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于1930年启动食盐进军

1930年4月6日星期天早上，一个身材瘦小、剃着光头、外表看上去平淡无奇的60岁老人，穿着一件干净但破旧的长袍，踏上孟买沿岸的丹迪海滩，在海里简单沐浴一番之后，弯下腰在海滩上捧起一把盐。盐的质量很差，混合着沙子，几乎无法食用，但这个姿态却象征着他向一个帝国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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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和沙拉金尼·奈都，奈都是一位政治家、诗人、独立活动家，被誉为“印度的南丁格尔”。

1869年10月2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沿海小镇博尔班达尔，这个小镇位于孟买以北200英里处，少数镇民见证了他的出生，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出生会对印度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甘地晚年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圣雄”，意为伟大的灵魂。甘地出生于一个历史悠久且享有盛誉的中产阶级家庭—以英国的标准划分属于上层社会，而且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为博尔班达尔的高级官员服务，谁能想到伟大的灵魂竟然诞生于这样的家庭？孩童时代的甘地与常人并无不同，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同阶层、同时代的人惯常接受的教育，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教学。虽然甘地并不笨，但他的学习成绩平平，甚至在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中不及格。他的家人都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定期去寺庙参加宗教仪式，但甘地发现自己对宗教仪式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宗教仪式的浮华和排场。”他后来坦陈道，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在浮华的宗教仪式下面，能发现更吸引自己的本质的东西。不过当涉及自己的外表时，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浮华和排场。1888年，他前往伦敦求学3年，他在军用物品商店里挑选了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西装。就像他的一位同胞不以为然地指出的那样，“相比于学业，他似乎对时尚和轻浮的装饰更感兴趣”。这一点并不完全属实，实际上，甘地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并获得了律师资格。他生活朴素，从未放弃过素食主义原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特别关注种族问题，或者立志成为斗士，更没有迹象表明他会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摧毁英属印度的根基。

人们普遍认为甘地的转变源于在南非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他在南非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前14年。抵达德班之后，他无意中购买了一张前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他刚坐下来，同车厢的一位白人乘客便向列车长提出抗议，随后他就被扔在了马里茨堡火车站的月台上。（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同车厢的白人乘客对甘地的出现并未表示异议，列车长厌恶地说：“哦，好吧，如果你愿意和一个黑鬼待在一起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但甘地不太可能对种族偏见感到惊讶，他肯定之前就深有体会。出于本能，他总是公然反抗占少数的白人对占多数的黑人的无端迫害。根据这一原则，他应该明知自己会被赶出这节车厢，但他偏偏坐在这节车厢里。（有趣的是，甘地即便不是将全部精力，也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提高南非印度人的待遇上—他不可能对南非本土黑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但这显然没有过多地引起他的注意。）

在南非，甘地逐步形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必须同不公平的现象做斗争，不应该遵守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但是不能诉诸暴力：不管以谁的生命为代价赢得的独立都不值得拥有。甘地写道：“如果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不应以杀害或伤害他人为代价得到它，而应该通过死亡或甘于折磨来获得它。”我们并不能说，当甘地离开南非返回印度时，南非印度人的生活比他刚踏上南非时有了明显改善，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的意识。自由主义的新时代尚未到来，但许多政坛要人，尤其是南非未来的总理斯密兹将军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注意到种族问题的严重性。

在南非，甘地意识到种族偏见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由于种族偏见，本土人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要职。讲英语的人似乎没有南非的荷兰人后裔那么狭隘，但这仍然是一个“他们”反对“我们”的问题，英国人当然是“他们”，针对的是作为有色人种的“我们”。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初在孟买登陆时，他绝对算不上英帝国的宿敌。他认为英国给予了印度很多，而且还在继续给予，但他也对英国的诸多统治政策进行了谴责。他写道：“印度的英国政府，引发了现代文明即所谓的撒旦王国，与古代文明即所谓的上帝王国的斗争。”1919年4月，当戴尔将军血腥屠杀阿姆利则手无寸铁、进行和平集会的民众，造成近400人死亡时，撒旦王国才出面干涉。雪上加霜的是，一位英国教师和传教士舍伍德小姐遭到袭击，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如果印度人想要经过舍伍德小姐遇袭的地方，必须匍匐前进。这件事比戴尔将军的大屠杀更让甘地感到不安，后者只是“造成了数百人伤亡”，但前者试图“扼杀印度人民的灵魂”。比起其他事情，这件事让更多的印度人不再支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让甘地更加坚定了推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心。

那个曾经在伦敦如鱼得水，衣着光鲜亮丽，表面西方化的甘地终于消失了。对他来说，服装的意义已经远超服装本身，他身上裹着的腰布不仅是用印度本土生产的手织布制成的，代表着他对印度广大民众的认同，而且他认为，手织布是每个印度人应该并且能够生产的东西。对甘地来说，自己织布就是自力更生，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印度令人压抑的贫困问题，一些村民不仅能够有衣穿，还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甘地认为，英国有意压制印度棉纺织业的发展，以确保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拥有足够的市场，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必须纠正这一错误，不过甘地那些经验更加丰富、更深谙世故的同僚发现，他对纺织车的痴迷可以说有些荒唐。为了响应甘地的号召，尼赫鲁尽责地纺了几码布，但私底下认为这种做法纯属浪费时间。利用现代化的机器能够生产出质优价廉的棉布，为什么要回到远古时代，将印度排斥在现代大机器生产之外？从经济角度来看，尼赫鲁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甘地不是也不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关注的不是经济上的繁荣，而是印度农民的精神和骄傲。两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甘地的看法更具奠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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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从未真正了解过甘地，丘吉尔指责他是“煽动叛乱的骗子”认为他与印度总督一起喝茶用餐的样子令人作呕。但是到1931年，就连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比起以前，甘地变成了一个更令人敬畏的人物。甘地将圣人的理想主义和苦行主义与一个成功的、不择手段的律师的狡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让他的同胞感到惊讶，也让英国人感到费解。他极力倡导非暴力主义，让英国人相信，和他那些公开煽动叛乱的同僚比起来，他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人物。不过随后他们便意识到，他比国大党中的任何激进分子都更能破坏英国的殖民统治。

甘地在致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也就是后来的哈利法克斯伯爵的信中，用极为清晰的逻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亲爱的朋友，”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正派严肃的总督，对方并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他写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一种诅咒，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人比地球上的其他人更糟糕。不过，英国人凭借“渐进的剥削制度和极其昂贵的军事和民政管理体系使数百万沉默的人陷入贫困”。总督自己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总督的日薪是700卢比，是印度人平均工资的5000多倍。英国政府强加在印度人身上的税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英国政府设计的体制似乎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压榨每个人的价值”，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盐税。从这一刻起，甘地就致力于废除，至少是减少盐税，他认为这是对印度最贫困民众的最无情的剥削。“穷人每天吃的盐要比富人多得多，想到这一点，你就会意识到，盐税对穷人来说是更加沉重的负担……它摧毁了穷人健康和道德的基础。”就像衣服一样，盐是广大农民能够看到、接触到的最熟悉的东西，摆脱外国人的统治、言论自由、选举权，这些都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必要时可以为之牺牲。不过，甘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明白对于绝大多数印度人来说，这些目标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联，盐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印度的各大海岸盛产盐，从理论上说，除了政府授权的盐商之外，私自采盐都是违法的。但英国政府深知，想要监管如此广阔的地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因此只能偶尔加强监管来恐吓潜在的罪犯，对于大部分私自采盐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随意处罚的非法采盐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印度人的需求，盐税才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盐税没有大幅度减少，他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私下里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然而，公开反抗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不仅威胁财政收入，还有损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权威。如果甘地只是偷偷地在孟买附近的海滩上采几把盐，根本没人会关心。但当他公然违抗法律并大肆宣扬时，对英国统治的威胁就变得显著且意义重大。

甘地一直酝酿着“食盐进军”运动，首先，他写信给总督，将自己的意图公之于众，公然违抗法律。欧文勋爵只是礼貌地表示遗憾，认为甘地提议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扰乱社会治安。甘地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此，所以这种无关痛痒的警告反而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宣称：“我要向法律宣战！”1930年3月12日清晨，甘地带领少数支持者步行240英里前往阿拉伯海沿岸的丹迪小镇，他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逮捕，他的殉难会激起印度人民前所未有的愤怒，不过英国当局并没有如他所愿。不管最初的意图是什么，他还没有什么出轨的行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只有当他公然违抗法律时，政府才会出面干预。即便干预，他们也不想迎合甘地想引起轰动的初衷。

甘地的这次“食盐进军”运动由大约80个人陪同，这是根据身体状况、忠诚度，最重要的是自律精神严格挑选出来的。沿途村庄的支持者时不时地要求加入队伍，不过没走多远就被劝了回去。甘地并不想组建一支令英国当局感到恐慌和威胁的队伍，而且为最初的80人解决食宿、饮水的问题已经够艰巨了。虽然参与这次运动的人数很少，但他们却代表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队伍中有穆斯林、有锡克教徒，还有至少一名基督教徒，当然队伍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人数最多的是印度的贱民。这次运动足以让印度的高种姓惊掉下巴，而且他们也不能接受。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被教导避免接触贱民，一旦和贱民接触，他们就视之为玷污和侮辱。甘地毫不在乎这些。当队伍在沿途村庄夜宿时，甘地有意将贱民介绍给当地的显贵们认识，并确保他们和队伍中的其他人一样受到同等待遇。这支队伍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印记：为了表达对甘地的支持，村庄里许多为英国政府服务多年的公职人员纷纷辞职，留下了一个个权力真空，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60岁高龄的甘地是队伍中年纪最大的，事实证明，他也是最强壮的。印度总督十分沮丧，他对印度的国务大臣说：“这个人意志力惊人，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计划。”“别人总是告诉我，他的血压很危险，心脏也不好。”欧文勋爵一直希望甘地能死在途中，或者至少中途入院也好：“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只可惜甘地并没有让他如愿，随着队伍的行进，他似乎越来越矍铄，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为了完成非凡的使命日夜兼程，他的行动不仅吸引了全印度人的关注，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在这场正义反抗强权的斗争中，我希望能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他宣称。到达海边的那一刻，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4月5日傍晚，在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之后，这支队伍抵达丹迪小镇。由于最后几天甘地允许其他支持者加入，因此队伍急剧膨胀，几千名热心的支持者加入进来。第二天清晨，甘地走到海滩上抓起一小把盐。“万岁！救世主！”沙拉金尼·奈都夫人高声喊道。站在甘地一侧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没有那么虔诚，“我们最终只能生产一些有害身体健康的东西，但是我们胜利地挥舞着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好坏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挑战了令人厌恶的盐法。”实际上，甘地当时抓起的那一小把盐以1600卢比的价格拍卖，为自由主义运动提供了更加强大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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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食盐进军”并不会直接使英属印度获得解放。耗费的时间超过十五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度终于赢得了独立。那个时候，虽然精力、活力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差不多，但甘地已经垂垂老矣。“食盐进军”比其他任何单一事件，甚至比阿姆利则大屠杀更能引发全世界对英属印度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自然秩序，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且他们也不太关注这个世界偏远地区发生的事情。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轻蔑地把印度人称为“没有律法精神的小民族”，在英国本土，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这个民族。不过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向印度普及优越的西方文明。“食盐进军”以其自律、决心和和平的方式，坚决而公开地反抗英国的统治秩序，许多英国人第一次开始质疑，他们的同胞是否有权利践踏这个古老而广袤的文明。尤其是甘地，在这次运动之后被奉为印度人民的英雄，17年后，这个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煽动叛乱的骗子”的人，才真正变成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真正喜爱甚至敬佩的人物。“食盐进军”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全世界的地位，虽然没有摧毁却撼动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基础。

延伸阅读提示

描写甘地的书的数量可以与描写拿破仑与基督的书的数量相提并论。他亲自撰写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于1930年首次出版并有很多版本，是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学生的必读书目，不过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都相当难懂。在众多其他传记当中，斯坦利·沃尔伯特的《甘地受难记》（牛津，2001年版）相当具有可读性，该书资料翔实、短小精悍。朱迪斯·布朗的《甘地：希望的囚徒》（耶鲁，1989年版）表达了对甘地的敬重，迈克尔·爱德华兹的《圣雄的神话》（伦敦，1986年版）正如书名所示篇幅较短。拉杰莫汉·甘地最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爷爷的传记（伦敦，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