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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华尔街股市触发的崩盘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是多事之秋的美国悲惨的一天。直到股市收盘时交易商们才悲伤地接受了股市崩盘的事实。这是华尔街股市崩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天。* * *“华尔街股市崩盘”的案例有很多,但是股市的崩盘往往伴随着股市的繁荣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华尔街繁荣”。尽管偶尔会有所下挫,但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股票经历了疯狂的上涨。实际上,投身股市已经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现象。

1929年,华尔街股市触发的崩盘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是多事之秋的美国悲惨的一天。从股市开盘的那一刻起,恐慌性的抛售就开始了。尽管股市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事实证明,收盘时股市的成交量高达1600多万股。损失是惨重的,以至于上一年的收益全部化为泡影。实际上,事情比表面看上去的还要糟糕。股票的成交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股票出售的消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直到股市收盘时交易商们才悲伤地接受了股市崩盘的事实。“黑色星期二”一天的股票成交量就超过了平时三个月的交易量之和。这是华尔街股市崩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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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股市崩盘”的案例有很多,但是股市的崩盘往往伴随着股市的繁荣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华尔街繁荣”。股市的繁荣或崩盘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环境造成的,而是人们的渴望造成的。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杜邦公司都担任过要职的企业界大亨约翰·拉斯科布就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这种渴望。1929年夏末,他接受了《妇女家庭杂志》的访问,该杂志以《人人都应该富有》为标题公布了访问内容。他们不仅应该富有,拉斯科布进一步说道,只要他们稍微付出一点点努力就能够富有。美国注定要更加繁荣,没有所谓的衰退,没有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只有更加稳定的增长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方式。他所讲的不仅是美国人民想要听到的,而且是他们一直以来相信的。稳步上升的就业率,持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不断增长的工资,都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表象和明显标志。

一位不幸的投资者想要卖掉自己的车,车前的面板上写着:“100美元即可买走这辆车,我所有的钱都在股市中赔光了。”

但是,比上述因素都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越来越把国家财富、个人福祉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和证券的浮动联系在一起。尽管偶尔会有所下挫,但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股票经历了疯狂的上涨。随着股票经纪人的目光从报纸上的金融版面转移到战争瘟疫和体育活动的版面,美国人对于股票投机越来越着迷。实际上,投身股市已经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现象。甚至那些没有聘请股票经纪人,之前也从来没有买过股票的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各大公司股价的疯狂上涨,他们都在沉思,如果当初有足够的钱和敏锐的头脑投身股市,他们本该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财富。“1929年股市投机的真正惊人之处并不在于参与人数之广,而是它变成了一种核心文化。”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写道。

所有人,甚至对股票没有什么兴趣的人都对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着迷不已。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只有少数人持怀疑态度。“你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吗?”纽约州的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问一位朋友,“股价总有一天会停止上涨。”然而,大部分投资者都不相信这种论断。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缓,甚至会停滞一段时间让市场重新恢复活力,但是对华尔街来说,股价上涨,再上涨是唯一的可能。对金融市场持如此乐观态度的不仅仅是投资者和证券商,1923—19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也认为,他应该给繁荣的市场再加点油,而不是遏制它的势头。在就任总统几个月之后,他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言论:“美国人的主要事务就是做生意,而总统需要做的就是为其指明方向,并在一旁摇旗呐喊。”他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虽然意识到局势中潜在的风险,但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持续下大力气让民众保持冷静。1929年10月,他满怀希望地宣称:“国家的经济……建立在健康繁荣的基础之上。”不管他是否相信,但可以看出他并不想往熊熊燃烧的火焰上泼冷水。胡佛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绝对有理由相信,任何勤劳而智慧的美国人,都能凭借努力,即便没有成为百万富翁,也能为自己赢得舒适的生活环境。“救济院正在从我们中间消失,”他在竞选演讲时大声疾呼,“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全世界完全消除贫困的那一天。”胡佛口中的“全世界”应该只包括美国,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保证。

胡佛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近乎失控的繁荣下潜在的风险,尽管他认为有必要进行抑制,却苦于没有进行抑制的武器。他手中最强大的武器莫过于位于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显然这个机构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种近乎失控的繁荣的助推者。1927年初,由于处境艰难的欧洲银行家持续施压,纽约联邦储蓄银行降低了再贴现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总结道:“从那天起,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1929年2月,联邦储备银行首先感受到了危机,他们一再主张将再贴现率恢复到1926年的水平,甚至主张提高再贴现率。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敢采取侵犯众多投机者利益的措施。公众一直认为增长是必然的,巨额利润是理所当然的,该委员会也不敢触怒处于亢奋状态的公众。它就这样拖延着,犹豫着,当终于下定决心要提高再贴现率时,因为幅度太小而没有什么作用,此外一切也为时已晚。即便是这些小心翼翼的措施,也遭到了投机者和信奉增长的公众的强烈谴责。“只有两件事情能够阻碍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会议。”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宣称。联邦储备银行知道提高再贴现率不受欢迎,也不敢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此未能在这次危机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几年之后,英裔爱尔兰记者克劳德·科伯恩在纽约创办了言辞犀利的报纸《周刊》,10月24日星期四,他与极其富有的银行家埃德加·斯派尔共进午餐,斯派尔在伦敦发家,当时住在纽约。他沿着华尔街步行前往斯派尔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宅邸,被金融区周围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所震撼。这些人显然没有什么目的,彼此之间也不说话,只是观望和等待,仿佛在盼望着某些不可预测但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发生。不过在斯派克的宅邸似乎就没有这种恐惧和忧虑,一切都风平浪静、井然有序。接着,仆人聚集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神色疲惫的男管家来请斯派克过去。厨房里有一台自动收报机,仆人们就依靠它得知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他们手中都持有股票,当然,在他们的雇主眼中,他们持有的那点股票根本微不足道,但造成的损失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听到的就是一场逐步加深的灾难,似乎每过一分钟,事态的发展就越严重,造成的灾难也就更彻底。斯派克匆匆离开了饭桌,那一天就再也没有回家。剩下的客人默不作声地吃完午餐,然后回到这个越来越沮丧的城市的各个角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下午三点钟就结束了,但是股价下跌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导致成交量居高不下,股票行情记录器直到晚上七点才记录完最后一笔交易。

这就是“黑色星期四”。当时似乎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但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预兆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投资者应该能够对这种情况处之泰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股市经历了大涨大跌,盈利和损失几乎对等。不过民众认为长期看来,股票的行情只会越来越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一切只会越来越好。10月24日,投资者们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如履薄冰。现在冰面上出现裂缝,如果继续发展,他们就会掉入水中,河水又冷又深,他们还不确定是否会游泳

恐慌继续发酵,华尔街从未上演过这样的场景。事态的发展使得压力倍增,就连最神圣的礼仪也被抛在脑后。一般来说,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不准“跑、骂、推搡以及不穿上衣”。10月24日,穿着衬衫的人焦急地跑来跑去,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快速地跑来跑去,至少可以安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跟上了事态的发展。那一天股市的成交量达1300万股,这在华尔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位于华尔街的公司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试图跟上事态的发展,希望能够有条不紊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周五,心中不免充满了恐惧。

随后事态的发展似乎表明没有必要担心,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股价总体保持稳定。虽然股价下跌的股票多于股价上涨的股票,但跌幅相对缩小,没有超出正常工作日的预期。华尔街舔舐着伤口,告诉自己悲伤的日子都已过去。这带给我们深刻的警示:登高必跌重,在跌倒之前,所有的骄傲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告诉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市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但是人们相信,市场一定会在几周或者几个月内恢复繁荣的景象。(www.xing528.com)

周末发生了什么摧毁了这种自信?部分原因可能是上周股票成交量激增,导致周一首当其冲的便是股价的大幅下挫。部分原因是大量小投资者对上周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思考和梳理,认为股市不再是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在股市相对没那么糟糕的时候退出,把剩余的钱投在房地产、绘画作品或者汽车等有形资产上,或许还能保值。不管怎样,渺茫的希望变为担忧,担忧又演变成恐惧,恐惧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星期一的上午11点,黑色星期四的场景再次上演,股票的成交量没有星期四多,星期四的成交量为1300万股,而这一天的成交量是925万股,但是造成的损失却更大,对信心的打击也更为彻底。巨贾们纷纷凑到一起商议对策却发现无计可施,联邦储备银行召开了紧急会议也束手无策,只能是各自逃生,落后者遭殃。

10月29日星期二,事实证明,不仅是落后者遭殃,那些天真地以为自己不会被变幻莫测的市场影响的人也深受其害。很显然,从股市开始崩盘的那一刻起,这一天使得“黑色星期四”也相形见绌。股票的成交量似乎没有上限,就连被认为是绩优股中表现最强势的股票也被抛售,股民都在不计价钱地抛售。开市仅半个小时,就有63万股股票易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上午10点召开会议,直到股市收盘也没有散会,但是和前几天一样,它依旧无力出台任何有力的措施。只有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乔治·L·哈里森主动提出发行一亿美元政府债券来重振货币市场时,似乎才使一场彻底的灾难出现了些许转机。凶猛的潮水虽然没有退去,但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遏制,一些表面上的秩序逐渐得以恢复。

华尔街的巨头们想要全身而退已经为时太晚,他们虽然损失惨重但大部分存活了下来,许多小一点的公司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宣告破产。广为流传的传闻是,他们不忍自己的财富和声誉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许多人选择了跳窗自杀。如果相信那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走在华尔街的人都要有意识地向路中间躲避,以避开破产者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些大部分都是人们血腥的幻想,统计数据显示,股市崩盘后的几周内,自杀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少得多,但是人类由此遭受的苦难是深重的。股市崩盘之后,上百万的人陷入赤贫,上万人倾家荡产甚至更糟。不仅自己的积蓄化为乌有,那些靠借钱或借贷投身股市的人发现,自己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众多投资者和他们的家人受到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涉足华尔街,甚至连股票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和他的兄弟格鲁乔一样,哈珀·马克斯也将大量资金投入股市,结果损失惨重。“我已经家徒四壁了,除了竖琴和槌球游戏,我变卖了所有家产……在我还能抵押薪水的时候尽可能地提前借款。我持有的股票……大概还值一袋中等大小的糖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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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崩盘是一件事,长期萧条又是另一件事。股市崩盘并不必然导致长期萧条,股市曾经也出现过大幅下跌的情况,但通常市场会逐步,甚至快速地复苏。大多数人认为1930年的市场也会逐渐回暖。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市场繁荣时不愿采取措施,但在市场萧条时却反应迅速。1930年2月,它将贴现率下调至4%,这肯定就足够了吧?胡佛总统肯定是这样想的。1930年年中,他在接见全国失业联盟的一个代表团时向他们保证:“先生们,你们来晚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同样自信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目前,工业衰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它宣称,“股价已经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不过,美国的投资者们对市场的预期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们并没有做出合乎政府期望的反应。举国上下弥漫的那种昂扬的自信现在已消失不见,尽管乐观主义者仍在努力,但重新恢复大萧条之前的精神状态至少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不管胡佛总统怎么说,怎么想,大萧条远没有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们很难说为什么乐观主义者的想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诚然,在股市崩盘的前几个月,美国的经济运行就已经出现异常。工业生产的速度放缓,尽管如此,市场上仍然供大于求,柜台销售也呈现疲软之态,令人担忧。不过这种异常似乎只是表面现象,专业人士认为,美国经济的基础雄厚,很快就会复苏。但是市场上的普通玩家却顾虑重重,虽然他们个体的力量比较薄弱,但胜在数量众多。《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还在鼓吹市场正在复苏,现在却对这种不安的情绪感到恐惧。“公众的情绪左右着市场导向,而公众的情绪近几个月内却跌到了谷底。”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在理论上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它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这一点。持续萧条揭开了序幕,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的18个月内,失业总人数已经达到200万,不久之后就攀升至1200万,工业股票的价格还不到其峰值的20%。在华尔街,不久之前,股票经纪人惊慌地关注着急剧攀升的成交量,如今股票成交量的日益减少让他们沮丧不已。更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态势似乎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股价直到1932年才跌到最低点,罗斯福新政出台了救济失业者和贫困者、使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改革金融体系的措施,以确保大萧条不再重复上演。这一系列措施虽然扭转了局势,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才在全面刺激下走上复兴之路。

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美国人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直到受此影响的人全部离世,这个伤口才慢慢愈合。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完全遗忘,当然,它也不应该被遗忘。它的爆发部分是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人类的贪婪和狂妄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有人声称造成大萧条的种种因素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他一定是一个无知而狂妄的人。自1929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多次股价下挫和经济萧条,未来一定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过迄今为止,仍没有发生像1929年经济危机那样,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破坏性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即便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造成如此高的失业率。法律应该规定,如今的市场经营者每年应至少敲响一次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1929年爆发的那场悲剧。只有他们时刻谨记,我们才有理由相信,“黑色星期二”不会再次上演。

延伸阅读提示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为这次大危机的爆发承担责任,因此也没有哪个人的传记揭示了这次危机的全貌。在有关人物的传记当中,胡佛的传记无疑是最切题的。盖瑞·迪恩·贝斯特的《赫伯特·胡佛传:火炬手》(纽约,2013年版)是最近出版的综合性较强的传记。在关于这一主题的众多书籍当中,最具可读性的莫过于J·K·加尔布雷斯的《1929年经济大危机》(伦敦,1955年版)。约翰·布鲁克斯的《昔日戈尔孔达》(伦敦,1970年版)和莫里·克莱恩的《彩虹尽头》(牛津,2001年版)是比较近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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