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包括跨国公司、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行业协会商会、消费者组织、社会团体等在内的不同利益团体均试图发展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发表其自认为合理且有利于自身的见解，来影响行政规范制定的优先次序和实体内容。
应合理看待利益团体在行政规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特定的利益团体可能在市场活动中具有信息、知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某些领域或可形成合理化的见解，有可能通过对行政规范施加外在的影响，来推动有益的制度变革。例如，跨国公司每每倡导全球规制，要求信息公开、平等对待、简化程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也符合我国企业和公众的利益，也与当前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等改革方向相一致，使得法律制度更趋全球化。
利益团体的参与构成了政策网络中的 “对话网络” （webs of di-alogue），这些主体的参与对行政规范的形成有影响力，但无控制力。[71]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提供思想、观点、视角，提供假定、证据、词汇和表述方式，来影响行政规范的内容。[72]中国行政规范的形成依然是行政主导，很难被某一特定利益团体 “俘获”，但利益团体有可能对行政机关施加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利益团体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行政规范制定，其间或存在复杂的利益网络，这有可能使我国的行政规范有所偏颇，乃至蕴含侵害公众权益的可能。这要求改革行政规范制定程序，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行政规范制定过程得到合法化。[73](www.xing528.com)
在行政规范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并非势均力敌，也不一定能得到同样的对待。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成果认为，人们更愿意接受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较高群体的观点。[74]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机关或许更容易受强势利益团体的影响，而相对较少受中小企业和普通公众的影响。因此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让不同主体在政策形成中享有相称的权重，防止特定利益团体的声音占过重的比重，还应理性听取企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特别应注重听取受不利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让不同主体展开平等和有效的协商，使得行政规范内容更趋合理化。[75]同时通过规则制定程序的规范、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的强调，来尽量避免特定利益团体以非正式的途径影响行政规范的形成。[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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