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马德里遭占领：回顾16法西斯时期

1939年3月28日，尽管民众在长达两年半的围攻当中顽强抵抗，一支由欧亨尼奥·埃斯皮诺萨上将率领的法西斯军队还是占领了马德里。虽然零星的抵抗仍随处可见，但实际上内战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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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比弗曾评论道，西班牙内战是一个分解简化之后却变得越来越混乱的主题。这种评价在分析战争起源时再合适不过了，这本来应该是最简单的问题。这是一场左翼与右翼的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战争、富人与贫民的战争。从其他角度来看，这是一场集权与自由之间的战争，战争的一方出于本能反对任何变革，另一方也出于本能支持任何变革。最后，这场战争变成一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战争，马德里的政府希望西班牙成为一个团结和有凝聚力的整体，而地方势力，特别是巴斯克省和加泰罗尼亚，即使不能完全独立，它们也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现自治。

1939年5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在军队胜利开进马德里时，挥手向他们致意。

类似这种利益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冲突也曾在英国和法国上演，因为各种势力不愿意达成和解，西班牙并非第一个因此而沦为牺牲品的国家。但是不知何故，在英法两国，最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协方案，有时候缓慢而痛苦地达成了共识。西班牙目前的状态表明，要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在1936年，分裂势力过于强大，妥协需要付出的成本似乎太高。经过3年惨烈的战争和长达31年的独裁统治，西班牙人民始终相信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西班牙走上内战道路负责，但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不仅准备攫取最高权力，还能以娴熟的技巧和坚定的意志力行使权力，如果军队物色不到这样一个人，这个国家可能会在摸爬滚打中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佛朗哥远非1936年7月那场军事政变的主要煽动者，但是从他和驻非洲的军队从西属摩洛哥返回西班牙的那一刻起，很显然，他就变成了革命力量的领袖，如果这股力量取得胜利，他就会理所当然地攫取最高权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用在佛朗哥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所有迹象都表明，当他第一次被任命为最高军事统帅以及随后担任政府首脑时，他设想将来在西班牙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统治，即便不全部交出手中的权力，也会尽量节制地行使权力。然而，这个愿望不可能马上实现，佛朗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班牙人民不仅希望，而且极度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在建立强大政府的过程中，他被权力所诱惑。在他看来，合情合理的反对也变成了不负责任，甚至是叛逆的表现。在欧洲，只有希特勒的德国政府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看上去最成功、最有活力，佛朗哥的西班牙政府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效仿它们的道路，与法西斯势力为伍。

但是经过长期而漫长的冲突之后，西班牙最终变成了佛朗哥的西班牙。众所周知，佛朗哥的追随者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虽然在南部和东部站稳了脚跟，但并没有控制包括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以及最出名的马德里在内的几个最大的城市。如果只是一场单纯的西班牙内战，西班牙人民可能很快就会精疲力竭，迅速结束这场冲突，但外部势力进来干预，在西班牙的领土上扩大了这场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坚定地支持民族主义者，俄国选择支持共和党人，英法两国总的来说是同情共和党人的，许多法国和英国民众以个人名义加入共和党的军队作战，英法两国的官方立场则是不干涉。

这是一场惨烈而无情的战争，虽然共和党人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抵抗，但民族主义者的装备更加精良、军纪也更加严明。1936年10月，他们的军队兵临马德里城下，共和党政府已经做好了弃城的准备，决定退守巴伦西亚，但在国际纵队派出的大约3000名志愿者的支持下，政府军还是成功地守住了城池。“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以“热情之花”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员、众多热血青年的偶像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呼吁道。不过，不管是在马德里还是巴伦西亚，共和党人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团结，军队很快推翻了现任政府的统治，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这反过来又造成了新的分裂：军政府倾向于与猖獗的民族主义者达成交易，共产党则攻击执政的军政府。共产党人很快战败，但当共和党人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时，很明显，除了无条件投降，民族主义者不接受任何条款。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佛朗哥一心想夺取首都，他手下的谋士都劝他将注意力放在东部和北部的战略要地上。佛朗哥认为，进攻马德里必须规划合理的进攻路线，国际媒体也同意他这种观点，它们不理解为什么佛朗哥的进攻重点突然发生了转变。杰出的外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布克报道了这座城市的陷落，并生动地描述了民族主义者的军队胜利开进这座城市时的场景。他的说法并非完全错误—佛朗哥的军队曾一度抵达离市中心只有几百码的地方，但随后进攻便遭到抑制。马德里也曾一度看到了摆脱佛朗哥控制的希望：但是守城军队的处境日益悲惨，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会想，如果他们输掉了战争，这座城市落入佛朗哥之手，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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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马德里人决心团结一致，为保卫这座城市战斗到底，必要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还是有些人持不同看法。准备进攻马德里的民族主义纵队共有四支，当有人询问北部纵队的司令官埃米利奥·莫拉，哪只纵队会最先攻破这座城市时，他回答说，最先攻破城池的不会是他们中的任何一支军队，而是潜伏在城中的、支持民族主义者的第五纵队，时机恰当时，他们就会发动起义，与民族主义纵队里外夹击，共同对付守城者。这是第一次使用“第五纵队”这个词，在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间谍的代名词，引发了无数恐慌。事实上，当时第五纵队并不实际存在，虽然许多人逃离了马德里，但剩下的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决心和勇气。

1936年底，局势平静得可怕。马德里四面受敌，攻城的军队断绝了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封锁也越来越严密，甚至连个人也无法自由出入。

在1937年和1938年，虽然一个人在马德里被秘密暗杀的概率极小，但这里的居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这座城市的面积比较大，因此没有像格尔尼卡那样，整座城市变为一片废墟，但空袭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萨拉曼卡等富裕的郊区得以免遭空袭的侵扰，但其他居民区均遭到严重毁坏，攻城的军队似乎想借此挑拨城中居民的关系。佛朗哥叫嚣：“我宁可毁掉这座城市，也不把它留给共产主义者。”但他的做法也使不少支持者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比如阿尔巴公爵的宫殿，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下，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德国容克斯Ju52轰炸机在空袭中表现出色，德国临时代办惊讶于轰炸对国家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恳求德国空军，“如果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继续运营，就不要派轰炸机轰炸马德里”。但是没有人在乎他的请求，第二天，容克斯Ju52轰炸机又向陆军部投掷了4枚炸弹。民众在德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德国大使和使馆内的工作人员立即撤离马德里。德国大使又一次遭到忽视：如果他知道德国的军事顾问正在敦促佛朗哥加大轰炸密度，迫使城中顽强抵抗的居民投降，他会更加愤怒。(www.xing528.com)

外交官并不是唯一一批第一时间目睹马德里悲惨情景的外国人，世界上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马德里内战的情况。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部分原因就在于报道的绘声绘色。许多当时的著名作家也目睹了这场战争，其中就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乔治·奥威尔、W·H·奥登、安德烈·马尔罗、约翰·罗斯·帕索斯、斯蒂芬·斯彭德和西蒙娜·韦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共和国，虽然其中一些人如伊夫林·沃、埃兹拉·庞德公开支持佛朗哥，其他人如斯彭德惊恐于共和党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失去了对这场战争的热情。因此围攻即将结束之际，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离开了马德里。《每日快报》的编辑奥多德·加拉格尔是少数几个坚持到这座城市沦陷的人之一，就像保罗·普雷斯顿形容的那样，“他是一个嗜酒如命，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南非血统的人”。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加拉格尔认为他能看到一场惨烈的逐家逐户的保卫战，却惊讶地发现，当围攻接近尾声时，满大街都是，或者说好像都是民族主义军队的支持者。“第五纵队”纷纷冒出来为法西斯“解放者”而欢呼，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小心翼翼地待在家里，装出和这场战争没什么关系的样子。

围攻落幕得太快，令人不安。在马德里被共和党军队控制的最后一个月里，共和党人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内部斗争上，而不是积极面对最后必将到来的民族主义者的军队。在共和党人的内部斗争中，左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他们还未来得及享受权力的荣光，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使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瞬间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连残存下来的一点资本主义的痕迹，即便并不值得赞扬，但也不必刻意去纠正了。全城唯一一座指挥部建立起来，进行全民总动员，马德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能够实现团结固然可喜，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战争的结局。11月6日，执政联盟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拉戈·卡巴雷罗宣布，他将放弃这座城市，并将政府总部迁到巴伦西亚。共和党总统曼努埃尔·阿扎纳甚至在没有告知部长的情况下就逃之夭夭了。这是一次屈辱的失败，只有少数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部长认为，应该战斗到底，与首都共存亡。两架专门运送难民的客机无人使用，部长们经由陆路离开，异常轻松地穿过了本属于敌人的阵地。唯一的麻烦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民兵盯上了一群难民，其中还包括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把他们赶回了城内。

当驻外记者赶赴马德里时，发现自己几乎是孤身一人，至少政府已经放弃了马德里。《真理报》的著名驻外记者米哈伊尔·柯里佐夫是持续抵抗的热心支持者，来到马德里之后，他径直去了陆军部。“我顺着楼梯来到会客室，竟然空无一人！在楼梯口……两个老员工像蜡像一样坐在那里，他们身穿制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等待部长的召唤……成排的办公室！所有办公室都大敞四开，天花板上的灯照得耀眼。桌子上堆满了被遗弃的地图、文件、联合公报、铅笔和装着备忘录的衬袋……不过空无一人！”何塞·米亚贾将军是一名老兵，在进攻科尔多瓦时失利，被迫光荣退休，他发现竟然有人邀请他出山，还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宁可放弃这项荣誉，与其说这是一个空圣杯，还不如说这是一个装着大量残渣的毫无吸引力的普通杯子。他的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马德里，不过很显然，他没有任何能力保卫马德里，要想保卫马德里，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他可以寄予厚望的军队是共产党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战争的准备充分。但是，长久来看，他根本无法对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无疑是确保这座城市免遭法西斯势力的入侵，但他们也毫不讳言，一旦外部威胁消除，一定要在马德里确立共产党的统治。就目前形势而言，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他们愿意同任何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但是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渗透到各个权力岗位，排挤或者谋杀那些他们认为会阻碍自己长期发展的人。1939年3月，民族主义军队占领的马德里实际上是一座共产党控制的城市，至少是一座非共产党组织认为自己应该暂时隐蔽起来的城市。

当民族主义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很显然，不管城中居民持何种政治倾向，战争注定已经输了。实际上，共和党人依旧控制着西班牙近三分之一的领土，正在服役的士兵也多达50万人，但是他们却苦于缺乏武器和弹药，许多主战的领导人去世，剩下的人士气低落，根本不愿意斗争到底。坚持留在马德里的平民处于绝望的境地，家中的食物仅够吃饱肚子，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仅存的一点补给品迅速消耗殆尽，后续的补给变得越来越渺茫。供暖是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水供应短缺，每天都要严格定量供应。就连最基本的绷带和消毒剂等医疗用品也没有了，只能凑合着使用勉强找来的替代品，许多医生不是出逃就是在战争中丧生。即便共和党人想继续战斗也是有心无力。当法西斯的军队到达马德里郊区时，他们原本以为，要想占领市中心，必须进行激烈的巷战，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几乎是一座空城。法西斯主义者开进马德里时，许多居民谨慎地待在自己家里，还有许多居民站在道路两旁欢呼，他们不是真诚地欢迎法西斯主义者的到来，只是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他们胜利地欢呼，两年前，“热情之花”“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豪言壮语还言犹在耳，现在的场景充满了讽刺。“经过两年半的围攻，”奥多德·加拉格尔报道称，“（马德里）今天已经被攻下，今晚就完全被佛朗哥将军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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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佛朗哥胜利之后没有出现一系列流血事件，西班牙就不是现在的西班牙，内战也就不称之为内战了。许多谋杀罪被审定，许多死刑即将执行，公审中的许多被告的罪行未经审讯就被认定。但是，就西班牙内战的悲惨程度来看，这个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好像嗜血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人们对恐怖的战争感到厌倦，只想尽可能地遗忘它。“尽可能”只是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甚至在第一波死刑判决随意执行之后，成千上万曾为共和党事业战斗过的人，甚至那些被怀疑同情共和党的人都被投入监狱，受到严苛的对待。轴心国统治下的欧洲，纳粹集中营是一个痛苦而显著的象征，而纳粹集中营的前身就是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将近50万共和党人，或者说那些被法西斯主义者怀疑是共和党人的人，随时都有深陷囹圄的危险。20世纪40年代，仍有100多个集中营在使用，直到1947年，最后一个集中营才关闭。支持佛朗哥政权的意大利外交部部长齐亚诺伯爵报告称，到1939年7月，“每天都要进行许多审判，而且这些审判都不按照惯常的程序进行……每天都要执行无数死刑，只马德里一座城市，每天都有200到250人被执行死刑……”

如果共和党获得胜利，事态并不会有所好转。在所有内战中，西班牙内战是最为惨烈的，留下了最痛苦的伤疤。虽然西班牙人能力出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未有人认为西班牙人节制中庸。这一点在独裁者米戈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下台，以及1931年君主制结束，第二共和国成立的那些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佛朗哥的军队进驻马德里，预示着长达8年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以及血腥的杀戮终于结束，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是一种解脱。

延伸阅读提示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献资料数不胜数，其中3本综合性最强，立场比较客观、可读性比较强的作品是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伦敦，1961年版）、雷蒙德·卡尔的《西班牙的悲剧》（伦敦，1977年版）和安东尼·比弗尔的《西班牙内战》（伦敦，1982年版）。保罗·普雷斯顿的《我们见证了西班牙的灭亡》（伦敦，2008年版）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描述了西班牙内战，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伦敦，1940年版）对这场尤为残酷的战争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