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85]要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协调思维推动改革。[86]对行政权的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深入把握监督系统机制及其发展动态，并对行政执法的节点与回路深刻理解才能使监督更加有效。在我国政治体制中，检察院与行政机关互不隶属，均是由人大产生的国家机关。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包括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的监督。从犯罪预防和制度改良的两个角度，检察机关在部分领域对行政执法行为展开监督，却未对公安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4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包括人民检察院在内的有关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收到公安机关违法的检举、控告并不会自己行使监督权，而是移转给公安机关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办理。
新时代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明确将行政机关是否有法必依、严格执法纳入法律监督的内容。我国是行政大国，行政管理的触角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行政管理的目标要求与执法力量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强法” （strong laws） 与 “弱主体”（weak agencies） 之间的矛盾。传统的司法治理主要聚焦于化解纠纷，并未直接与行政管理和国家治理建立联系。行政检察监督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执法的便捷性，促成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行政机关应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更加积极主动履行法定职责。而且，检察权的介入，可以让行政权的运行更加规范公正，从而正视其在法治建设中 “掌舵人” 而非 “划桨者” 的身份。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由 “随意治理” （discretionary） 向 “法治” （rule of law） 过渡过程中的 “依法治理” （rule by law） 阶段。“依法治理”，把法律视做一种重要治理工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 “如果一个权威政体决心依法进行治理，将使公民提高对政治的可预测性”，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87]而 “治理” 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其实质在于以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个人等各活动主体之间的合作。[88]检察机关在依法治理的网状结构中处于较为枢纽的地位，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从 “随意治理” 向 “依法治理” 转变，再向多元向度、规范内化、制度自洽方向发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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