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说的立论基础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代学者钱钟书指出，人格与文风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因为文也可以饰伪，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因此，作品能否体现作者的人格，并不总是确定的。更何况，人格说基础上形成的著作人格权理论往往同民法的基本原理相冲突，比如，著作人格权永久存续就与民事权利理论背道而驰。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也不适于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如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就大成问题。《法国著作权法》第14条就将电影剧本作者、改编者、解说词作者、专门为作品谱写的配有或未配有歌词的乐曲作者、导演等推定为电影作品的合作作者。由此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利于电影作品的使用，不利于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相对于人格说而言，著作权法最为合理的立法理论是激励说。为了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促进科技文化的进步，激励说贯穿于整个著作权制度：首先，在著作权授予环节，设立了作品独创性标准，对于缺少独创性的作品，并不授予著作权；同时，对于时事报道、官方文件等并不授予著作权，以促进信息流通。其次，在作品的使用环节上，设置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允许社会公众未经许可对他人具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使用。最后，在著作权保护环节上，采用了思想表达二分法、公共领域等方面理论，确定了著作权的法域性、时间性标准，从而有效地缩小了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正如波斯纳所言：“版权保护越少，作者、作曲家或其他创作者就越可能借用先前的作品而不会侵犯版权，并因此，创造一部新作品的费用就越低。”[2]这样，在作品授权、使用、维权等三个环节上，均是基于激励说的考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著作权授予行为对社会福利的损害，最大程度地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www.xing528.com)
各国著作权法也多在事实上以激励说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其典型体现就是把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当作是首要的立法目的。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这也是体现了激励说的思想。人格说主要残存于著作人格权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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