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涛[1]
谁是“希腊人”？在研究希腊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时，长达九卷本的《历史》文本是学者们经常征引的对象。希罗多德在探究希波战争原因的过程中，将叙述的范围扩展至当时希腊人所知的整个世界，而其中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是对异族世界“惊异”
的记载。异族人与希腊人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据此阿尔托格（F.Hartog）等学者借用“他者”的概念，认为希罗多德的异族叙述实际上是在构建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反面参照，所谓“希腊人”就是蛮族的对立面。[2]有观点进一步认为，整部《历史》的叙述框架就是希腊人与蛮族人的二元对立。[3]这种“他者”解读模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4]，但与此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南克（G.Nenci）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5]，艾萨克（B.Isaac）、费林（C.B.R.Pelling）和芒森（R.Munson）强调《历史》文本中的希腊人与异族不是截然对立的[6]，伯纳尔（M.Bernal）甚至主张希罗多德是在追溯希腊文明的异族起源。[7]“希腊人”是蛮族的对立面，还是异族的继承者？两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文本依据。(www.xing528.com)
希罗多德《历史》不仅刻画了希腊人与异族人的对立与差异，同时也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一文本为何会存在自相矛盾的叙述？对文本的哪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如果说，两种对立的解读模式都不能完全否认对方解释的合理性[8]，那么，当前学术争论对文本的解读是否存在理论和方法意义上的局限？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尝试采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旨在兼顾《历史》不同立场的异族叙述，对希罗多德文本做出一致性的解释。通过对“文本”和“历史”两方面的分析，阐释希罗多德《历史》文本背后隐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意义，进而揭示希罗多德自相矛盾叙述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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