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之历史：1938年的重大事件

1938年7月6日，一枚炸弹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海法爆炸，据推测，这枚炸弹是一个犹太恐怖分子安置的。39名阿拉伯人在爆炸中丧生。犹太人也有可能被阿拉伯人安置的炸弹所伤，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易受双方袭击的英国士兵。总之，20世纪30年代末的巴勒斯坦，是个血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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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或许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但是最近的诱因却是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英国政府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犹太人理应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尽管许多人为此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但他们并不打算在那里定居—今天，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如果这个民族国家要建立在已经有大量阿拉伯人长久居住的地方，就会引发无穷的争议。国际联盟委托英国处理这一事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一份两难的责任。阿拉伯人从他们视为家园的地方被赶走，为入侵者犹太人让路，这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恨；犹太人则认为英国人并不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涉及圣地耶路撒冷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迟疑。

1938年，英国军警在耶路撒冷搜查一位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

当巴勒斯坦第一次爆发严重骚乱时，已经有15万犹太人在那里定居，其中大多数为新移民。阿拉伯人的数量大约是犹太人的6倍，而且大多数人都出生在那里。随着犹太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潮水般的拥入巴勒斯坦地区时，阿拉伯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平共处并非不可能，不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大部分犹太人占有欲更强、效率更高、经济条件更好，他们获得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而且比以前的所有者利用效率更高。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利益漠不关心，往好里说，这种态度是不明智的，往坏里说，这种态度就是挑衅。果不其然，阿拉伯人被激怒了。一家阿拉伯报纸宣称，由英国控制的政府“故意让犹太人拥入这个国家，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剥夺阿拉伯人的就业机会”。据说，非法移民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得到了热情的鼓励。阿拉伯人进行了大罢工以示抗议，愤怒的民众在雅法、纳布卢斯、海法、耶路撒冷游行示威，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18名阿拉伯领导人被逮捕，他们被控故意煽动骚乱，只有在做出至少维持3年和平的承诺后才被释放。双方阵营中的温和派没有摆脱温和派向来的命运，他们被指责为懦夫或叛徒。

“犹太人是如此聪明，阿拉伯人是如此愚蠢和幼稚，”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人似乎只适合进行体育运动。”阿拉伯人再一次在智谋、策略和经济实力上败下阵来。从英法两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帮助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不过是为那些逃离欧洲的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所，在这个国家里，除了犹太人，其余人都是二等公民。如果说有人要为这一进程负首要责任，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在魏茨曼看来，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犹太人不想灭亡，必须占据巴勒斯坦”。魏茨曼出生在俄国，在德国和瑞士接受教育，在曼彻斯特担任化学讲师，从萌生政治意识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园必定是耶路撒冷。他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将这一精神家园变为他的居住地和政治舞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或默许，1918年，当率领第一个犹太代表团参加巴勒斯坦复国主义委员会时，他就将其确立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非常不喜欢这座城市。“这是一座可恶的城市，到处空空如也，更别提什么物质享受了。”他轻蔑地写道。但这更坚定了他将其确立为犹太人首都的决心，并赋予了这座城市崇高的道义感，而不单纯是物质享受。他恳请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帮助他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英国并不赞成设立任何专门为犹太人服务的机构，但也不愿意过于干涉此事。犹太人自有他们的办法，当英国人试图建立一所英国模式的精英公立学校时，也遭遇了类似的挫折。入读这所学校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青年精英，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先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然后再学习英语。教育部门的主管写道：“这是一个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机会。”不过机会稍纵即逝，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的高级官员称，“犹太人的国家需要对犹太人进行专门的国民教育”。每次都是犹太人想要巩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壁垒。虽然阿拉伯人对建立犹太人—阿拉伯人混合的学校和大学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们至少不会阻止此类学校的建立，甚至不会阻止年轻的阿拉伯人入读这类学校。

学校或大学里出现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其他机构，最终适用于整片土地。阿拉伯人虽然不情愿，但也接受了必须与犹太人共享家园的现实，并做好了与犹太人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准备。虽然犹太人在是否公开支持种族清洗政策上表现得犹豫不决，但事实上却接受了这一原则。虽然他们知道不能使用强制手段，将所有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阿拉伯人从事农业劳动—但是他们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犹太人拒绝给予阿拉伯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买断他们的土地，鼓励犹太人移民。实现巴勒斯坦分治—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犹太人定居点和阿拉伯人定居点—是英国政府一度青睐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拒绝这一方案，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迫使许多人离开自己生活了许多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家园。犹太人则表现得相当积极，至少这一方案维护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基本原则，至于边界，很难说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后来英国人放弃了这个方案，因为它太复杂，成本太高，实施和管理起来难度太大。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后来宣称，如果20世纪30年代分治方案实施，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家，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数百万犹太人就能在自己的民族国家找到避难所。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即便犹太难民能够突破千难万险到达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的犹太人定居点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如此多的难民。不过这的确是个丧失的机会：诚然，分治导致的问题可能和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但是许多人或许不会死亡，许多痛苦和破坏也许能够避免。1939年3月，探讨巴勒斯坦未来的伦敦会议召开，才最终正式放弃了分治方案。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方案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就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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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紧张的种族态势演变成普遍的暴力冲突就只是个时间问题。阿拉伯人—或许他们更容易被欺骗利用—成为罪魁祸首，他们抱怨道，犹太人如潮水般的拥入这一地区，虽然有一些是合法的，但更多的是非法移民，却得到了当局的默许。早在1933年底，阿拉伯主管就呼吁进行一次大罢工，并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等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这些抗议活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阿拉伯人的恐惧却日益增强。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崛起，其日益高涨的反犹浪潮以及与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都迫使犹太人大规模地逃离欧洲，阿拉伯人获得了潜在的盟友，虽然这些盟友既没有意向也没有资源对该地区进行有力的干涉，却乐于煽动反对当局的骚乱。阿拉伯恐怖主义日益滋长，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犹太人，但是也针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主权的非阿拉伯人。这一态势必然促使英国人和犹太人联合起来。1933年和1934年，英国当局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看作潜在的敌人，即便不是用充满敌意的眼光，也是用质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到了1938年，尽管他们仍试图尽量在两方间保持平衡，但已经将阿拉伯人视为主要的威胁，而将犹太人视作一股中立的力量，甚至是潜在的盟友。尽管巴勒斯坦警察机关—本身就近似于一个准军事组织—的大部分官员都是英国人，但绝大多数普通警察都是阿拉伯人。英国当局新招募了几千名犹太人进入警察队伍，他们名义上是英国人的下属，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效忠于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这一机构设立于1929年，英国当局承认其是犹太人参加民族家园建设的正式代办机构。“你们必须服从政府的所有命令，”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摩西·夏立特告诉他们，“但是你们还有另一个道德使命……不仅要接受政府的领导，还要服从犹太人领导层的命令。”如果英国当局和犹太人领导层的意见产生分歧，他们自然要服从犹太人领导层的命令。(www.xing528.com)

随着欧洲上空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犹太人的处境也越来越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两国似乎应该更愿意遵从中东地区犹太人的心愿，同情他们的遭遇。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在犹太人看来，问题在于他们对西方的承诺过于明确，毫无疑问，他们全身心地忠诚于盟军的事业，已经别无选择。相反，阿拉伯人就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因此英国人绝不会采取任何过激行动，以防阿拉伯人与德意轴心国集团达成某种交易。犹太人手中唯一的王牌就是他们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谓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除了敦促美国对德宣战之外别无他用，因此英国也不可能给予高度重视。比起内阁中的其他成员，二战爆发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更倾向于采取亲阿拉伯人的政策。但是英国大体上的政策是希望“双方都大祸临头”。“我觉得他们双方都令人憎恶。”英国驻埃及大使用一种非常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宣称，“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全力‘支持’一种人，那就是英国人！”

英国当局对双方都不做出承诺，也不承担责任的做法，势必导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喜欢和不信任它。英国当局无法逃避责任，作为委任统治政府，在稳定而持久的解决方案出台之前，它注定要管理以色列。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它不得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认为，在英国当局眼中，他们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英国政府的确想撤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承认，英国总有一天会撤离该地。当英国人撤出的那一刻，战场就留给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属于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也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属于他们。

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有时激烈，有时惨烈，有时平静。开篇描述的暴行只是这一系列悲惨事件中的一件。早在1936年4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扎鲍廷斯基就记录了“巴勒斯坦令人震惊的现象，并表达了对反犹太主义思潮兴起的深切担忧”。不过，这股思潮还是愈演愈烈，10天之后，两名犹太人在纳布卢斯山区被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从巴士上带走并杀害，紧接着两天之后，两名阿拉伯人被犹太恐怖主义分子残忍杀害，谋划这一事件的其中一个人便是半神化的伊尔贡·兹瓦伊·莱乌米。双方阵营中都有温和派，他们谴责过激的行为，什洛莫·本－以尤斯夫是一名犹太恐怖主义者，1938年4月，他袭击了一辆阿拉伯巴士。他被审判、逮捕并执行死刑。一面黑旗悬挂在犹太人总部的楼顶上，大卫·本－古里安，巴勒斯坦地区最有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下令将其移除，“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被绞死，我并不感到震惊。”他宣称，“我对私自实行绞刑的行为感到羞愧。”但是有一个像本－古里安这样的温和派，就有两个或更多的激进分子，正是他们煽动了阿拉伯和犹太青年，最终迫使那些潜在的温和派接受他们的暴力行径。

英国人迫切地希望从这种混乱的局面中脱身，他们急切地想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以使巴勒斯坦实现某种程度的民主。因此他们提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立法机构，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参与国家管理。阿拉伯人意识到，不管设立怎样的机构，自己都能占据优势，因此支持，或者说至少不反对这一方案。犹太人不出意料地提出了反对。他们辩解道，绝不同意成立任何反对犹太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机构。类似这样的机构将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冲突和摩擦的根源，并将摧毁巴勒斯坦人民及政府间团结合作的希望”。这样的希望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到第十九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做出拒绝建立类似机构的决定之后，这种希望几乎就不复存在了。暴力变得越来越普遍，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受到对方威胁时不得已采取了自卫措施。

英国人想要发挥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现状的作用，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了武装力量，不过他们尽量避免与当地的民兵组织（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民兵组织）产生冲突。不过，类似的冲突却与日俱增，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他们试图限制犹太人移民的规模，不过这种努力除了激怒了犹太人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而且阿拉伯人的恐惧也没有减轻。当相对开明和宽容的犹太领导人魏茨曼被更加强硬的本－古里曼代替后，犹太人的态度变得更加激进。1936年底，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了由皮尔勋爵主管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两人都向该委员会提交了证据：魏茨曼的证据雄辩有力，态度更加温和，但是本－古里安更有激情、更加坚定地阐述了犹太人的现状。“我代表全体犹太人发言，《圣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个国家里，《圣经》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文字—希伯来文写成。”犹太人认为自己的事业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阿拉伯人也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实质上的犹太国家，因此到1937年底，本－古里安的学说进一步盛行，而阿拉伯人的反抗也更加激烈。

1938年爆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这些事件中，直接针对英国政府的暴力事件并不多，却使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文官政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英国决定以暴制暴，1938年2月走马上任的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是一位殖民地的文职官员，精通阿拉伯语，即便不讨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也在用质疑的眼光看待他们，不过他也没有对阿拉伯人的事业表现出任何同情。在他看来，他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和平：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对和平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阿拉伯人成为他的主要目标。内维尔·张伯伦在内阁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我们必须冒犯其中一方，那么我们宁可得罪犹太人，也不要得罪阿拉伯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应该是麦克迈克尔的指导原则，不过其他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阿拉伯人的不幸和愚蠢，再加上犹太人巧妙的策略，外界的印象就变成阿拉伯人在竭力破坏既定秩序，而犹太人好像是在维护现有秩序。1938年6月，英国政府绞死了一名在阿拉伯巴士上开枪射击的犹太青年，伊尔贡·兹瓦伊·莱乌米进行了报复，但他并不直接针对英国政府，而是对阿拉伯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本章开篇描述的暴力事件。炸弹被放置在海法的水果市场，然后在最繁忙的时候定时爆炸。几周之前已经有类似的事件发生，18个阿拉伯人和5个犹太人在爆炸中丧生。这次爆炸造成的伤亡更重，大约有40个阿拉伯人被炸死，另外还有大约60人受伤（对伤亡人数的估计各方各执一词，有些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要多得多，不过大多数人认为死亡人数为四五十人，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即便如此，这也绝不是最严重的暴行，一系列暴力事件一直持续到1939年夏天。不过该事件得到了最广泛的报道，而且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可怕。直到1948年5月，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以及以色列建国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才逐渐平息下来。实际上，有些人会说，巴勒斯坦地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得到解决。1938年7月发生在海法的爆炸案完全是漫无目的的，行凶者对自己所犯罪行以及在这次爆炸案中丧生的无辜民众所表现出的冷漠，似乎才是这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中最可悲的一幕。

延伸阅读提示

叙述巴以冲突和以色列建国的书籍数不胜数，其中我觉得有4本书特别有价值，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这一事件。《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政策研究》第2卷（耶鲁，1947年版）。N·A·罗斯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非犹太人》（伦敦，1973年版），康纳·克鲁斯·欧布里恩的《围攻：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传奇》（伦敦，1986年版），书中的观点虽然武断但极具可读性。此外还有汤姆·塞格夫的《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伦敦，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