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登上政权，一部关于1933年的历史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正午刚过，一小群中年人闯进了位于柏林的总统办公室，时任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举行了小型的欢迎仪式并发表简短的讲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简直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其中的一个参与者约瑟夫·戈培尔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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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也好，噩梦也好，甚至在一年前，人们都无法预测到阿道夫·希特勒会上台，更别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了。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仕途还算平顺的公务员，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时，他已经50多岁了，这是他第三段婚姻中的第四个孩子。他们的家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边境线上：阿道夫出生时是奥地利人，但他并未对自己的出生地表现出特殊的热爱。他的父亲好像资质平平，还有点恃强凌弱，他的母亲克拉拉尽其所能地给予希特勒缺乏的父爱，但她在这段压抑的婚姻中饱受折磨，最终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阿道夫的童年并不快乐，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摆脱自己的家庭背景，获得任何不平凡的成就。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平平，甚至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一般来说，即使那些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也能轻而易举地毕业。离开学校时，希特勒对于如何谋生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他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虽然这一志向值得称赞，但他却非常缺乏艺术天赋。他曾两次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生活一度陷入窘迫，靠制作和贩卖维也纳美术馆和博物馆里画作的粗制滥造的复制品，维持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1913年他前往慕尼黑时依旧一事无成，似乎他注定要过苦日子，靠那些对任何艺术家，甚至天资平庸、没什么野心的艺术家来说都不甚体面的工作勉强度日。

阿道夫·希特勒在法兰克福-海德堡高速公路的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

战争拯救了他，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的事业是正义和理性的事业，却对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因素兴趣索然。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战争，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者一场必要的战争，而只是因为它是一场战争，一场可以洗刷颓废民族罪恶、实现国家复兴的战争。当德国团结在以普鲁士为核心的领导下时，就立志实现领导欧洲、称霸世界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诉诸战争。尽管他从未如此赤裸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但希特勒若想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束缚，成就伟大的事业就必须通过战争。“我并不耻于承认，”他在政治宣言书和自传—《我的奋斗》中写道，“我被当时的热情冲昏了头脑，我虔诚地下跪，感谢上帝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并不是说他在战争中的经验让他感受到什么近乎伟大的使命感，作为一名士兵，他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他是第一批自愿服兵役的士兵之一—在德国的军营而不是奥地利的军营—入伍几周后就晋升为下士，不过他在军营中的成就也就到此为止了。他拒绝进一步晋升或许是因为不愿意离开所在的兵团，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缺乏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不管是因为什么，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只是一名下士，不过从未有人质疑过他履行职责的能力和勇气。他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鉴于他的军衔，这可能是他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而且他还是最后承认德军必然失败的人之一。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认为绝不应对敌人妥协，因此，1914年圣诞节期间，英军和德军离开各自的战壕，在无人区内亲密交流的行为让他感到异常愤怒。“战争期间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劝诫道。当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在那些拒绝承认德军战败的人当中，他显得尤为突出。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些卑鄙的政客的背叛。1918年，大多数德国人认为一战是他们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但希特勒从不怀疑下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认为德国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根据《我的奋斗》的描述，1918年11月，他因被芥子气所伤而入院。德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不能再待在军队里了，身上也没有什么钱，更没有资格从事任何体面的工作，前途一片渺茫。三年之内，他一跃成为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一年之内就抵达了专制权力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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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因素相比，有一个因素更能解释这种惊人的蜕变，那就是希特勒的能言善辩。“能言善辩”意味着他能够滔滔不绝地演讲。他并不擅长逻辑清晰的辩论，在小型辩论会上，他很少能够脱颖而出，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得手足无措。但是，当面对众多听众的时候，甚至最初对他怀有敌意的听众，他立刻就变得神采飞扬。即使最精于世故的人也发现，自己很容易被他的演讲中传达出的煽动情绪感染，中产阶级受他的影响最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卡尔·迈尔是希特勒在德国国防部情报部门的顶头上司，1920年他评价希特勒说：“他已经成为一股动力，一个一流的大众演说家。”迈尔似乎是第一个发现希特勒潜力的人，选拔他进入精英团队，负责给那些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洗脑。希特勒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很快将布尔什维克党人同他的眼中钉—同样阴险且具有威胁的犹太人联系起来。

在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之前，反犹情绪就已经在他脑海中滋生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描述了自己“有一天遇到一个穿着长衫，带着黑色护目眼镜的人……我暗中仔细观察这个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盯着这个陌生的脸庞时间越久，心中的疑问就越多：这是个德国人吗？” 当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个德国人。他认为这是最优秀的德国文化和社会的敌人，是个犹太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快就感受到了令人恐惧的威胁。国家危在旦夕：犹太人会不惜一切代价玷污德国人的高贵血统，摧毁德国人视若珍宝的传统。希特勒写道，犹太人“故意将黑人带入莱茵兰地区，最终目的是玷污他们所憎恨的白人血统，降低白人的文化和政治水平，进而使自己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巧妙地在金融界和政界获得权势，并在大众媒体中获得惊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迅速增长，甚至开始影响无产阶级的观点。抑制他们的势力变得刻不容缓，必须将犹太人这股邪恶的势力从德国清除出去。

希特勒并不是唯一感受到犹太人威胁的人，在犹太人聚集的维也纳，反犹情绪也日益高涨。“这座大城市似乎就是种族亵渎的化身。”希特勒写道。其他的煽动家也聚集此地，尤其是希特勒早期的偶像卡尔·鲁伊格，他对犹太人恨之入骨，犹太社区富有、显赫，经济实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极容易引发暴民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的日益高涨让鲁伊格兴奋不已。但是在希特勒看来，这变成了一种困扰。他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主义等同起来，考虑到犹太人的兴趣在于积累资本，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于剥夺资本，这一观点似乎相互矛盾，但希特勒仍坚定不移地秉持这一观点。和其他的纳粹党人一样，他的政治哲学明显是消极的，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用来谴责自己所认为的对德国社会有害的因素，对德国社会要想保持繁荣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却置之不理。

在国家本就繁荣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态度不会取得任何成功。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有种种恶行，但德国社会依旧保持着繁荣稳定，那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对付他们呢？不过当国家局势不稳定时，一切就都改变了。如果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底层民众很有可能会寻找替罪羊，将自己的不幸归咎给他们。德国经济越崩溃，希特勒就越容易获得权势，反之亦然。

1923年，德国的局势似乎跌入谷底，而希特勒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战争刚刚结束时，4马克可兑换1美元，到1921年和1922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一开始令人担忧，随后让人恐惧，最后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到1923年初，1美元可兑换7000多马克。为了惩罚德国未能及时支付赔款，法国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使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1923年11月，马克几乎等同于一张废纸，1亿3000万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除了有权有势的德国人之外，其他德国人与外汇有关的储蓄都被消耗殆尽。正常的金融交易陷入停滞，实物交易代替了传统的买卖活动，数百万德国人几近饿死。政府似乎连民众最低的生活水准都保证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提出有力措施让德国摆脱困境的人，都一定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实际上，尽管经济濒临崩溃，但颠覆政府的时机仍未成熟。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低估了军队支持合法政府的坚定决心，同时高估了自己追随者的凝聚力和纳粹运动对无产阶级的吸引力。他过早采取了行动。1923年11月，他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被判入狱5年。虽然发动暴动的时机不对，但这场灾难很快就变成了胜利。政府由于自己的无能处于垮台的边缘，丝毫不敢采取果断的措施。虽然希特勒被判有罪，但他在法庭上占尽了上风，此外他还赢得了大批民众的支持，成为英雄般的人物。虽然被判入狱5年，但他实际只在狱中待了9个月。服刑期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把自己看作暂时流亡的政治领袖。除了撰写《我的奋斗》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参与政治活动上。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纳粹党陷入沉寂—纳粹党失去了希特勒这个掌舵者就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在他看来，就像一个政党失去了灵魂—不过其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只要希特勒一回归，它就会马上恢复生机。巴伐利亚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一旦恢复自由，希特勒将……再次成为新的、严重的公众骚乱的始作俑者，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威胁。”

希特勒的确是一个威胁，但到1924年中期，德国的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当希特勒出狱的时候，德国已经不像一两年前那样容易受到暴乱的冲击。一个更加宽容的新的赔款协定已经签署，法国也已经从鲁尔区撤离，1926年9月，德国还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国联的一分子。1925年4月，德国进行了总统选举，经验丰富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得到了纳粹党不甚热情的支持，但是令纳粹党失望的是，当选后的兴登堡倾向于支持民主宪法，极力与激进的右翼支持者保持距离。自由主义的德国暗自庆幸，以为已经将纳粹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写道，纳粹党的符号和突击队已经完全消失，阿道夫·希特勒也已经被人们遗忘。“没有人认为他会再次登上权力的巅峰。”

不过，茨威格显然言过其实了，希特勒从未被民众遗忘，甚至一点相关迹象都没有。虽然他的国家在纳粹党煽动性的宣传攻势下显得不堪一击，但经历苦难淬炼的希特勒却变得日益强大。出狱之后的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命运，只有当讨论实现目的的途径时，他的思想才会有所转变。他认为要想实现雄心壮志，必须获得军队的支持；在得到军队的支持之前，至少是保持中立的保证之前，他不再会贸然试图攫取政权。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获得权力，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原来那些老式陈旧的方法都可以抛弃，不过在纳粹党上台之前，一切直接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在出狱后的几年内，希特勒一直在暗中策划，并不急功冒进，他的策略收到了成效。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党在国会中只有大概12个席位，但是纳粹党在德国的势力逐步增强，随着德国重新陷入通货膨胀的深渊，纳粹党的势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到1930年底，纳粹党党员已经达到100多万。(www.xing528.com)

不过，茨威格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1927年，德国内政部长还认为纳粹党是一个“数量上无足轻重”的政党，一个“无法对广大民众产生任何显著影响的激进主义革命小团体”。在1928年5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还不足100万张，只是国会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但是在政坛依旧位卑言轻，许多同时代的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崇尚自由主义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将希特勒描述为一个“危险的傻瓜”，他的确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人物，但是人们可以认为他是疯狂的，却不能认定他是个傻瓜。

随着冯·兴登堡在政坛衰落，希特勒逐渐在政坛崛起。兴登堡曾是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和鲁登道夫将军几乎在德国实现了专制。鲁登道夫在1925年的选举中遭遇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就是在同一年，兴登堡以78岁高龄当选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这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但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他还是走马上任，其实他当时如果拒绝就任就好了。他年老体衰，甚至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衰老。他从来都不是精于政治权谋之人，现在充其量只是为希特勒积累政治资本提供掩护。 他一贯瞧不起希特勒，高傲地称其为“巴伐利亚下士”，并且拒绝授予他任何重要的职位。不过，他属意的总理候选人弗朗茨·冯·帕彭是个二流的政治家，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抑制希特勒的野心。诚然，也许整个德国都没有人能阻挡希特勒登上权力巅峰，兴登堡自然也不能。

经济形势的恶化再次为希特勒扫平了道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的经济低迷并非只影响到美国，全体资本主义国家都深受影响。整个1931年和1932年，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糕。到1931年底，登记在案的失业人口就达500万，许多有工作的人也处于就业不足状态，或者随时可能丢掉工作。1931年7月底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国会中的席位翻了一番。帕彭希望能够继续担任总理一职，不得已把纳粹党吸收进他的政府，不过他仍然控制着政府中的重要部门。希特勒绝不允许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他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攫取专制权力。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认为自己是军队的代言人以及支持兴登堡的主要力量，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希特勒，将纳粹党纳入一个包含多方力量的大联盟，恢复国家的繁荣稳定。法国军事专员报告称，施莱谢尔认为希特勒“非常清楚适合年轻政党的煽动行为和国家、国际生活需要之间的区别”。就像从里加来、和老虎一起散步的年轻小姐一样，施莱谢尔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不择手段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当散步结束时，老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

1932年局势发生了彻底转变，施莱谢尔认为有必要安抚纳粹党人，但是仍然希望纳粹党人不要采取激进的政策，按照规矩办事。如果希特勒再支持兴登堡两年，直到德国的经济稳定下来，那么纳粹党参与政府工作的障碍就会被扫除，或许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施莱谢尔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再慷慨的方案了，但是纳粹党却远不满足于此。希特勒表示，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继续担任总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散现任政府，重新进行选举。实际上，政府随后组织了两次选举，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在国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票，但是第二次选举结束后，纳粹党获得了近1350万张选票。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力实现单独执政，但德国任何一个党派，如果得不到纳粹党的支持，就无法组建新的政府。未来担任宣传部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说：“我们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与中间派联合而获得权力，还是反对中间派而丧失权力。”他们选择了前者，但是“联合”这个词可以有多种解释。纳粹党无意与任何党派分享权力，他们可以接受暂时的联盟，但是被联盟的党派要么最终被纳粹党吞并，要么这只是个权宜之计，时机成熟之后就会被抛弃。这是一种冒险的政策，但是希特勒认为值得冒这个险。纳粹党内存在一种紧迫感，他们认为机会一旦出现，如果抓不住的话，机会就不会再出现了。戈培尔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在不久的将来上台执政，否则就会在一次次选举中筋疲力尽。”

希特勒认为帕彭的总理任期不会持续多久，当然他并没有向帕彭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帕彭担任总理之前，两人甚至素未谋面。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帕彭对希特勒“其貌不扬”的外表感到惊讶。他回忆说：“我实在想不出在他平凡的外表下面有什么特殊的潜质，能够解释他对民众非凡的控制力。”“虽然我听许多人谈论他那双深邃的、具有魔力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他意识到，不管希特勒多么其貌不扬，如果没有纳粹党的支持，他不可能实现安稳的统治。他也意识到，一旦希特勒认为自己掌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不再会继续支持自己了。

后来举行的一次选举标志着纳粹党进一步扫清了上台的障碍，1932年7月底，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近1400万张选票，几乎是他们最强劲的对手—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的两倍。其他党派自我安慰说，即便如此，希特勒也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大使评论说：“希特勒已经抵达成功的巅峰。”现在，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在吞并了中右翼的资产阶级小政党之后，他似乎也没有能力在中间派、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制造分歧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大使的判断是正确的。1932年夏天和秋天，德国爆发骚乱，交通工人罢工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瘫痪。纳粹党发现，在大众心目中，他们与共产党没什么两样，都是致力于削弱而不是巩固合法政府的骚乱分子。同年11月举行的第5次国会选举中，虽然纳粹党的选票减少，但仍是国会中得票数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不过，他们相对于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优势明显缩小。

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势力日益做大拯救了希特勒，他认为，帕彭的保守主义政策正在把选民推向极左，只有一个不受传统右翼教条束缚的独立政党，才能遏制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复兴。这一理论对游离选民极具说服力，他们沮丧地发现，选票的确呈现倾向左翼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帕彭的许多追随者也接受了这一说法，他们纷纷担心帕彭会成为建立稳定政府的主要障碍。帕彭曾尝试提出折中政策，安排希特勒和他的一两个追随者在联合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希特勒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他认为纳粹党上台执政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不仅不会参与，而且会坚决反对任何不是由他领导的政府。帕彭最终被迫做出让步，他自我安慰道，纳粹党一定无法有效地管理整个国家，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重新上台执政。兴登堡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无法拒绝现任总理的这一建议。

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力安排需要进行考量，各方还在讨价还价。施莱谢尔自信自己还具有一定的权势，他曾一度为自己制订了很高的目标，并短暂担任过总理一职。不过这并没有维持多久。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和帕彭在科隆秘密会晤，帕彭提出了两人共同担任总理的建议，他知道这一建议不可能被接受，果不其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自己能继续执政，希特勒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扮演仁慈的中立者的角色。两三周之后，这一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1月22日，当希特勒秘密与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会面时，帕彭私底下承认，希特勒势必会成为政府的新总理，他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为自己和自己亲密的盟友在新政府谋得一官半职。几天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希特勒的首席谈判代表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里宾特洛普欣喜地写道：“我认为，帕彭的认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关于新政府的职位安排，希特勒表现得出奇冷静。帕彭认为这是纳粹党采取温和政策的表现，因此得到了新的安慰。“你中了希特勒的计。”帕彭的一位支持者说。“你错了，”帕彭回答说，“是我们利用了他。”希特勒很满意帕彭继续沉浸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当中。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点，他和他未来政府的成员走进总统兴登堡的办公室，希特勒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承诺维护宪法，以国家利益至上，绝不为纳粹党或其他任何党派谋取私利。兴登堡点头表示赞同，同时也带有一丝顾虑。“现在，诸位先生，在上帝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吧！”他告诫新一届政府成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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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那些认为希特勒是残忍的独裁者，对于德国人民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漠不关心的人也应该记住，他是通过宪法选举产生的。诚然，他仅以37%的选票赢得大选，但这一得票率也比德国其他政治家高得多。从上台执政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就认为自己的政府应该通过进一步的选举证明其合法性。不过，一旦纳粹掌权，一切尊重宪法价值和自由思想的伪装都会很快被抛弃，希特勒宣称：“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对那些旨在侵蚀我们文化的势力，进行无情和彻底的净化。”当然，希特勒主要指的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希特勒想发动一场运动，清除一切他认为不应该在雅利安人理想天堂存在的势力，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无疑成为他的主要目标。当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行径全部揭露出来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全都目瞪口呆。他们安慰自己说，纳粹主义这场大火很快就会熄灭，即便没有熄灭，也只会在德国燃烧。不过，那时候也有少数人预见到，法西斯德国不可能与周围的民主国家和睦相处。几年之后，局势的发展证明了他们的看法。从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那一刻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延伸阅读提示

无数的历史著作都记录了法西斯德国造成的阵痛，很难知道应该推荐哪一部书。关于希特勒的传记，其中最杰出的当属艾伦·布洛克的《希特勒：关于暴政的研究》（伦敦，1952年版）、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伦敦，1973年版）和伊恩·科肖的《希特勒，1889—1936年》（伦敦，1999年版）。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建立》（伦敦，2003年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研究，J·M·罗伯茨的《欧洲史》（牛津，1996年版）巧妙地为这一章以及其他几个章节提供了背景资料。

【注释】

[1]英国一首五行打油诗这样写道：“一位女郎来自里加/身骑老虎笑哈哈/骑行归来时/女郎已成肚中食/老虎脸上乐开花。”—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