分。对于西塞罗来说，历史和记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演说家，演说家利用过去的记忆可以提高自己的雄辩能力。根据西塞罗关于修辞学的论述，编史主要应该由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有名声的个人来从事。这些人有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在退休或闲暇的时候就有能力把伟大事件载入自己的演讲词，使其不至于湮灭无闻。在《论演说家》（公元前55）一书中，他指出，载入历史的事件应该是重要而值得记忆的，写作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历史不仅应该是动人的，而且应该是有条理、有因果分析的流畅叙事。^[12]

实际上，因果分析只有当其有助于演说家更好地与听众交流时才会受到重视，因为因果观念本身对于罗马历史学家的重要性是有限的。由于强调历史对道德和雄辩的重要性，罗马人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去贬抑历史。同样因为重视历史的道德垂鉴和有益雄辩的作用，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了实用目的，关注的是自己所亲历和观察的当代事件，而不是遥远的古代，即便波利比阿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事也是以现实当代为归属的。李维写作历史虽然从神话时代开始，但他承认他的同时代人对自己时代的历史更感兴趣。当代史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因为古希腊、罗马人认为，人性中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东西，当代是唯一能如实讲述的历史。这与他们求真求实的编史原则、他们认定历史证据的标准和寻找历史证据的条件相一致。“因为只有限于自己当代的实际经验，由证人、目击者证词、在场者观察构成的历史证据才能顺利获得和搜集”^[13]，所以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事件是从当代有意义的政治、军事事件中选择出来的。

保存当代事件记忆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古希腊、罗马人的时间概念中不包含进步观念，他们并不在长期变化的过程中来把握事物。这不应该被看作是古希腊、罗马史学的缺陷，而应该看作是内在于古代历史学家的重要特征，源自于他们特有的时间和变化的意识。他们有时光流逝的编年时间观念，但也秉持各时代本质不变的思想观念。因此，古希腊、罗马人对未来的预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一种对过去记忆和当代实际经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