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塞洛斯《编年史》中拜占庭帝王形象的特点优化

赵法欣 邹薇^[1]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是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著名学者和政坛风云人物，他的代表作《编年史》内容涵盖976至1078年前后的史事。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史学著作，作者在书中不仅详细记述了近一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在作品中塑造了从瓦西里二世至米哈伊尔七世共14位拜占庭帝王的鲜活“形象”。本文旨在以这些“形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它们的特点来阐释普塞洛斯的史学思想，进而深刻理解拜占庭历史写作在11世纪的发展演变。需要明确指出一点，本文所涉及的“形象”内涵，并非简单局限于一个人的外貌特征，而是普塞洛斯对14位拜占庭帝王全方位的描绘，包括这些人的内在特性与习得特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7至12世纪间最杰出的一部拜占庭史学著作，代表了中期拜占庭帝国历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他的写作方法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拜占庭史家。^[2]不仅如此，这部《编年史》也是拜占庭史学写作模式和风格在10世纪以后发生转变的典型代表^[3]，它同时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对历史写作活动的深刻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国际拜占庭学界对普塞洛斯的《编年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普塞洛斯的政治和宗教立场、《编年史》的古典源流、文学类型以及它的客观性等问题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4]；但是，学者们对该书的评价却存在着较大分歧，有一批学者认为该书存在立场上的前后不一致，作者在书中对某些帝王（如君士坦丁九世、杜卡斯家族帝王等）多加回护，甚至大肆歌颂献媚，贬损了其著作的史料价值。^[5](www.xing528.com)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A.卡日丹和J.柳巴尔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拜占庭学家开始运用文学分析的方法结合传统的史料分析法关注拜占庭史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他们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各种拜占庭史著，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拜占庭史学作品的认识。^[6]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运用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界较为流行的这种史料解读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将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若干语句或段落还原于其所属的语境当中，不仅仅停留在对字面含义的理解，而是将这些表述与上下文、甚至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社会关系相结合，力求挖掘出作者如此写作的真实意图。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编年史》中帝王“形象”塑造的特点，剖析作者的史学思想进而再至拜占庭史学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同时就这部作品的史料价值以及作者的立场等问题做出一些阐释和辨析，以期给予这部《编年史》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通过对普塞洛斯《编年史》的解析，将势必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拜占庭历史写作在10至12世纪间的发展轨迹及其突出特征，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本主义思想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承及其对后世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