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运动：1919-1920年和平的力量

1919年上半年，一群经验丰富、用意良善、睿智的政治家聚集巴黎，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紧张地做着准备。当然，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本意。欧洲刚刚经历了一场历时4年多的毁灭性战争，还沉浸在悲伤和可怕的阴影当中。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德国人和俄国人都接近200万，法国和奥匈帝国的伤亡人数也远超100万，此外，75万英国人和其他20万生活在这个帝国境内的人也死于战争。战后的意大利满目疮痍，法国和比利时赤地千里。与会者最关注的事情莫过于防止类似战争再次爆发，这本该是一场旨在结束战争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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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获胜的协约国看来，德国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黑手。它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便是决不允许这样的历史再次上演。当然，战后各国百废待举，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不过在与会者眼中，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国的前途问题。人们天真地以为其他附属问题都可以很快得到解决，即便在德国关心的问题上，与会者也认为绝不会出现严重的分歧。1918年底，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并不认为巴黎和会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存在丝毫困难。“所有的原则均已协调一致，一旦代表们进行谈判，总体框架和细节问题很快就会确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普恩加莱之所以说这番话，并不单纯是为了应付媒体，发表一些虚伪的陈词滥调，而是他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他与会代表，尽管稍微有所保留，但也和他一样，对和会抱有乐观的态度。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伍德罗·威尔逊表情相当不自然地漫步于香榭丽舍大街。

诚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哪些国家有权派遣参会代表。这不仅仅是确定德国边界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决定从战败国手中获得什么补偿的问题：这个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和会足以决定很多国家的未来。对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希腊人来说，如何处置德国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比于能否获得独立的参会权，德国问题就变成了次要问题。此外还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如果为每一个利益相关的国家提供在会上平等发言的机会，根本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大厅来容纳所有代表，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每个代表都发表演讲。当有机会详述自己国家遭受的苦难时，驻巴黎的波兰全国委员会主席罗曼·德莫夫斯基开始向一名美国代表诉苦：“直到上午11点才能说到1919年的事情，当下紧迫的问题到下午4点才能被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每次讲话都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开始，演讲持续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很明显，要想取得成果，必须缩小会议规模。1919年1月12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领导人在本国外交部部长的陪同下齐聚法国外交部—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奥赛码头。在英国的坚持下，日本代表也被邀请加入这个内部小团体，这样5国代表组成了“十人会议”，或称“最高会议”。事实证明，“十人会议”太过烦琐：出于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日本并没有派首相参会，就像当初他们被唐突地邀请参加“十人会议”一样，现在又被突然地抛弃了。各国的外交部部长也被认为是多余的，由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组成的“四人会议”取代了之前的“十人会议”。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对与本国事务无关的事情兴趣索然，而且他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加以应付，以致错过了许多他本应参加的会议。“四人会议”实际上变成了“三人会议”，欧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母语是英语，这改变了世界事务的处理方式。直到1919年，法语一直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传统语言，令主办国法国气愤的是，现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坚持让英语获得和法语同等的地位，一同作为巴黎和会的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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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总理和一位总统当然维护本国的利益，但这三位也都是个性强烈的人，拥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偶尔会对国家顾问的意见和国内的政治需求表现出惊人的漠视。到目前为止，年纪最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最顽固的是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他非常讨厌也看不起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刚一宣布和会正式开幕，他就亲自处理大小事务，完全把和蔼可亲但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部长斯蒂芬·皮琼晾在一边。他非常爱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法国的一切权益。相比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法语水平，他讲英语要流利得多。但当讨论正式进行时，他从未考虑过使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他大半生都参与政治博弈，出于本能，他表现出激进和反宗教的一面，不过他并不过分关注哲学问题。他的目标通常是为法国争取到最好的价码，如果这一目标和某些抽象的原则发生冲突，那么那些原则就会被抛弃。此外，他主持会议的方式非常专横，当一些人附和他的观点时，他也会愤怒地扫视整个房间，“还有反对意见吗？”在别人有机会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他就会说：“没有？那就正式通过！”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写道：“我必须说克里孟梭对一些小国极其无礼，但他对大国也相当粗鲁。”他的绰号是“老虎”，像老虎一样，他喜欢独自狩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食，然后以独特的凶猛守护着自己的猎物。他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完全不顾及别人珍视的惯例和礼节，和会正式开幕之后，他和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一同走下台阶，当时贝尔福戴着一顶大礼帽，克里孟梭戴着一顶圆顶礼帽，贝尔福马上为自己明显的失礼行为道歉。他解释说：“我被告知必须戴大礼帽。”克里孟梭回应说：“我也是。”

虽然贝尔福生性谨慎、做事循规蹈矩，但他的首相却和克里孟梭一样，公然蔑视常规。大卫·劳合·乔治是威尔士人，带着与生俱来的桀骜难驯。他拥有极强的洞察力，能言善辩而又反复无常。他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激进派，本身是一名左翼自由主义者，却掌管着一个以保守派为主，由拥有地产的乡绅主导的政府。因此他在国内的地位并不稳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行动。作为一名谈判者，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与之谈判的政治家完全不信任他，他们认为他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如果发现改变主意能够获得战术优势，他就会毫不顾忌地这样做。他时常陶醉于自己的口才之中，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即便是自己曾阐述的那些原则也绝不遵守。这些评价对他来说并不公平，但其他人对他产生这种印象并非全无根据。人们很容易对劳合·乔治心生钦慕，甚至会喜欢上他，却很难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或观点的一致性。

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困惑地审视着对方，猜测着对方的言下之意和下一步行动。不过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相比，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类人。威尔逊简直就是一个外星人，即便不是来自外太空，至少也来自另一个世界。威尔逊是一位令人钦佩，同时又让人感到恐惧的政治家，他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美国人：这种环境可以让他的理想保持完美无瑕，但遇到诡计多端、愤世嫉俗的欧洲人时，他也容易产生一种即便不是低人一等，至少也是自我怀疑的情绪。他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下定决心要将职业政治家赶出圣殿，推行关于荣誉和正直的新标准。不过他也像一个初入社交界的胆怯新手，知道自己对国际事务毫无经验，急于掩饰自己的无知，避免当众出丑。他给贝尔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尔福惊讶地发现，他在谈判桌上的表现和报纸上宣扬的一样出色：“他在‘四人会议’上态度坚定、谦逊温和、自我克制、能言善辩、消息灵通而又令人信服……”然而与此同时，欧洲人也觉得他有点可笑，他总是摆出一副虔诚和自命不凡的样子，陷入对自己公正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他带着宝贵的“十四点计划”来到巴黎和会，认为应该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上帝自己满足于摩西十诫，”克里孟梭抱怨道，“威尔逊假装谦逊地把‘十四点计划’强加给我们……十四诫……完全是空洞的理论。”

就与会者所关心的问题来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最中肯的莫过于民族自决原则，他认为，任何群体都不应违背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外国的统治之下。很显然，这条原则让人钦佩，不过当人们试图界定群体以及外国统治者的概念时，问题就出现了。威尔逊的任务更加艰巨，他想在一个私下交易盛行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理想中的愿景，这些交易早在背负着理想主义包袱的美国人出现之前就已经达成了。例如，承诺划给意大利的领土上目前居住着希腊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的领土上居住着匈牙利人；在中东，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将接管阿拉伯人认为本应由他们接管的土地；在非洲，英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之前占据的殖民地应该并入大英帝国的版图。难道为了迎合威尔逊总统的一家之言，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被搁置吗？只要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牵涉其中，这些安排就不会被搁置。显而易见的是，从和会召开伊始，与会者不仅追求不同的目标，而且还沿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进，似乎永远没有相遇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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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和会本不应该在法国举行，最初计划在一个中立国举行，或许是瑞士，但克里孟梭认为，和平应该在被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国家里实现。“我根本不想在法国血流成河的首都里举行和会！”劳合·乔治抱怨道，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被克里孟梭这位老人的理由说服了。实际上，克里孟梭似乎已经准备让步，同意在法国之外的国家举办和会。不过后来美国人认为，如果在中立国举办和会的话，总统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法国才最终被确定为和会的举办地。威尔逊根据他认为可靠，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参会者的信息表示：“瑞士是一个充满危险气息的国家。”法国很乐意宣称这一消息是正确的，英国虽然有所怀疑但并不十分在意；巴黎就这样被确定为和会举办地。

结果和会就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举行，法国人民迫切希望向造成他们苦难的国家实施疯狂的报复。我们不确定，如果会议在一个中立国举办，讨论是否会更加冷静克制，结果是否会更加和谐平衡。不过巴黎人民的仇恨情绪肯定渗透到了位于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首席谈判代表的情绪。

威尔逊并不单纯只带着“十四点计划”来到巴黎，他还设想成立一个组织—国际联盟。这本来可以成为，或许应该成为和会最重要的意外收获，但这个组织自始至终都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巴黎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根据威尔逊的设想，全世界所有独立国家在国际联盟中都有代表，他认为这个组织足以改变世界。这个组织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拥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比任何参与其中的国家拥有的权威都要大得多。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为国际争端的讨论和解决提供了一个场所，如果这个组织能够发挥作用，战争即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变得不可想象。法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虽然原则上他们同意这一设想，但在得到法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的保证之前，克里孟梭从未想过牺牲一丝一毫的国家主权。英国人也对此表示质疑，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国际联盟并不能取代英国舰队。甚至美国人自己都表示怀疑，国会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认为，威尔逊准备牺牲美国的独立，但他并不是为了世界政府的利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荣誉的盲目追求。只有伍德罗·威尔逊自己坚信，他的威望如此之高，他到达欧洲后受到的欢迎场面如此壮观，似乎在不久的将来，他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所以威尔逊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了。国际联盟成立了，不过不幸的是，正当威尔逊在欧洲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却未能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基础。洛奇为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这让美国是否加入变得无关紧要。威尔逊拒绝了所有限定条件，在美国各地展开巡回演讲，大肆宣扬一个真正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强有力的国际联盟的优点。他或许说服了街头的美国人，但当参议院就美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进行投票时，威尔逊却未能得到必需的2/3的多数票。威尔逊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几年之后便去世了。没有美国的参与，国际联盟步履蹒跚地前行，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却未能发挥强有力的国际影响力，如果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发挥出来，几年之后，即便不能完全阻止好战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冒险行动，也会让这些冒险行动变得困难重重。

会议召开的主要任务尚未完成，即在战争的废墟中重塑一个全新的欧洲。19世纪统治东欧和中欧的两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已经解体，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包括哪些国家，它们的疆域应该如何划定？波兰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疆域需要明确划定，以便建立一个能够行使主权的国家，但这必须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权利主张的基础之上。在东部，它将吞并传统意义上属于俄国的领土，俄国现在处于混乱当中，短时间内无暇顾及西部边境，但若考虑到欧洲的长期稳定，很显然不能划定一条无论成立什么政府，莫斯科都无法接受的国界线。西部的情况和东部如出一辙，这意味着德国人将损失一部分领土。1919年初，没有人关注德国的抗议，但到1922年，德国和波兰的国界线最终确定时，德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国际社会。不过在领土问题上，德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分割的结果让双方都不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疆土分割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却将大量德国少数族裔置于波兰的统治之下。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妥协，本身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凡尔赛宫达成的所有协议中，这一项最不可逆转地导致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捷克问题。影子内阁的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致力于重建政治和谐、经济繁荣的国家的代表中，他的口才是最好的，他的演讲极具说服力。关于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安排两个族群的未来，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和斯洛伐克准备合并，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拥有300万德国人的苏台德地区，不管是否情愿，也被纳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版图。就像并入新波兰的同胞一样，他们不需要为并入这个陌生的国家感到大惊小怪，但他们始终是这个具有分裂倾向的国家中难以融合的一部分。波兰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凡尔赛宫的与会者们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大陆，但相反，他们的种种做法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东欧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在适当的疆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够宣称自己在政治上是团结的，种族上是一致的。疆域的划分都非常随意，划分疆域的人对他们正在处置的族群知之甚少，但他们也知道，再多的调查，再如何绞尽脑汁，都不可能得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他们怀疑—很可能这种怀疑是正确的—拖延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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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不仅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使中东的大片土地也出现了急需填补的权力真空。美国人可能幻想这一进程可以冷静客观地进行，不用过分考虑之前做出的承诺，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无知和不负责任的人像切蛋糕一样，把小亚细亚切成碎片，”哈罗德·尼克尔森在给妻子的信中愤怒地写道，“几百万人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法国人和英国人或许是不负责任，但他们绝非无知。相反，他们在这一地区已经活跃了数代人的时间，他们划出自己认为重要的区域，在阿拉伯领导人中选择可靠的人选进行统治，这些人即便不是傀儡，至少也是相当温顺的朋友。该地区不断增长的石油产量赋予了这些行为新的意义。1916年，马克·赛克斯和弗朗西瓦·乔治·皮科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与俄国政府的默许下进行了一项秘密交易，这项交易或多或少地把中东划为英法的势力范围。到1918年底，这一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双方似乎都对自己分到的战利品有些不满，但在反对美国干涉这一点上，双方的立场是一样的，中东现在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将来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人是实际上不容忽视的存在，尤其是威尔逊在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极力宣扬独立思想。英国和法国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做出明显的让步，但是相关的民族主义者必须精心挑选，以确保他们能够助益给予他们支持的国家的事业。备受英国青睐的“独立”阿拉伯的候选人后来成为费萨尔国王，他风度翩翩、有胆有识、野心勃勃，而且还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那位幕后的英雄—神秘莫测而又充满魅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始终伴随其左右。费萨尔应该享有多大程度上的真正的独立，那些区域应该置于英国或法国的统治之下，美国是否能够介入进来分一杯羹，“统治”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这些都是需要在凡尔赛宫详细讨论的问题。但是各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东才出现了表面上的稳定。

实际上，早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对稳定威胁最大的因素。1917年10月，贝尔福告诉罗斯柴尔德勋爵，英国政府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贝尔福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并不等同于“国家”，而且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公开接受了这一区别，但他丝毫不怀疑，几年之后以色列建国会成为政治事实。许多犹太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自己看作忠诚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英国现在将他们与他们的同胞区分开来，他们对此表示遗憾。非犹太人基于其他理由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都在考虑，在家园遭受如此侵略之后，阿拉伯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会被取而代之吗？他们能够和新邻居和平相处吗？对魏茨曼和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和犹太人复国这一无上的荣誉相比，这些顾虑都不值一提。2000多年被迫害的历史终将结束：那些目光短浅的阿拉伯人没有意识到，在政治稳定且高效的犹太政府的管理下，他们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不管采取威逼还是利诱的方式，阿拉伯人必须默许犹太人建国这一事实。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他们的意见将被忽视。

1919年1月，当魏茨曼和他的同僚前往凡尔赛宫时，关于犹太人建国的主要问题已经心照不宣地明确解决了。尚未解决的问题只剩下明确这个新成立国家的边界，以及若起初几年爆发激烈的冲突，应该由谁来采取行动等细节。魏茨曼并不特别担心凡尔赛宫里出现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建国的声音，他知道自己比任何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的人都更能言善辩，到目前为止，阿拉伯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别说组织有效的抗议了。他更担心来自内部的危险，来自那些认为建国的想法危险以及欠考虑的犹太人。不过总体来说，他自信能取得好的结果，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虽然在凡尔赛会议上，关于犹太人建国并未达成实质性的决议，但各方都认为犹太人理应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这一点具有非凡的意义。到巴黎和会闭幕时，无论如何，以色列的前途都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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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凡尔赛的代表们对待战败国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传统上对这些态度的描述非常直观：英国和美国反对过分削弱德国，报仇心切的法国人主张在领土和财政上对德施加苛刻的条件，德国虽然被迫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但并不打算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充满了怨恨。因此，《凡尔赛和约》为纳粹势力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和所有的概括一样，这是一种过分简化和粗略的概括，需要增加许多限定条件。像大多数概括一样，它衡量事实的标准令人不安。

诚然法国人的报复心很重，但他们绝对有一定的权利这样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德国充满了恐惧。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法国的国土被这个位于东方的敌人蹂躏了两次，法国最关心的问题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法国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削弱德国，使它再也无法与法国抗衡。法国在凡尔赛宫的一切政策都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对德国的憎恨促使他们追求永久的霸权，虽然霸权的根基未稳，但这也是一个重要且无所不在的因素。虽然随着战争的记忆越来越遥远，这种敌意必然会逐渐消退，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内，法国人几乎把德国人看作下等人，根本不把他们列入人类的范畴。1919年春，一位英国妇女走进凡尔赛的一家药店，询问有没有阿司匹林。出于某种原因，药剂师以为她是某位德国代表的妻子，刚刚来到这里。药剂师骄傲地回答：“我们有，但是不卖给你！”法国店主出于强烈的敌意放弃了一次做生意的机会，法国的谈判者虽然非常老练，但心底对德国的敌意却大同小异。

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个问题：明确战后德国的边界；采取措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燃；规定德国对战胜国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损失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偿。明确战后德国的边界就表明，巴黎和会并不会像普恩加莱预测的那样毫无争议。就德国东面、南面和北面的边境来说，不管事实上造成了多么灾难性的后果，相对来说引发的争议并没有那么大；问题的症结在于西部边界。在法国人看来，莱茵河是法德之间的自然边界，从地理上来说，这种看法是合理的，但不幸的是，莱茵河以西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莱茵兰省几乎所有人都说德语。克里孟梭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个省中心地区居住的都是法国人，却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莱茵兰德人并不热衷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更别提归入法国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倾向将这一地区留在德国，或者暂时由国际联盟代管。法国坚决反对这一提议。到1919年4月，这一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打算退出，威尔逊还打算随时乘坐“乔治·华盛顿”号战舰返回美国。最终，有关各方达成一致，法国人主要担心，莱茵兰地区会在莱茵河以西为德国提供一个军事基地，使德国随时可以集结军队进攻法国。因此这一区域最终被划为永久非武装区，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但并未明确占领的年限。这一计划继续实施需要德国的默许，在1919年，人们并不认为这一计划会持续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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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可能无法从莱茵兰地区对法国发动袭击，重新武装后的德国决意报复的幽灵让法国政府和人民倍感恐惧。这种恐惧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并非全无道理。法国人最初的方案不是莱茵兰地区在几年之内被划为非军事区，而是整个德国都要永远被划为非武装区。比较理性的政府人员私底下也承认，在国际政治领域并不存在“永远”这一概念，但他们的宗旨仍是要无限接近这一目标。美国和英国并非对法国的遭遇无动于衷，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新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胜利，在经历了战争和革命的残杀之后，俄国急需进行重建，但即便如此，它仍展示出在西方国家传播共产主义的决心。战败的德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政治结构也很大程度上被瓦解，很明显成为一个诱人的目标。如果完全解除武装，德国将无力应对共产主义在国内外造成的威胁。或许成立一支强于警察队伍，但不如军队的武装力量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法国人勉强接受了这一方案，德国政府现在对任何可能卷入一场新冲突的迹象都非常恐惧，因此也乐于接受这一方案。那些做梦都想着重整军备和进行报复的德国人也倍感欣慰，因为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能以这支武装力量为基础迅速扩充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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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问题最严重地破坏了战胜国之间的团结，并且让战败国产生了最持久的敌意。广义来说—只有泛泛地说才能让读者和作者不至于迷失在统计数据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法国不可避免地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主张德国应该承担一战全部，至少大部分的损失，包括协约国的战争经费以及对平民造成的损失，主要集中在法国和比利时。如果实施这一方案，德国将背负沉重的负担，根本无法进行重建。法国人虽然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但在法国人看来，让德国人遭受长期的痛苦就像对受害者的赔偿条款一样，是任何解决方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美国人的观点是，德国只需要赔偿被它蹂躏或轰炸的国家里的平民的损失。这已经够麻烦的了，不过长远来看，随着德国经济的复苏，争论的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能达成一致。英国的立场处于两者之间，劳合·乔治假装摆出一副仁慈的模样，他坚持道：“我们所列出的条款，必须使一个负责任的德国政府能够将它们付诸实施。”德国支付赔款的期限不应超过发动战争的那代人的寿命。尽管如此，当讨论德国实际需要支付的赔款金额时，他甚至还没有克里孟梭慷慨和宽容。美国人本来会慷慨一些，但作为在战争中损失最小的一方，他们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诸位盟友。赔款委员会的工作陷入无限期的拖延当中，英国代表团里的一名法官—萨姆纳勋爵宣称，他们不仅能够拖延到和平条约签订，甚至可以拖延到下一次战争爆发。不过，各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

巴黎和会上的代表没有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反而让德国人感到惊恐。将数百万讲德语的人置于外国的统治之下是令人沮丧的，但是这并没有对生活在受影响地区之外的、数目更加庞大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然而赔款就不同了。它会给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带来沉重的负担，在未来几年内，甚至终其一生他们都要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款。“我们把我们不幸的国家托付给仁慈的上帝。”德国国民大会主席在接受这些苛刻条款之前进行的最后辩论中说。他一定认为，上帝至少比获胜的协约国更加仁慈。

协约国中的许多人也认为，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当有人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向克里孟梭这位政坛老手表示祝贺时，哈罗德·尼克尔森就站在克里孟梭旁边。“是的，”克里孟梭回答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尼克尔森转问旁边的穆拉特女士。“‘你说呢，女士？’我问她。‘我一点也不觉得是这样。’这位聪慧的女士回答道。”当说到最终的赔款金额时，尼克尔森形容道：“不道德并且愚蠢，所有的年轻人都对这些条款感到不满和失望。”并非只有年轻人对这些条款持怀疑态度。简·斯马茨告诉劳合·乔治，该条约“弥漫着一种有毒的复仇精神，或许不仅会烧焦法国的一隅，甚至会灼伤整个欧洲”。据说福熙元帅颇具预见性地评论道：“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其令人钦佩的著作《缔造和平》中所说的那样：“将接下来20年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或者大部分都归咎于《凡尔赛和约》是不公平的。”如果美国人不是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如果英法政府更加坚决地强制执行条约的内容，如果大萧条没有削弱德国民主政府的基础，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并没有完全削弱德国，使它永远无法集中力量达到目标，而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适当的时候推翻它们。《凡尔赛和约》并没有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如果在起草条款时能秉持更加务实和富有远见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都不会爆发。

延伸阅读提示

虽然不能完全取代T.F·马斯顿的《凡尔赛和约》（伦敦，1991年），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缔造和平》（伦敦，2001年）描绘了一幅一战结束后最详尽的谈判全景图。在诸多相关传记中，有大卫·吉尔摩的《寇松》（伦敦，1994年），格雷戈尔·达拉斯的《在老虎的心脏：克里孟梭和他的世界》（伦敦，1993年）以及A·斯科特·伯格的《伍德罗·威尔逊》（纽约，2013年）。约翰·格里格未能完成关于劳合·乔治的煌煌巨作便去世了，但是罗伊·哈德斯利的《大卫·劳合·乔治：伟大的局外人》可读性也非常强。

【注释】

[1]劳伦斯是英国陆军情报官，他协助费萨尔国王率领游击队抵抗土耳其的统治，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由于屡建奇功，威震中东，因此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