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与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包括《著作权法》在内。但没有及时地颁布新的《著作权法》，只有一些零星的政策规定，强调保护版权，保护作者的经济利益。1984年，文化部颁布《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这个条例是1990年《著作权法》的前身和蓝本，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著作权立法。尽管立法的层次不高，仅为部门规章，但规定了各项著作权、著作权存续期限以及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等等，详细地列举了各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为1990年《著作权法》的制定积累了经验。另外，条例第14条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文化部可将某些作品的版权收归国有并延长其有效期限。这个规定具有浓烈的计划体制色彩，在后来的著作权立法中被摒弃。

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录音录像出版物版权保护暂行条例》，该条例有两点可堪重视：第一，赋予音像出版物以版权，而不是邻接权，保护期限为25年；第二，对于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音像出版单位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须注明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并支付报酬，从而确立了法定许可制度。

1990年，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这部法律深受两大法系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大陆模式（主要是法国模式）影响突出表现为：设置了著作人格权、著作财产权二元制度，前者不能转让，永久存续，后者可以转让，在一定期限内存续。设置了与著作权并列的邻接权制度等等。英美模式影响突出表现为：更多地承认法人成为作者，在立法目的上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等等。可以说，在整体制度架构上，我国著作权法倾向于大陆模式，但在制度的灵魂以及一些具体规定方面，则倾向于英美模式。这是一部以大陆模式为骨架，以英美模式为灵肉的立法。总体上看，我国既没有完全摒弃人格说而采纳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也没有不顾现实的需要彻底信奉人格说而采纳德国模式。

值此著作权法修改之际，首先，可以考虑结束在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之间的摇摆状态，摒弃人格说，废除著作人格权制度，参照《大清著作权律》的立法样式，禁止他人混淆作品署名，破坏作品的完整性。^[9]其次，对法人成为著作权主体不应有任何歧视和限制。比如，在影视作品上，否定导演、编剧等自然人对作品的署名权，承认制片者（法人）对作品具有完整的著作权。最后，还可以借鉴《大清著作权律》上的“著作权失权”等制度，完善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使之更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注释】

[1]参见（台）施文高：《比较著作权法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6页。

[2][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版权法的经济分析”，载[美]威特曼：《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3]参见（台）施文高：《比较著作权法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页。(www.xing528.com)

[4]参见（台）施文高：《比较著作权法制》，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修订著作权律史料选载·民政部为将著作遵章呈报注册事出示晓谕”，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

[6]姚秀兰：“论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载《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7]参见薛宁：“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1期。

[8]李宗辉：“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9]具体可参见王坤：“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