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黑格尔时代的人格说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缺点

人格说主要从康德、黑格尔时代开始。康德在1785年发表了“论假冒书籍的非正义性”一文，认为作品是作者个人禀赋的实现，作者权利是内在的人格权利。黑格尔认为，作品体现作者的意志，是内在精神的外化。1793年，费希特发表了“复印的非法性：推理与说教”一文，把作品称为“思想的形式”。法国著名作家布封认为“风格即人”。在我国，人们常说：“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品行不正，就不可能创作出端庄的作品，如汉代大文豪扬雄就认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经典书法理论家认为人品与书品有必然的联系，人品决定书品。王羲之说：“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书论》）唐代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项穆又说：“人正则书正。”（《书法雅言》）由明入清的重要书法理论家兼大书法家傅山更是明确主张：“作字先作人，人奇字亦古。”（《作字示儿孙》）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更是把作品和作者的人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屈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就是因为他以坚贞不屈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在漫漫修远路上不停地上下求索。他的这种人格体现在《离骚》中，使之能够垂范千古。杜甫被人们称为“诗圣”，也是因为其崇高的人格体现在其诗篇中，比如，“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没有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人格特征，杜甫决然写不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诗句来。

正是基于对作品和人格关系的认识，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著作权，是因为作品是人格的体现，而人格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受人格说的影响，形成了两种著作权法律制度模式：

第一种是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比较彻底地贯彻人格说，这种制度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于著作权的定性，著作权既非纯粹的财产权，也不是纯粹的人格权，而是一种复合性的权利，包含着各种与人格有关的权能和与财产相关的使用权能；其次，对著作权主体，由于自然人才具有人格，因而自然人才是最主要的著作权主体，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被拟制为著作权主体；最后，著作权不能转让，只能授权他人行使，也就是说，只能够许可使用。

第二种是法国模式。这种制度模式的特点在于：首先，著作权包括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格权两个部分，人格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著作人格权制度上，著作人格权不能转让，并且可以无限期存在；其次，不排斥少量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能够具有著作权，但这种作品的署名权归参与创作的自然人所有；最后，作品应当体现作者的个性，不能体现作者个性的作品就欠缺独创性，无法获得著作权。

显然，德国著作权制度模式的特点在于确认著作权是一种包含各种权能的复合性权利，复制权、发行权等均为权能，因而不能单独转让，只能够授权他人行使，更符合民事权利与权能关系的原理。缺点在于比较僵化，如果彻底地坚持人格说，那么著作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法人也不能成为著作权主体。这些制度安排不利于处理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不利于经济和文化发展。德国模式少有追随者。相较于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相对灵活一些，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从者甚众。

延伸阅读　俗话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但作品真的能体现人格吗？元好问曾有一首《论诗绝句》写过这样的情况，“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安仁指的是西晋诗人潘岳。有个成语叫“貌比潘安”，意思是说潘安很漂亮，这里的潘安就是潘岳。潘岳有一篇作品叫《闲居赋》，把自己描述成对功名充满蔑视之人。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每当贾谧的车驾经过的时候，潘安就跪倒在路边，望尘叩拜。

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有一首诗《题金山》：

屹然天立镇中流，

弹压东南二百州。

狂虏来临须破胆，

何劳平地战貔貅。

赵构的这首诗豪气万丈，一点看不出畏敌如虎、懦弱自私的本性，让人难以相信他是丧权辱国、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www.xing528.com)

明朝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曾写过一首《赠友》：

北风吹层波，高帆疾与马。

骄首望云山，日夕到乡舍。

亲友慰远归，春杯正堪把。

故园多所欢，薄宦何为者？

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远离官场、恬淡自为的诗人形象，与其谄媚皇上、弄权纳贿的行为截然相反。

1939年，大汉奸汪精卫在获得了日本人的许可，可以搞伪政权的时候，写了一首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从这首诗中一点也看不出欣喜，倒是有文天祥零丁洋之叹。就诗本身而言，谁又能够相信是即将荣登大宝的大汉奸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