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自治的历史背景与影响（1921年）

唐宁街10号：1921年12月6日星期二凌晨2时20分，最终的会议在3个小时之前举行，不过这次会议之前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最终一切尘埃落定，在被伦敦统治了750年之后，爱尔兰终于获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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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唐宁街的路漫长且鲜血淋漓，不过一切都在这一天结束了。虽然有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爱尔兰从未真正融入英国社会。在爱尔兰人看来，一系列独立运动遭到残酷的军事镇压，但在英国人看来，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平息了由心怀恶意的少数人煽动的骚乱。伦敦方面认为，1800年签订的《英爱同盟条约》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但都柏林的大部分人却认为，英国人在没有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把《英爱同盟条约》强加给爱尔兰人，无疑就是在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到格莱斯顿上台执政时，骚乱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不管出于正义还是私利，平息骚乱都成为当务之急。格莱斯顿于1886年推出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不仅激起了保守派的愤怒，引发了追随者的质疑，而且从长远看来，这一温和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野心，但在当时，这是重大的，甚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一步。

1921年7月，《英爱同盟条约》签署前不久，德瓦莱拉和劳合·乔治相聚于唐宁街。

这一法案引发的问题和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何为“自治”？爱尔兰能享受真正的独立吗？能实行和英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外交政策吗？谁来为爱尔兰的防务负责？更确切地说，何为“自主”？这一点最终引发了不可弥合的分歧。在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信奉天主教；但是在东北部的阿尔斯特，过去几个世纪，大量的苏格兰移民来此定居，一半以上的居民不仅是新教徒，而且还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这些人如何融入以天主教徒为主、独立的爱尔兰，起初并没有让那些为爱尔兰的未来承担责任的英国人感到焦虑。英国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天主教徒似乎得以与其他教徒和睦相处，毫无疑问，爱尔兰的新教徒也是如此。这种和睦共处在格莱斯顿推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之后便不复存在了。人们普遍认为，以冗长的发言阻挠议案通过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阿尔斯特的居民不可能接受自己被纳入独立的爱尔兰—不过，没有人认为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或者产生多大的影响。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北爱尔兰的恐惧和疑虑没有被持不同政见的保守派人士伦道夫·丘吉尔在海外大肆宣扬的话，情况应该就是如此。“阿尔斯特将战斗到底，阿尔斯特是正义的一方！”他宣称。在这面不妥协的旗帜的鼓舞下，北爱尔兰决心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一直以来的传统。

这种防卫需要似乎并不十分紧迫，英国上院似乎和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一样不肯妥协，他们毫不客气地否决了下院提出的任何旨在改革爱尔兰宪法的方案。在格莱斯顿自治方案提出20多年后，旨在削弱上院权利的1911年议会法案通过，使爱尔兰获得实质上的独立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支持独立的力量集结起来，北爱尔兰统一党的新领导人爱德华·卡森被推到前台，1911年9月，他对外宣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自治法案通过的那天早上，我们必须承担起北爱尔兰新教政府的责任”。爱国的新教徒只想留在英国，但是在英国军队的胁迫下，他们必须接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统治，这对于大多数新教徒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甚至如果被告知需要通过镇压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来执行这样的裁决，英国军队会不会遵守命令还是个未知数。最终，伦敦各个派别都认为，必须对爱尔兰进行分割，但边界线该如何确定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分割，这些都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一线希望，至少在战争结束之前，爱尔兰的前途可以暂时搁置了。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温和派的领导人约翰·雷德蒙也认为应该暂时搁置爱尔兰自治问题。他敦促追随者们积极参加对德战争，他相信，如果南方的天主教徒和北方的新教徒并肩作战的话，所有关于分裂的想法就会被抛在脑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尽管主张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并断绝与英国其他地区一切联系的新芬党势力不断壮大，但战争爆发时，这个政党尚且无足轻重。雷德蒙认为他可以忽略，至少可以不关注这一政党的主张。1916年复活节期间，一群更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一度控制了都柏林，雷德蒙公开抨击他们。英国政府镇压了复活节起义后，无视雷德蒙仁慈的呼吁，处决了许多被俘的领导人，他的地位遭到了削弱。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使爱尔兰温和派心灰意冷，但与此同时许多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其中就包括迈克尔·柯林斯和埃蒙·德瓦莱拉，这两位革命领袖在即将到来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脱颖而出。1918年4月，英国政府试图在爱尔兰强制征兵，这一错误的做法再次让爱尔兰共和党抓住了把柄，这次征兵行动除了再次疏远一些温和派党人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此后不久，雷德蒙就去世了。在这年年底举行的大选中，新芬党大获全胜，成为爱尔兰政府中毋庸置疑的多数党。

接下来的两年始终处于混乱的半战争状态，这些战争并没有明确的战线，也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充满恶意的、凶残的混战，双方的非正规军承担起主要的作战任务，并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如果还有一个人应该比其他人更能意识到必须结束这些混战，这个人一定是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劳合·乔治是一个激进分子，却领导着一个保守派占主导的政府，因此两年前他在巴黎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过就像在巴黎一样，他成功地克服了这种障碍，并以一己之力实施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政策。劳合·乔治希望能和迈克尔·柯林斯展开磋商，“毫无疑问，他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发起者，如果我能见到他，或许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然而，英国人民，尤其是他所依赖的保守党人，是否同意他同他们眼中凶残的叛乱分子进行谈判？作为第一步，1920年底，在劳合·乔治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政府法案》，试图分别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组建“议会”。虽然这两个议会享有的权力实际上和地方自治政府无异，但这仍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计划事实上将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和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南部分割开来，但劳合·乔治私下里仍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爱尔兰能够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终止在政治和经济上将爱尔兰分为两部分的荒唐举动，达成某种妥协以保持爱尔兰的完整，并缓解新教徒对置于天主教徒统治之下的恐惧。

伦敦方面或许能提出许多构思巧妙的方案，但从长远来看，这项法案必须让爱尔兰人—不管来自北方还是南方—接受并感到满意。1921年5月，来自从事威士忌蒸馏行业的富家子弟，同时也是北爱尔兰统一党领导人的詹姆斯·克莱格与德瓦莱拉在都柏林郊外会面。毫不夸张地说，克莱格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但这次冒险收到了回报：这次会面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更不要说签订什么协议了，但两人都认为有希望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不过谈判要想进行下去，还需要一股新的动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提供这股动力的竟是英王乔治五世。科克市的市长死于一场绝食抗议，劳合·乔治当时还轻蔑地评价道：“国王就是一个老懦夫，他吓得要死，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这件事撇清关系。”不管是否害怕，就在克莱格和德瓦莱拉会晤的几周后，国王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重新召开议会，热切地呼吁所有爱尔兰人“停止战争，伸出宽容和和解之手，去原谅和遗忘，共同为他们热爱的这片土地开创一个和平、满足和友好的新时代”。当然了，演讲的大体内容已经事前和伦敦的大臣确定好了，但是国王在演讲时的热情和显而易见的真诚也极富感染力。实际上，人们根本不可能遗忘，但德瓦莱拉也承认，这次演讲营造了一种忍耐与和解的氛围，在一番推诿之后，他决定率领手下的自由战士接受停战呼吁，并正式开启与英国政府的谈判。

前几年，柯林斯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名胆大心细、足智多谋的爱尔兰共和军的统帅。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他心里很清楚，在爱尔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德瓦莱拉是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劳合·乔治起初低估了德瓦莱拉，他告诉自己的秘书汤姆·琼斯，德瓦莱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是“一个真诚可靠的人，相处起来让人非常愉悦”。劳合·乔治大错特错了，德瓦莱拉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他身高6英尺1英寸，年轻时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不仅身材壮硕，还是一名精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态度坚定，待人真诚又毫不掩饰，但是如果他知道某件事情有利可图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模棱两可的话或者许下自己根本不可能遵守的诺言。一般情况下，人们和他相处总是如沐春风，但如果遭受挫败或冒犯，他也会让人格外不痛快。劳合·乔治形容他为“真诚可靠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词本身蕴含了直率和不够精明的意味，这和德瓦莱拉的性格相去甚远。不久之后，劳合·乔治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对手，他的足智多谋与精明能干丝毫不亚于自己。

他们的观点即便不是水火不容，也可称得上是大相径庭。一言以蔽之，劳合·乔治能够给予爱尔兰的，只是英联邦框架内的自治，而德瓦莱拉要求的是完全的独立。爱尔兰可以在英联邦内享有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同等的自由，这就是劳合·乔治的底线，这肯定能让所有人满意了吧？但德瓦莱拉反驳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辽阔且距离英国千里之遥，爱尔兰属弹丸之地且就在英国的家门口。虽然一个遥远的自治领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但爱尔兰却只能面临实质上的统治和征服。劳合·乔治解释说，不管自己在这件事上持有何种立场，内阁决不会同意爱尔兰完全脱离英联邦获得完全的独立，更不要说上院了。德瓦莱拉认为这是劳合·乔治的问题，他也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这些人也绝不会接受任何折中的方案。这就表现出他狡猾的一面，实际上，他不安地意识到，自己很大一部分，甚至超过半数的支持者都乐意接受劳合·乔治提出的方案。更糟糕的是，他意识到劳合·乔治和自己一样对爱尔兰的公众舆论了如指掌。英国人知道，对于反对爱尔兰完全独立的妥协方案，只要有一个新芬党的极端分子反对它，就有一个温和派成员肯心平气和地接受它。温和派成员认为，达成妥协方案总比没有任何方案强，妥协方案中四分之三的内容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即便是德瓦莱拉桀骜不驯的支持者也认为，无论英国方面提出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如果爱尔兰在1921年宣布完全独立，那么与英国的战争可能会一触即发。退一步讲，如果爱尔兰接受了目前的妥协方案，几年之后就可以逐渐摆脱帝国的控制，到时候，英国就无法阻碍爱尔兰的进步，即便想采取有效的措施也会困难重重。这些说法并没有完全说服德瓦莱拉，但是许多爱国的爱尔兰人接受了这些观点，这让德瓦莱拉认识到，拒绝这些妥协方案会让他的政治生涯面临危险。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德瓦莱拉决定和伦敦方面展开磋商。

相比而言，伦敦的气氛就没有那么热烈了。德瓦莱拉每次接受会议邀请携带的方案显然都是模棱两可的：爱尔兰人参会的目的是想确定，“爱尔兰与大英帝国建立何种联系，才能平息爱尔兰的民族野心”，伦敦方面准备给予的自治地位与此是否相容？英国颇为重视的“共同公民”一词能否与“爱尔兰的民族志向”相协调？如果不能，双方是否还能提出其他可接受的方案？如果与会者在公民身份是“共同”还是“对等”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英国公众是否准备好支持一场在他们看来由无关紧要的语义引发的战争？爱尔兰人肯和伦敦方面进行磋商无疑是件好事，但如果他们满腹牢骚地空手而归，那又将是多么灾难性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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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方面将派谁来参会？劳合·乔治理所当然地认为德瓦莱拉会亲自带队，都柏林的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持异议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德瓦莱拉自己。他说，自己最好留在都柏林，便于他向爱尔兰民众兜售一种最可能出现的妥协方案。此外，如果他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就会给其他成员一个拖延的机会，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正在把相关问题提交都柏林的主要负责人。这些都不无道理，但他的动机并非全然这样无私。无论与会代表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功，所达成协议的某些条款都会冒犯甚至激怒大部分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些条款也会冒犯和激怒德瓦莱拉本人。他不想与这份妥协方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不承认这份方案。如果与会代表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让爱尔兰获得了独立之实，但没有获得独立之名，德瓦莱拉就会利用他们的努力提升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同时谴责代表们背叛了爱尔兰的真正利益。他的立场谈不上高尚，但从他个人前途，甚至从爱尔兰的前途来看，这无可厚非。

德瓦莱拉指派的代表团必须由他唯一的劲敌迈克尔·柯林斯率领，在与英国的战斗中，他被认为是最坚强的战士。柯林斯的一个密友巴特·欧康纳表示，柯林斯的朋友和领导都被这一提议吓到了。柯林斯抗议说，一个在战场上战斗的战士被派去参会，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和德瓦莱拉一样，他清楚地意识到，前往伦敦磋商，回来时却未能实现爱尔兰的完全独立是件多么毁灭性的事情。在伦敦参会期间，肯定有很多时候谈判持续到深夜，他由衷地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种深夜的拉锯战。不过德瓦莱拉利用谋略战胜了他，他不情愿地承认了德瓦莱拉的权威，认为承担这项任务是自己的义务所在。(www.xing528.com)

除柯林斯之外，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人当属阿瑟·格里菲斯了。他是新芬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1922年接替德瓦莱拉成为新芬党的党魁。柯林斯、阿瑟·格里菲斯和德瓦莱拉都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激进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即便牺牲神圣的原则，他们也会致力于达成某种妥协。为了平衡各方力量，德瓦莱拉还指派他最忠实的追随者罗伯特·巴顿随团参与伦敦的最初谈判。团队的其他成员相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比较重要的还有代表团的干事厄斯金·柴德斯，他出生在英国伦敦，但却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坚定的支持者，最终被英国政府以叛国罪处以枪决。

从一开始，该代表团的身份和地位就模糊不清，这也是后来诸多纠纷和杀戮产生的缘由。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认为应该给予代表团放手处理问题的权利，在达成协议之前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汇报，请求议会的批准。德瓦莱拉原则上同意这一观点，但是后来他给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写了一封信，指示他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向内阁报告会议的具体事宜。考虑到他希望达成的爱尔兰绝对独立在短期内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德瓦莱拉转而希望与英国建立某种“外部联系”。根据这一方案，爱尔兰不再是英联邦的成员，在享受彻底内部独立的情况下与英联邦保持一定联系。爱尔兰会派代表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会议，在协调外交政策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1921年11月11日星期二，双方的磋商正式开启。爱尔兰代表团出现在唐宁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道路两旁挤满了祝福者，他们“手持念珠背诵《玫瑰经》，唱着赞美诗，大声表达着美好的祝愿，纷纷希望这项艰巨的任务能圆满完成”。几乎所有与会人员无疑都想达成某种协议，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也迫切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广大民众都知道，这次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但是英国首相终于还是愿意坐下来同爱尔兰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这就表示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并最终达成一项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不过双方的谈判代表并没有什么信心，《泰晤士报》报道称，当会议开始时，局势“完全不容乐观”。该报纸宣称，“毫无疑问，劳合·乔治在和德瓦莱拉会面之后，非常害怕同理想主义者及理论家打交道，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俯下身子讨论艰难而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果爱尔兰代表团由德瓦莱拉亲自带队，或许会议更难取得什么进展。劳合·乔治在和爱尔兰领导人进行了异常艰苦的谈判之后抱怨道：“这场谈判就像坐旋转木马，总是试图抓住前面那一匹。”不过柯林斯的行事风格与德瓦莱拉截然不同，他做事更有条理，更切合实际，更愿意在不牺牲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寻求不伤害双方脆弱情感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三四周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全体会议、大型会议、小组会议和私人会议，柯林斯和格里菲斯无疑是英国代表团最关注的两个人，在爱尔兰代表团里，格里菲斯也是唯一一个声望与柯林斯不相上下的人。两个人表面上都致力于实现爱尔兰的完全独立，但实际上两个人都打算根据实际需要接受某种备选方案，不过，会议会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备选方案吗？劳合·乔治让他们看到了达成协议的希望，但他能否说服那些顽固的同僚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属英国的司法大臣伯肯赫德勋爵，F·E·史密斯·伯肯赫德以坚定地维护爱尔兰北部的权利及反对爱尔兰独立著称，现在他的态度有可能软化吗？下议院保守党党魁奥斯丁·张伯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好像主张都柏林的爱尔兰政府实现高度自治，但众所周知，他坚决反对爱尔兰放弃君主制以及退出英联邦。在这一方面，殖民地事务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态度同样强硬，早在陆军部任职期间，丘吉尔就曾明确表示，爱尔兰一旦爆发骚乱，就应该动用武力快速镇压。现在他是否会考虑任何有损英国统治的提议？考虑到英国方面的这些人物，爱尔兰当然有理由持怀疑态度。但是随着会议的推进，他们却发现伯肯赫德、张伯伦和丘吉尔都心照不宣地摒弃了不妥协的立场，为了维持英国的某种统治原则，他们愿意在某些实际问题上做出相当大的让步。虽然爱尔兰人面前的这扇门不是敞开的，不过这扇门也远没有他们之前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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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代表团尽最大努力与都柏林的内阁保持联系，确保他们被迫做出的每一项让步都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决定。不过事实证明，代表团既无法说服爱尔兰内阁接受现实，也无法得到任何明确的指示。“都柏林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柯林斯气愤地写道，“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一清二楚，我却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德瓦莱拉和他党内的支持者们一方面希望代表们为了实现爱尔兰的独立而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又希望与代表团保持距离，宣称他们并不清楚柯林斯和其他与会代表到底打算怎样做，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柯林斯继续恳求德瓦莱拉尽快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会谈，德瓦莱拉却一直宣称，留在都柏林是他的职责所在。柯林斯痛苦地意识到，他被当成了替罪羊，但他最终还是认为，这是自己不得不承担的风险。在他看来，他的职责就是为爱尔兰争取最优厚的条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名声受损，那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自己国家的独立才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代表团的日子也不好过，保守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坐下来与他们眼中的叛乱者进行谈判，如果他再允许这些人放弃对英王的效忠，后果简直不可想象，劳合·乔治对这一点心知肚明。谈判持续到最后，几乎都在围绕一个简单而根本的问题进行：爱尔兰人无法接受自己保持实际上的独立，形式上仍是英联邦的一部分以及继续向英王效忠，而这是英国方面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达成某种妥协并非不可能，但总需要有人做出让步，而爱尔兰就是做出让步的那一方。在后代人看来，他们做出的牺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接受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条件，事实证明，这一条件只是暂时影响了爱尔兰的独立。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让步却至关重要。在最终协议签署的那一刻，张伯伦沮丧地说道：“我的政治生涯基本上结束了。”柯林斯也悲伤地说：“可能我的死期就要来了。”8个月之后，他在前往科克郡的途中遭到伏击而丧命。

直到最后，人们对双方能否弥合分歧仍持怀疑态度，“爱尔兰议会再次陷入僵局，谈判也前途未卜，”《泰晤士报》在12月6日沮丧地说：“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在效忠问题上，不会再妥协，不会再让步，也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尽管这一悲观论断给无数正在吃早餐的英国读者蒙上一层阴影，不过唐宁街也在加快采取解决危机的最终措施。前一天，或许是出于一种不计后果的急躁情绪，更或许是出于精明的算计以及与对手的合谋，劳合·乔治发布了最后通牒。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爱尔兰无法接受英国提供的条件，双方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劳合·乔治在爱尔兰自主征税方面还做出了额外让步。这已经足够了，不管爱尔兰人是否认真对待劳合·乔治发布的最后通牒，他们都意识到继续保持强硬态度不会再获得任何好处。即便如此，未到最后一刻，事情也没有最终尘埃落定。爱尔兰人离开唐宁街进行最后一次自行磋商，预计他们晚上10点返回唐宁街，结果他们把返回的时间推迟了1小时，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直到凌晨2点20分，最后的协议才最终签署，与会人员有：劳合·乔治、奥斯丁·张伯伦、伯肯赫德勋爵、丘吉尔、陆军大臣沃辛顿·埃文斯、爱尔兰首席财政大臣哈马尔·格林伍德、英国的司法大臣戈登·休厄特、柯林斯、格里菲斯、罗伯特·巴顿、爱尔兰的E·J·达根和乔治·加万·达菲。双方人员抵达会场后就分坐桌子两侧，甚至没有向对方点头示意。现在他们相互握手，协议最终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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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当然没有结束，从某些方面来看，事情好像才刚刚开始。对大部分人来说，宣布达成协议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高兴坏了，”英王乔治五世对劳合·乔治说，“我在贝尔法斯特的讲话对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贡献了微薄的力量，我的确应该感到高兴。”这的确是一项值得庆祝的成就，不过协议上的笔墨还未干透，协议的局限性就令人沮丧地变得明显起来。德瓦莱拉和其他强硬的共和党人认为，爱尔兰代表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在协议最终签署之前，他们本该将协议内容告知爱尔兰内阁。他们牺牲了共和国的原则，签署了这份卑微的方案，这是毫无道理的。当爱尔兰政府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时，共和党人以微弱的劣势落败，不过德瓦莱拉对此并不在意。他辞去了总统一职，宣布参加新一届选举，不过却在选举中落败。德瓦莱拉宣称，为了建立完整的共和国，他做好了“血流成河”的准备。

德瓦莱拉打算让谁血流成河？爱尔兰北部陷入了骚乱，仅1922年3月就有50多名平民被杀，其中大多数为天主教徒。在爱尔兰南部，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战争的双方分别是反对协议的共和党人和决定接受协议的临时政府。反对派认为与英国签订的条约是无法接受的，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则决意维护现存的法律和秩序。长远来看，我们很难说谁是这场内战的胜利者，短期来看，持反对意见的共和派人士失败了，临时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胜利。德瓦莱拉得以幸存，虽然处境非常危险，但他的权威在追随者当中丝毫未受损伤。1932年，德瓦莱拉当选爱尔兰总理，1937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不过直到1949年，爱尔兰才最终断绝与英联邦的关系，这也是30年前，共和党人拒绝该协议的表面原因。

如此说来，1921年12月6日凌晨签署的这项协议在当时看来意义重大，实际上只是英爱不平静的关系史中短暂的篇章，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了，这份协议并没有得出与会者期望得出的最终结论，但从那之后，一切都不同了。1921年底之前，英国对爱尔兰的大小事务负有责任：虽然英国人没有为爱尔兰流过一滴血，甚至没有为爱尔兰花过一分钱，但白厅需要为爱尔兰的局势承担最终责任。一旦这份协议签订，一切就发生了改变。北爱尔兰划归英国所有，使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隔着大西洋，当考虑防卫问题时，爱尔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英国不再对爱尔兰担负责任。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对于英国和爱尔兰来说，伦敦对爱尔兰750年的统治都不是愉快的事情。

延伸阅读提示

J·J·李的著作《爱尔兰史（1921—1935年）》（剑桥，1989年版）对《英爱条约》签署前后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蒂姆·帕特·库根撰写了《德瓦莱拉传》（伦敦，1933年版）和《迈克尔·柯林斯传》（伦敦，1990年版），洛德·朗福德的《阿尔斯特》则从另外的角度讲述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