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群体：暗示与道德形式

提要：犯罪群体/在法律上的犯罪群体在心理上并不是罪犯/群体行为的绝对无意识/不同的例证/“九月大屠杀”参与者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理性思考、敏感性、残暴以及道德

由于群体在一段时间的兴奋之后会进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暗示的引导，所以看起来很难将他们归为犯罪群体。我之所以会保留这种错误的“认证”，是因为近期的心理学研究使这一词语变得流行起来。如果仅从群体自身考虑的话，他们的某些行为确实是有犯罪性质的，但是这种犯罪和一只老虎为了取乐而袭击一个印度人，并让小老虎将其撕裂是同一种性质。

通常，群体犯罪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而且参与犯罪的个体在事后坚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遵从义务，这与普通的犯罪情况相去甚远。

群体犯罪的历史为我们做出了说明。

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Launay）先生的谋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人们冲破了监狱的防守之后，他们兴奋地将他团团围住，并且从各个方向对他大打出手。他们本来打算将他吊起来，砍掉他的头，然后再系到马尾巴上。但是在竭力挣扎的同时，洛奈先生偶然间踢到了其中的一个人。有人提议让被踢的那个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而他的暗示则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是一位厨师，他来到巴士底狱完全是出于好奇，他只想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由于那个提议是大家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爱国，而且他还坚信他应该因为这次“为民除害”而获得一枚勋章。

当时，他拿着一把剑刺向了监狱长的脖子，但是这把剑有些钝化了，所以并没有一下刺穿，因此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黑色手柄的刀（由于他是一位厨师，所以对于切肉很有经验）并成功完成了“任务”。

这个例子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我们服从于暗示，而暗示则因为其集体起源而异常强大，而且谋杀犯还坚信他的行为应该算是一种功绩，因为这种行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在法律上，我们视这种行为为犯罪，但是在心理学上却并非如此。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征与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群体都如出一辙：易受暗示、轻信、易变、将良好或恶劣情绪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形式，等等。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在法国历史上留下了最残酷的记忆——正是这些群体策划了“九月大屠杀”。事实上，这一群体与引发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群体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此，我借用当代文献中所记录的泰纳先生的叙述进行解释说明。

我们尚不知晓是谁下令或者暗示民众通过屠杀囚犯的方式来清空监狱的，但无论是丹东还是其他什么人，这都不重要；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被指控为谋杀犯的群体受到了强有力的暗示。(www.xing528.com)

这个谋杀犯群体共有三百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质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恶棍以外，这个群体主要由各行各业的店主和工匠组成：靴匠、锁匠、美发师、泥瓦匠、职员和送信员等。在他们所收到暗示的影响下，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厨师一样，他们坚信自己在完成一项爱国使命。

他们会涌入两个办公室，同时担任法官和行刑者，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将自己看作罪犯。

在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之后，他们便开始组建法庭，然后与此行为相关的是，这个群体会立即做出坦率的行为并表现出他们对公平概念尚不成熟的理解。考虑到被告人数众多，他们决定对贵族、牧师、官员和皇室成员全部处以死刑。总而言之，在一个爱国者的眼中，一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们犯罪的证明，而无须对他们的特殊决定进行再三考虑。而剩下的那些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容貌和他们的声誉进行审判。通过这种方式，群体尚未发展的道德心得到了满足。现在，我们能够合法地执行屠杀，并让我在别处提到的这些残暴的本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因为群体总是会把这种本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但是，这些本能——就如群体平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将不会阻止他们表现出其他对立的情绪，比如同残暴一样极端的温情。

“他们有着巴黎工人的广泛同情心和及时的敏感性。在亚伯叶（Abbaye）监狱，当其中的一个成员了解到那些囚犯26个小时没有喝水的时候，他一心想要将那些监狱看守打死，而且要不是那些囚犯阻止他的话，他早就会这么做了。当一个囚犯被（临时组建的法庭）无罪释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守卫和刽子手都会高兴地拥抱他并热烈鼓掌”，在那之后，大规模的大屠杀便拉开了帷幕。在这个过程中，欢乐的喜悦从没间断过。人们围着尸体唱歌跳舞，而且还安排了“女士专用”的长椅，以便她们高兴地看到贵族被处死。而且，这种“展览”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正义的特殊表达。

亚伯叶监狱的一位刽子手一直都在抱怨，为了能让这些女士们近距离看清楚处刑过程而把她们的位置安排得太近了，以至于只有少数人享受到了处死贵族的快感。在反映出这一问题后，人们决定让受刑者缓慢地从两排刽子手之前经过，其中一位刽子手将在受刑人的背上刺上一剑，这样就能延长他们饱受痛苦折磨的时间。

在拉夫斯（la Force）监狱，受刑者们被剥去了衣服并要接受半个小时的“雕刻”待遇，然后在所有人都观看了这一过程之后，他们会被戳穿内脏然后痛苦地死去。

刽子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顾虑，也会表现出我们之前所说的群体道德感。因此，他们会拒绝掠夺受刑者的金钱和珠宝，而是将它们放到委员会的桌子上。

群体这些尚未得到发展的理性思考形式以及特征在他们的行为中随处可见。因此，在屠杀了这个民族中的1200人或1500人之后，有人提议将其他的那些犯人，包括年老的乞丐、流浪者和年轻的犯人统统都杀掉，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一群无用之人。随后，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除了这些人以外，那些犯人之中一定也包括一些民族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鲁（Delarue）的妇女——对别人投毒的寡妇：“她一定对坐牢这件事心怀怨恨；如果可以的话，她一定会放火烧了巴黎：她之前一定这么说过，她确实说过。杀了她，那就是另一种可喜的解脱。”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说服力，而且这些囚犯无一例外地都被屠杀了，其中包括50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些孩子已经成为民族的敌人，因此也应该将他们全部除掉。

在完成了一周的屠杀之后，所有的行动都圆满结束，那么刽子手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都坚信自己为国家贡献了力量，因此都前去当局要求获得报酬。甚至，对此热情最高涨的人还要求政府为其颁发一枚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与此相同的事实。考虑到群体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以及政府当局在他们面前接连败下阵来，我们注定要见证许多相同性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