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于剽窃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一般而言，考量作品是否具有著作权与其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本身是两个问题，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剽窃的对象是他人的整部作品，或者是他人作品中片段的简单组合，剽窃者在剽窃作品中毫无增量要素可言，这种情形下自然就没有著作权。如果仅仅是剽窃他人作品中的一部分，而剽窃作品中也有着一定的增量要素，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当然就具有著作权，当然，剽窃者仍然对其剽窃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比如在王天成诉周叶中、戴激涛侵权案件中，后者的作品有20多万字，同王天成作品中只有少量雷同，即使构成剽窃的话，也不影响后者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
第二，剽窃的例外情形。剽窃的本质是混淆出处，但在依据惯例或客观上不能标明出处的情形下，就不应当算作剽窃。比如有些无主作品难以标明出处。生活中的公理、谚语等均不需要标明出处。再比如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在叙述的时候，世人都清楚这些观点的出处。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专门地予以标明。剽窃的本质在于混淆出处，在不会混淆出处的情形下，也不构成剽窃。“用典不算剽窃，因为作者预期其读者能够看出这是用典。”[30]另外，基于职务行为的，比如“以法官的名义发表一篇并非由他撰写的司法意见书，这并非剽窃。”[31]
第三，对于反向剽窃的情形，比如下属自愿让上司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学生让导师挂第一作者以便于论文发表的，有时候上司或导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由于署名问题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不仅仅是作者的私益。在这种情况下，剽窃行为的责任者就是作者本人，被署名者视情况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吴冠中诉朵云轩、香港拍卖公司案中，讼争作品《毛泽东肖像》是一幅假冒吴冠中署名的美术作品，落款非吴冠中本人的署名。这个案件属于典型的反向剽窃行为，吴冠中“被署名”。在“反向剽窃”情形下，作品的著作权仍然属于剽窃者，被署名者由于没有进行创作，因而没有著作权，不存在侵犯著作权问题。但被署名者有权要求剽窃者（作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如果造成经济损失的，也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自我抄袭问题。如果作者在作品中大量地利用了自己以前的作品，包括作品中的思想观点、艺术形象、作品片段，甚至是作品本身，比如将以前的作品汇编成书予以出版。这种情况下，没有混淆作品的出处，不会构成剽窃。但如果一稿多发，浪费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了不当利益，构成学术不端。[32]而且极有可能违反作者与期刊杂志社的合同，构成一种违约行为。(www.xing528.com)
第五，剽窃行为的诉讼主体。在正向剽窃行为引起的诉讼中，如果窃为己有的，无疑被告是剽窃者，原告则是被剽窃者。如果窃为第三人所有的，第三人和剽窃者均为共同被告。依据第三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以及获利情形，确定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如果被剽窃者早已不存在的，作品又无著作权的，可以由被剽窃者的继承人或国家指定机构基于公益的考量担任原告。在反向剽窃的情况下，基于诚信原则，作者不能向被署名者提起诉讼。如果是作者主动地将作品上署上他人的名字，而被署名者知情的，被署名者无权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剽窃行为影响的人，比如与被署名者具有竞争关系的人，[33]或者国家指定机构基于公益的考量，也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第六，剽窃同非法复制等行为的关系。波斯纳将剽窃视为一种欺诈性的复制行为。[34]无疑是将复制当作是剽窃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由于剽窃只是同不当署名相关，因此，剽窃与非法复制发行等行为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35]如果仅仅是盗版他人的作品，但并没有改变作品的归属，就不构成剽窃，仅仅涉及非法复制发行。如果引用他人作品过多，比如，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摘录他人的作品作为自己文章的主干，但注明了引用部分的出处，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引用情形，也不构成剽窃。如果仅仅是剽窃了他人个别思想观点，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非法复制行为，但构成了剽窃。同样，在他人已经复制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里就不牵涉到复制，仅仅是剽窃。当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他人的作品，既构成了剽窃，也构成了非法复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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