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观点与信念可变性的局限性：一种优化方法

提要：

1.牢不可破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的不变性/它们塑造了文明的进程/将它们连根拔起的困难性/不容忍在哪一方面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美德/信念无法干扰其传播的荒谬哲学

2.群体观点的可变性。并非由普遍信念所引起观点的极端流动性/思想和信念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的实际限制/受到变化影响的事情——目前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普遍信念的消失以及报纸出版物的极端扩散已经造成，当今的观点越来越多变/为什么群体对大多数人的观点都倾向于漠不关心/政府现已无力回天，他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直接引导群体的观点/今天的观点由于超出了分歧而制止了暴政

1. 牢不可破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性和心理学特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在这些解剖学特性中，某些元素是长久不变的，或者只有轻微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都有必要以地质年代的改变来判断。

除了这些牢不可破的信念以外，人们发现其他极其容易变化的信念也具有无坚不摧的特征，例如饲养员或园艺家可以轻易改变的那些特性，而且有时候由于疏忽，这种改变会让观察者忽视了事物的基本性能。

在道德特点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除了不可改变的心理特征之外，一个种族也具有易变而多变的特征。为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念和观点时，我们总是会发现它们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然后这个基础之上就是那些灌输到其中的观点。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可以分成两个明显的类别。一方面，我们拥有重要的长久信念，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而且还可以承载整个文明。比如说，这种信念在过去就是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当代就是民族主义原则、当代民主和社会思想。另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时代中那些短暂而多变的观点都是一般概念的产物，它们都会在时代中诞生和消亡；比如那些塑造了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例如那些创造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的理论。通常，这类观点就像是时尚一样，都是肤浅且多变的。我们可以将它们比作涟漪，它们总是会在深湖表面不断出现与消失。

真正的广义信念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它们的出现与消亡都来自于历史上每一个种族历史的巅峰时刻，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框架。

群体的思想很容易受到一种短暂观念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却很难在群体的思想中持续较长的时间。然而，一旦这种观念成为一种信念，想要连根拔除也是非常困难的。一般情况下，要想改变一种信念，就必须以暴力革命为代价。但是，只有当信念几近失去对人类思想的所有影响力之后，革命才能发挥效用。虽然习惯的力量会阻止人们彻底抛弃一种思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清除几乎已经完全被抛弃的思想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结束。

一种伟大信念开始衰败的精确时刻是很容易辨认的，就是当人们开始质疑其价值的时候。每一种普遍信念都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存在，它只能在不受到考验的情况下才能幸存。

但是，即使是当一种信念的根基开始猛烈撼动的时候，产生这种信念的制度也会给予其保留的力量，从而减缓信念的消亡。最终，当这种信念完全失去其力量的时候，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所有一切都会很快随之覆灭。至今，还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在同时下决心转变文明所有要素的情况下改变其信念。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他们偶然发现并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他们必然会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普遍信念是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它们决定了思想的发展趋势。普遍信念自身就有一种能力，它们可以激发信仰并创造出责任感。

一直以来，各民族都意识到了获得普遍信念的效用所在，而且他们已经本能地理解，信念的消亡就是他们自己衰败的信号。以罗马人为例，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就是让他们得以统治世界的信念，而且当这种信念消亡的时候，罗马就注定要覆灭。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获得某些普遍被接受的信念时，他们才能获得强大的凝聚力并摆脱那种混乱的状态。

很显然，各民族在保卫他们观念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一种不容忍的态度，这是有原因的。从哲学立场上来看，这种不容忍就是一种批判，代表着人们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美德。在中世纪，许多受害者就是因为找到或者维护一些普遍信念而被送上了火刑柱。还有那些发明家和创新者，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难的命运，最终也是在绝望中无助地死去。此外，也正是为了保卫这些信念，这个世界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灾难场景，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者将要为此而丧命。

一种普遍信念的确定过程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当这种信念最终得以确立，它便拥有了一种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战胜的力量，而且尽管从哲学角度来看有些荒谬，但是它总会让自己进入到最耀眼的理性之中。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欧洲人还会认为那些如同摩洛神一样残暴且传颂了长达15个世纪之久的宗教传说是无可争议的吗？可怕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传说中的上帝应为其所创造的生物没有遵从他的意愿就对其后代施以报复，但是几百年以来竟然没有人觉察到其中的荒谬。有着强大天赋的天才们，比如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兹，他们都从未对这些教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没有什么能够比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更加典型，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明确地表明我们智力受到侮辱的范围。

一旦一种新的教条进入人们的思想，它就会变成制度、艺术和存在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人类思想的影响是绝对的。行动者只想着实现这种被认可的思想，立法者只想着应用这种思想，而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则只是沉浸在其不同形式的表达之中。

基本信念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附属思想，但是它们总是会具备信念所赋予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以及阿拉伯的印度文明，这些文明都是少数宗教信念的产物，它们都为这些文明中最不重要的元素留下了标记，并使得它们可以被立即辨认出来。

因此，由于普遍信念的存在，每个时代的人都被包围在传统、观点和习俗的网络之中，这使得他们都彼此相同，而且也无法挣脱彼此而单独存在。

最重要的是，人的行为都是受他们的信念所指引的，而且人们的习惯也都是那些信念的产物。这些信念和习惯是我们最重要的行为，而且最独立的精神也无法逃脱它们的影响。无意识情况下施加于人们思想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保证，因为人无法与之对抗。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确实都是令人敬畏的暴君，但是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为人类的灵魂施加了更加深远的专制主义影响。一个阴谋或许可以推翻一种暴政，但是什么才能与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对抗呢？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暴力争斗当中，虽然群体明显对其充满了同情，而且也采取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性措施，法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屈服了。一直以来，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的暴君就是对其死亡或者其所伪造幻想的缅怀。

通常，哲学的荒谬性会在普遍信念中留下标记，但是从未成为它们成功的障碍。的确，这些信念的成功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提供一些神秘的荒谬性。因此，当今社会主义信念虽然有最明显的弱点，但是这些弱点将不会阻止他们在民众之中获得成功。相较于所有的宗教信念，它们真正的自卑感就来自于这种考虑的结果，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的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生活中才能实现，而且它超越了任何人所能为之争辩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幸福理想，只要他们为此迈出第一步，这种理想所承诺的虚假将立即出现，而且新的信念同时也会完全失去其威望。因此，这种信念的力量增加将会在其取得成功，并且开始真正意义实现的那一天之前结束。鉴于这个原因，尽管新的宗教会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在一开始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它在未来将无法发挥创造性作用。

2.群体观念的可变性

在我们上文所述信念的牢不可破力量的基础之上，观点、理念和思想在不断地涌现和消亡。在它们之中，有些只能存活一天，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只能存在一代的时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观念在随后时间里的变化有时候相较于真正的改变显得比较肤浅，而且它们也总是会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研究法国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已经表明，从表面来看，所有的党派——保皇党、激进分子、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理想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这种理想仅依赖于法国民族的心理结构，因为在其他种族中，有着同样名字的民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想。无论是观点的名称，还是欺骗性的适应，这些都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大革命时期的人们十分了解拉丁文学，他们（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罗马共和国）接受它的法律、它的权杖以及它的长袍，但是他们没有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处于强大的历史暗示的力量之下。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那些古老信念的明显改变背后的秘密，以及鉴定在不断改变的观念之中由普遍信念和种族天赋所决定的部分。

如果缺乏这种哲学测试，群体可能就会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所有的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文学的，这些历史看起来都证明了情况正是如此。(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选择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即从1790到1820年这三十年间，来研究一下当时这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一开始属于保皇派的人变得非常具有革命性，然后又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再一次变回了保皇主义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同时由天主教徒变为了无神论者，然后又变成了自然神论者，最后又变回了最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民众之中，也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之中。

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议会中的名人要士、与国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以及那些既没有信神也没有信领袖的人都变成了拿破仑的卑微仆人，而且在那之后，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之下，他们又虔诚地手持蜡烛走在宗教队伍之中。

在接下来的70年中，群体的观点也发生了不计其数的变化。在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成为拿破仑继承人统治之下法国的同盟军；而曾两次被法国入侵且为法国的倒退而拍手称快的俄国现在也成了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思想观念的连续演进则更加快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而最终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那些在昨天还颇受赞誉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大众所深深地蔑视。

然而，当我们分析到现在为止的所有这些表面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发现呢？所有那些与普遍信念和种族情感相对立的观点都只能短暂地存在一段时间，而且存在偏差的观念很快就会回归主流。那些与任何普遍信念或种族情感没有关联且不具备稳定性的观点会受到每一次改变的支配，或者，如果换种方式表达就是，会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些观点都是由暗示和传染所形成的，它们都能短暂存在；它们会突然出现，也会突然消失，就像风在海岸上所形成的沙丘一样。

如今，群体观念的可变性比以往更加明显，这要归结于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古老的信念愈加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而且它们也不再有能力像以前一样形成短暂的观点。普遍信念的衰弱为许多偶然出现的观点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第二个原因就是，群体的力量逐渐增加，而且这种力量越来越平衡，我们所认为的群体的特性，即思想的极端流动性也无法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显露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就是，报纸出版物的近期发展。报纸和出版物机构总是会让那些相反的观点持续引起群众的关注。这些暗示可能会导致个体的观点很快被其对立性格所破坏。而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观点被普遍接受，而且所有的观点都只是短暂的存在。现在，一种观点在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种普遍观点之后就已经消亡了。

这些不同原因造成了世界历史中的新现象，而且这也是当前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政府在引导群众观点方面的无能。

过去以及不久之前，政府的行动以及少数作家和报纸的影响构成了公众观点的真实反映。如今，作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而且报纸也只能反映观点。至于那些政治家，别提引导公众观点了，他们只能努力遵循这些观点。他们害怕这些观点，有时候这种害怕甚至会变成恐惧，因而导致他们会采取极其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随后，群体的观点越来越多，而且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指导原则。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观点已经发展成一种同盟的力量，比如近期法俄同盟的成立，这就是大众运动的产物。当代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发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会同意接受采访，就像是他们将自己的意见交给公众评判的一种方式。如果在以前，我们说政治无关情绪，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今天，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体冲动的影响，而群体又无法受到理性的支配而只能受到情绪的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出的同样的话还是正确的吗？

至于之前曾引导公众观点的报刊界，他们已经像政府一样，在群众的力量面前卑躬屈膝。毫无疑问，报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群众观点以及他们不断变化的唯一反映载体。现在，报刊仅仅是提供信息的媒介，而已经放弃了所有实施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的努力。

他们追随着公众思想的所有变化，因为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读者。过去一些稳重而有影响力的报纸，比如《宪章报》《论坛报》或者《世纪报》，这些报纸都被上一代人奉为“圣人”，而如今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已经成为典型的现代报纸，但其中的大多数新闻都夹杂在幽默文章、社会琐闻以及财经新闻之间。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报纸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让其编著者自由地发表个人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对于读者而言也毫无价值，因为他们只想了解信息或者娱乐一下，他们怀疑所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主张。甚至是评论家也不再能够保证一本书或一场演出是否能取得成功。他们能做到的只是中伤，而不是为它们提供服务。报纸界非常清楚，在批评和个人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利益的事情都是无用的，他们已经开始镇压文学批评、不再引用书名，而且还加上了两三行的“赞扬”。在20年的时间里，戏剧评论或许会面对同样的命运。

在今天，密切注意公众观点已经成为出版社和政府的首要任务。他们需要不停歇地了解一个事件、一个立法建议和一场演说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这个任务并不简单，因为没有什么比群众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多变，也没有什么比他们在今天咒骂他们昨天还为之喝彩的事情更加常见。

这种观点引导的完全缺失以及普遍信念遭遇毁灭的最终结果就是，各个阶级的信仰都存在的极端分歧，而且群众对与其直接利益无明显关系的事物表现得越来越漠不关心。社会信条，比如社会主义信条的问题只有在吹嘘真正信仰的低文化水平阶层中获得尊重，比如矿山和工厂中的工人阶级。

至于中产阶级的下层群众，以及具备一定教育基础的工人，他们不是变得非常多疑就是变得对他们的观点表现出极端不稳定的心态。

在过去的25年中，受到这种引导影响的演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思想非常相近，而且观点也有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在观点的起源中加入了一些基本信念。仅通过一个人是共和主义者这一不争的事实，人们就认为他必然具有一些明确的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思想观念；而且仅通过一个人是君主主义者的这一不争的事实，人们就认为他的思想非常反动。

共和主义者非常了解，人并不是由猴子演变而来的，但是君主主义者也很了解，他们的祖先就是猴子。君主主义者有责任在讲话时怀揣着对王室的恐惧，而共和主义者在讲话时要怀揣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拜。在提到有些人的名字时，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Marat），我们必须要带着宗教情怀，而在提到有些人的名字时，比如恺撒、奥古斯都或者拿破仑，就必须要时刻带着猛烈抨击的口吻。甚至在法国的索邦大学中，这种天真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

现在，经过讨论和分析之后，所有的观点都失去了它们的威望；它们的区别特性迅速消失，几乎已经不能激发我们的热情。

因而现代人也越来越变得对所有事物都漠不关心。

对于观点的普遍消亡，我们也不应该过于感到遗憾。这是一个民族衰落的征兆，这是无可争辩的。毫无疑问的是，有超凡洞察力的伟人，比如使徒和群体的领袖——总而言之，那些拥有真实而坚定信仰的人——相对于那些否认、批评或冷漠的人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鉴于群体今日所拥有的力量，一种观点要有充足的威望才能被普遍接受，然后它就会被赋予一种残暴的力量，并使得所有的一切都对其俯首称臣，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时代被长期封印起来。群体偶尔也是非常容易相处的，比如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和提比略，但是他们也是非常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落入群体手中，它很可能就不会存在很长的时间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延迟其消亡时间的话，那就肯定是群体观点的极端不稳定性以及他们对所有普遍信念的日益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