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士麦那的故事：1922年的传奇

1922年9月13日，曾是地中海东部最大港口的古城士麦那被付之一炬，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入港口，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这座火光中的城市。来自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战舰在港口徒劳地游弋着，船员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陆地上可怕的场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旁观者，都对这个惊恐万分的夜晚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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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的和平缔造者的盘算在中东迅速瓦解，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要迅速。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图瓜分这个业已四分五裂的大帝国，丝毫没有顾及帝国人民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当时，也有人怀疑与会者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学识出台一劳永逸的方案。未来升任陆军元帅的维韦尔评价说，“在‘以战止战’之后，在巴黎和会上，他们似乎又成功地‘以和平结束了和平’”。

地中海舰队的H.M.S.铁公爵号旗舰无能为力地看着火光中的士麦那。

不过，巴黎和会和平缔造者们出台方案所依照的基本假定好像是完全合理的，奥斯曼帝国当时的确已经四分五裂，奥斯曼帝国是由从中亚腹地迁移来的游牧民族在几百年前建立的，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操着各种口音的土耳其语。他们并非真正的帝国缔造者，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繁荣稳定、从长远来看带有自治性质的帝国，但是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征服者，他们践踏征服的土地，无情地镇压任何努力争取独立的受压迫民族。他们在征服领土方面野心勃勃，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鼎盛时期的土耳其帝国面前，取得惊人成就的拜占庭帝国也相形见绌：它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领土向西一直延伸到维也纳和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到达北非沿岸，与埃及接壤，几乎将现在我们所说的中东地区全部囊括在内。

然而帝国的荣光早已不再，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对北非的控制力也日益削弱，埃及的内政外交也早已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即使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少数民族也开始要求享有特权，帝国在中心地区的统治也岌岌可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最明智的做法不是牵涉其中，而是坐山观虎斗，然后从失败的一方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但不幸的是，它不仅参与了战争，还因为欠缺考虑而站错了队。到1918年底，帝国的军队一溃千里，经济也处在崩溃的边缘。向来不掌握最高权力的苏丹还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获胜的协约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瓜分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遗产。巴黎和会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了几个方案，其中最激进的做法是主张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由国际共管。这个方案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的支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虽然不想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但也认为与协约国共同作战的希腊应该得到一些迟来的回报，因此主张将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地区及其腹地划给希腊。这一安排并非毫无道理，从人种上看，这一地区虽然聚集了许多性格热烈开放的民族，但大部分是希腊人。美国人也可以自诩按照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1920年5月，《色佛尔条约》起草并在3个月后正式签署，根据条约，君士坦丁堡虽仍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但土耳其海峡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帝国的军队被限制在5万人以内，财政也被协约国成立的一个委员会控制。爱琴海沿岸，包括伟大的古城士麦那由希腊控制5年，5年之后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其归属。毋庸置疑，希腊肯定会在统治时期采取措施，确保全民公投时选择留在希腊。《色佛尔条约》的内容严重侵犯了土耳其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它在协约国眼中才更具吸引力，作为战胜国，他们自然不会考虑土耳其人民脆弱的民族情感。早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这是否是一个永久性的方案。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略带讽刺地评论道，这个条约唯一正确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以制造精美瓷器闻名的色佛尔签订的：“条约本身就脆弱不堪，就像一个易碎的花瓶。”在协约国内部，他并不是唯一质疑这一条约长久性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用特有的夸张言辞描述了这种不确定性：“充斥着愚蠢，充斥着罪恶，因恶政导致的腐败，因长期灾难性的战争支离破碎、濒临崩溃，帝国已四分五裂，但土耳其人民仍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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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还有一个土耳其人活着。像拿破仑那样，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没有穆斯塔法·凯末尔，也就是后人所知的凯末尔·阿塔土克，很难想象土耳其能如此迅速、如此戏剧性地从失败的泥潭中爬出来。凯末尔是一名能力出众的职业军人，在1916—1918年爆发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成为土耳其人民景仰的民族英雄，名扬天下，并及时将土耳其从一个孱弱落后的总督辖区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1920年8月，大国民会议在安卡拉举行，他当选为土耳其新一任领导人。起初一切都不甚顺利，实际上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凯末尔尚未来得及巩固自己的地位便面临岌岌可危的境遇。在士麦那中心地区爆发的一场残酷的战役中，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希腊军队，土耳其的军队落荒而逃。劳合·乔治在下院宣称：“土耳其人已一蹶不振。”如果希腊人乘胜追击的话，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引起了协约国的警惕，他们认为局势的发展可能会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便多方施压让希腊停止了进攻，凯末尔获得了喘息之机。

但是这并没有坚持多久，1922年8月底，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又爆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这次失败的却是希腊，5个师几乎全军覆没，5万名士兵被俘，剩下的希腊士兵仓皇逃往港口，希望能找到出逃的船只。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洗劫并烧毁了沿途的村庄，根本没注意遭到涂炭的是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是亚美尼亚人。沿途的村民亲眼看到了溃败军队犯下的暴行，他们甚至主动为土耳其追捕者提供住所。和溃败的敌人相比，获胜的土耳其军队军纪相对严明、井然有序，在一片废墟中前行，兵临士麦那城下时，他们眼中充满了复仇的火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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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接近的这个城市是中东地区最古老、最文明，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自诩为地中海沿岸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盛产烟草、葡萄、无花果和其他水果，而且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路线的起点和终点。虽然该城主要由希腊人构成，但它显然是一座世界性大都市，各个民族在这里和谐相处。城中到处可见俱乐部、旅馆、酒吧、花园和豪华的住宅，这让士麦那成为一个令人愉悦和适宜居住的场所。这座城市曾经也经历了诸多磨难，15世纪时甚至被帖木儿大帝率领的军队夷为平地，不过在最近几百年的和平岁月中，这座城市逐渐恢复元气并繁荣发展。现在，这座城市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而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心理上，它都没有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

实际上，士麦那悲惨的结局早有预兆，1916年5月，德国利用海岸炮在士麦那海湾炮击英国的舰船，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盛怒之下派遣两架轰炸机轰炸了该城市的居民区，几天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轰炸。若以二战的标准或以1915—1918年间德国对伦敦的轰炸来看，这两次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二三十座房屋被毁，死伤人数大约是100人。然而对于士麦那的居民来说，这两次空袭却是接下来悲惨命运的预兆。不过，接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英国也没有发动进一步的空袭，这座城市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当希腊人三年后占领士麦那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将要接管的这座城市几乎完全未受战火的影响。

如果他们预先得知这座城市将来的命运，即便士麦那的土耳其居民也乐于在希腊的统治之下安享卑微但平静的生活。希腊起初似乎急于让土耳其人愉快地接受其统治，“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是完全合理的，”一位高级军官警告说，“但是不恰当地表现这种热情便不合时宜了。”不过希腊对士麦那的控制依赖于他们对土耳其持续的军事高压，很显然，到1922年9月，希腊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被击败的希腊军队撤退到士麦那时，他们摧毁了沿途的城镇和村庄，一方面是不想给土耳其入侵者留下任何设施，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怨恨。摧毁士麦那似乎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大多数报道表明，致使士麦那付之一炬的大火不是出于偶然就是由希腊士兵引起的。这一结果似乎并不出于任何政策考量：土耳其当局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来得及利用城中的设施，他们绝无可能有计划、有体系地摧毁这座城市。不过由于军纪松懈，一些土耳其士兵却乐于通过洗劫或放火焚毁敌人遗弃的财产来为军队遭受的伤亡进行报复。苟延残喘的希腊当局既没有设备也没有意愿遏制火势的蔓延，大部分理应带头灭火的人早已逃离了这座城市。

起初本来是几处小火，在长期干旱和强劲风力的助势下，迅速发展为熊熊大火。由于世界主要强国的军舰都在士麦那城外的海面上游弋，使当地的居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现在，他们将这些军舰视为他们唯一的救星，他们纷纷拥向港口寻求避难的场所。或许，真正死于火灾的只有数百人，但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在试图登上外国军舰的过程中死于海滩或被活活淹死。在人类遭受的所有苦难当中，伤亡无疑是最可怕的。

延伸阅读提示

关于这一话题的材料汗牛充栋，包括马乔里·多布金的《士麦那1922》（伦敦，1988年版）、贾尔斯·弥尔顿的《失乐园》（伦敦，1988年版）和大卫·弗兰金的《以和平结束一切和平》（伦敦，1989年版）。以上三本书是我仔细阅读的。帕特里克·金罗斯极具价值的《凯末尔传》（伦敦，1964年）也与这一主题高度相关，同样还包括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寇松：最后的时光》（伦敦，1934年版）以及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之余波》（伦敦，192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