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观点形成的直接因素

提要：

1.图像、词语和惯用语。字词和惯用语的魔力/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唤起的图像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不受它们真正意义的支配/这些图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因种族的不同而不同/词语含义的消磨/经常使用词语的含义多变的实例/人们会使用新的名称来定义那些为民众留下不良印象的旧词以添加政治效用/种族不同，词语的意义也各有不同/“民主”一词在欧洲和在美国的不同意义

2.幻想。幻想的重要性/它存在于所有文明的根基之中/幻想的社会必要性/在幻想与真理之间，群体总是倾向于选择幻想

3.经验。只有经验才能将必然真理留存在群体的脑海之中，并毁灭那些趋于危险的幻想/经验只在经常反复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这也就是说服群体所需的经验代价

4.理性。理性对群体而言是无效的/群体只会受到他们无意识情感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不可能事件的秘密原因

我们刚刚研究的是赋予群体思想特殊感受性并使得某些情绪和观念的发展成为可能的间接因素和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因素该如何施行才能发挥它们的全面作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群体的情绪、观念和理性思考的方法，而且从已经了解到的知识来看，在整体上减少他们脑海中的印象显然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能为群体留下印象，并且还了解了暗示，尤其是图像暗示的力量和传染性。但是，正如暗示可能有多个不同来源一样，能够对群体的思想产生不同作用的因素也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我们要将这些因素分开来研究，这并非是无用的研究，而是非常有必要的。群体有点儿像古代寓言中的斯芬克斯：我们有必要为他们的心理学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就会任凭他们的摆布。

1.图像、词语和惯用语

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我们看到群体很容易对图像留下印象。这些印象并不总是伸手可取的，但是它们能通过合理运用词语和惯用语而激发出来。通过艺术的雕琢之后，这些图像在实际上便拥有了以前在“魔法之神”的帮助下才能获得的神秘力量。它们可以在群体的脑海中形成最可怕的大风暴，而反过来，它们也能够平息这场风暴。至于那些词语和惯用语力量的受害者，仅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够为基奥普斯(1)法老筑起高耸的金字塔。

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唤起的图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不受其真正意义的支配。有时候，意义最不明确的词语反而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比如说，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词，它们的意义就非常模糊，以至于大量著作都无法精确表述出他们的含义。但确定的一点是，这些简短的词语拥有真正的魔力，就好像它们之中含有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在这些词语中，包含了最多样化的无意识愿望以及实现这些愿望的希望。

理性和论证是无法同某些词语和惯用语相对抗的。在同群体一起出现时，理性和论证总是一本正经而有些严肃，而且很快所有人就会表示出他们的敬意，并低下了他们的头。很多人都会把他们看作一种自然力，一种超自然力量。他们会在人的大脑中唤起宏伟而模糊的图像，但正是这种模糊才在不经意间为他们增加了一种神秘力量。它们都是神龛后面神秘的神灵，而虔诚的信徒们只能在恐惧和战栗中向它们靠近。

词语所激发出来的图像不受它们意义的支配，它们随时代和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惯用语始终都是一样的。某些短暂的图像附属于某些词语：词语只不过是唤醒图像的电铃。

所有的词语和惯用语都不具备激发图像的力量，虽然有些曾拥有这种力量，但却在使用的过程中失去了，而且也无法在人的大脑中唤醒任何的反应。然后，它们就都变成了无用的声音，主要用途是解除使用它们之人的思考义务。在使用我们年轻时所学的少量惯用语和常识武装自己之后，我们就拥有了遍历人生所需的一切，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对任何事进行乏味的思考。

如果你研究过任何一种特定语言的话，你就会看到，语言中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变化得非常缓慢，但是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图像或者它们的意义却在不停地变化。这就是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下列结论的原因：想要翻译一种语言，尤其是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我们用法语来代替拉丁语、希腊语或梵文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当我们努力理解一本用两三个世纪前所用语言写成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生活在我们的智力中所赋予的图像和思想，取代了古代生活在种族思想中所形成的明显不同的观念和图像，而支配着那些种族的生存条件与我们的生存条件则全无类同之处。

当大革命时期的人想象着他们在效仿希腊和罗马历史的时候，除了为古代词语赋予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意义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呢？希腊制度和我们今天与其相对应的词语之间存在着哪些相似之处呢？在那个时代，共和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贵族制度，一种由一群对他们绝对服从的奴隶群体的专制暴君重新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制度。如果没有奴隶制，这些建立在奴隶基础上的公共贵族就不复存在。

接下来，再次以“自由”一词为例。当人们从不对自由的想法产生怀疑，当再也没有比讨论上帝和城市的法律与风俗更严重以及更多的异常犯罪事件发生，“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在各方面有何类似之处？除了雅典或斯巴达的人民崇拜以外，“祖国”这个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这个词并不指那些总是处于战备状态的敌对城邦所构成的希腊。在古代的高卢，同样的“祖国”一词又有什么意义？高卢分为不同的敌对部落和种族，而且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而且他们很容易就会臣服于恺撒的统治，因为他们当中总是会出现叛徒。是罗马建立了高卢国，并赋予它以政治和宗教功用。无须追溯到恺撒时期，仅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我们就可以思考，“祖国”这个概念和法国王子，如与外国结盟而共同抵抗的大康地（Conde）时期的意义真的一致吗？然而，相同词语的意义与现代意义并无较大差别。曾移民海外的法国保皇党人认为，他们与共和国对抗是遵守了社会行为法则，而且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封建法制是将诸臣子与君主，而非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认为，有君主的地方就是国家。

词语的意义所表现出来的因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深刻变化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对词语含义的理解程度，只能达到词语之前在长期影响下所形成含义的程度。

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就算是只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简单词语对于我们祖先的意义，我们也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那么，如果是那些更加复杂的词语，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词语的含义仅仅是多变而短暂的，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当我们希望能通过它们而对群体产生影响，那我们就需要知道群体在既定时间内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之前对于不同心理群体中个体而言所具备或可能具备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政治变动或信仰的变化而对某些词语所激发的图像产生深恶痛绝的感受时，如果后者因与传统体制密切相关而无法转变，那么真正的政治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情况下改变所使用的词语。很久以前，睿智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曾说过，领事馆和君主(2)的工作就是用新词代替大部分过去制度中所用的词语——也就是说，用其他带有新奇之处的新词来代替那些在群体的想象中留下厌恶印象的图像，以防止不良印象的形成。“租税”或“地租”被“土地税”所取代；“盐务税”被“盐税”所取代；“徭役”被“间接分摊和统捐”所取代；“贸易公司和工会税”被“许可证”所取代等。

因而，政治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经受住流行用语以及群体无法忍受其原有名称词语的考验。词语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足以用精选的词语代替令人厌恶的事情，并获得民众的认可。

泰纳曾公正地指出，正是通过使用自由和友爱——当时非常流行的词语——雅各宾派才能“建立起一个同达荷美共和国相媲美的专政国家，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宗教法庭的法庭，以及完成与古代墨西哥相似的人类大屠杀”。就如同拥护者一样，统治者的用词艺术中要包含科学性。但是，这种艺术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在一个同样的社会中，同样的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级而言有着极其不同的含义，他们表面上使用同样的词语，但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我们在前文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时间是改变词语含义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也将种族元素纳入其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时期内，在同样文明程度的不同种族之中，相同的词语通常对应着极端不同的观念。由于没有深入研究，因此这一点可能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我所要研究的是，在不同民族中，词语含义差距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民众最常使用的词语。比如说，我们当今经常使用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

事实上，在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对应着相反的观念和图像。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更多地意味着个体对国家所代表的群体意愿和主动性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日益增大，掌控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央集权制、垄断和一切制造活动。所有的各方，包括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或君主主义者，无一例外，他们都要服从于国家的命令。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位于北美地区的该民族群体中，“民主”一词的含义则与之相反。对于他们而言，“民主”意味着个人意愿的集中发展，而国家要尽可能地完全服从于个人意愿，除了警察、军队、外交关系以外，国家对于任何事物都没有指挥权，甚至也无权插手公共教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词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可能意味着个体意愿和主动性的服从以及国家的压倒性优势，而对于另一个民族而言则可能意味着个人意愿和主动性的过度发展以及国家的完全服从(3)。

2. 幻想

自文明诞生以来，群体一直都受到了幻想的影响。相较于其他等级的人而言，他们为幻觉的创造者建造了数量更多的神庙、雕像和祭坛。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想，还是当代的哲学和社会幻想，我们总能在这个星球上相继繁荣发展的文明根源中找到这些令人敬畏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卡尔迪亚王国和埃及的神庙，以及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是为这些幻想所建造的，一个世纪前震撼了欧洲的历史巨变是因为这些幻想而发生的，而且我们的政治、艺术或者社会观念，它们无一都受到了这些幻想的强大影响。偶尔，在以残酷的动乱为代价的情况下，人们会推翻这些幻想，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总是会再次陷入这些幻想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幻想，人们可能永远不会建立原始的国家，而且如果失去这些幻想，人们很快就会回到原始状态。毫无疑问，幻想就是毫无用处的影子；但是我们的梦想之子却已迫使各民族创造出光彩壮丽的艺术和光荣而伟大的文明。(www.xing528.com)

如果一个人毁灭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一个人拆毁了教堂的石板墙，他便毁灭了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艺术作品和纪念物，那么人类的伟大梦想还留下了什么？上帝、英雄和诗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就是给人们以希望和幻想，而如果没有这些希望和幻想，人们将无法生存。

在这50年间，科学似乎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科学内涵中包含了对理想的渴望，因为它不敢滥用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说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摧毁之中，而我们的祖先已依赖这些幻想生存了数世纪之久。在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之后，希望和顺从之泉也随之干涸。在这种不道德的妄想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是自然的盲目与安静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对软弱回以无情，对怜悯回以忽视。

尽管取得了诸多进步，但到目前为止，哲学已经无法提供足以让民众为之沉迷的理想；但是，由于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自己的幻想，所以民众会本能地像寻找光明的昆虫一样，转向他们认为能给予他们以所想的雄辩家身上。在民族的演变过程中，是谬误在始终发挥着主要作用的因素，而非真理。而且，如今社会主义者的理性力量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所构建的最后的幻想仍然十分有活力。尽管所有的科学证明依然存在，但是幻想仍然在发展。事实上，幻想的主要力量在于，拥护它们的人会完全忽视现实中的事物，并且会大胆地承诺会为人类创造幸福。今天的社会幻想建立在过去的废墟之上，而未来就掌握在它们手中。而对于民众而言，他们从未渴望过真理。他们抛弃了与他们品位不符的证据，如果再受到谬误的引诱，他们宁愿选择将谬误供为神明。无论是谁，只要能为他们带来幻想，这个人就会轻易成为他们的领袖；无论是谁，只要试图毁灭他们的幻想，这个人就会成为他们的受害人(4)。

3. 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让真理在民众思想中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让趋于危险的幻想破灭的有效途径。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经验应该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而且应频繁重复，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说来，上一代人的经验对于下一代而言并无用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引用历史事实作为示范但却完全不起作用的原因所在。

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证明，经验需要一代一代重复到什么程度才能产生影响，或者说才能成功地动摇根植于民众思想中的错误观点。

毋庸置疑，历史学家会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以及前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有趣的试验时代，而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中，还没有人尝试做过如此之多的试验。

在这些试验中，规模最庞大的一次就是法国大革命。为了证明社会并不是完全根据纯粹理性的指示而重新建立的，必须将数百万人残忍地屠杀，而欧洲也应该深深地陷入20余年的动乱之中。为了以试验的方式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那些拥护他们的人付出代价，他们在50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两次破坏性的试验。尽管他们看起来都十分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信服。虽然如此，第一次代价就是300万人的生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代价就是领土的丧失以及启动常备军机制的重要性。就在不久之前，他们几乎已经尝试要付出第三次代价，而且很确定的是，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为了让整个国家都承认伟大的德国军队并非像人们30年前所想的那样，为了让大家相信他们是一支无害的国民警卫队，一场令我们心惊胆战的残酷战争必然要爆发。

为了让人们了解能采用这一政策的国家，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来完成灾难性的试验。这些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4.理性

在列举为群体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时，如果不是一定要指出其影响的负面价值，所有关于理性的内容均可省略。

我们已经表明，群体不会受到理性思考的影响，而且仅能够理解那些简略拼凑起来的观点。因此，知道该如何引发群众共鸣的演说家总是会通过调动他们的情绪进行演说，而不是通过向他们讲述道理。逻辑法则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任何作用。为了让群众信服，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理解能够调动他们的情绪，假装和他们产生共鸣，然后努力通过基本分析以某些显著的暗示性观念来纠正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必要，这样才能回到开始的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时刻探索人们观念形成的来源。

在准备慷慨陈词并使其产生影响的时候，一个人就有必要根据其说话时产生的影响而不断改变语言。在这样的演讲中，演说家追随的是他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其听众的思路，仅从这一事实来看，他的影响就已经覆灭了。

具有逻辑思维的人习惯于相信一系列缜密的理性思考结果，因此当面对群体的时候，他们无可避免地也要依赖于这种模式，但是他们的论证结果总会让人们感到惊讶。“通常，基于三段论——也就是基于一致性的数学结果是命令式的，”一位逻辑学家如是写道，“即使是无机质量，如果它能够跟这种一致性相互关联的话，这种命令也会被同意。”毫无疑问，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群体不会像无机质量那样遵守这样的关联，甚至都不理解。如果试图通过理性来说服原始人——比如野蛮人或儿童——这种方式并无多少价值，而且他们也不会理解论证所在。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甚至，如果想要获得对理性在对抗感情时无能为力表现的深刻理解，我们也没有必要降低至原始生物体的程度。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几个世纪以前，与简单逻辑相矛盾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就可以了。在近乎20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发光的天才也曾臣服于宗教迷信的条律，而到了现代，这些条律的正确性则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开明人士，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通过理性思考而获得了对其迷信之事幼稚之处的理解，或者甚至也没有人对恶魔的罪行或烧死巫师这些事表示出丝毫的疑惑。

我们是否应该为群体从未受到过理性的指引而感到遗憾？我们不应该冒险去证实这一点。无疑，人类理性不会通过他们的幻想所激发出来的热情与刚毅而激励他们走上文明的康庄大道。我们很确定，这些幻想以及那些指引我们前进的无意识力量的不断延续是非常有必要的。每一个种族的精神体制中都有其命运的法则，而且他们所遵守的这些即使在明显冲动情况下也无抵抗冲动的法则才是最不理性的。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各个民族会服从某些神秘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则与那些强迫橡子变成一棵橡树或变成一颗彗星并在其轨道中运行的力量相似。

如果想要对此有深刻理解，我们就必须探索人类的进化过程，而不是研究那些在进化过程中有时表现得非常明显的独立事实。如果我们将这些事实也纳入考虑范围，历史可能会成为一系列不可能事件的结果。一位加利利的木匠(5)不可能成为一个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叱咤风云的全能上帝，而且人们还会在其统治时期发现最重要的文明遗迹；一群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不可能会征服大部分的希腊——罗马世界——并建立起一个比亚历山大的帝国更加伟大的帝国。此外，在欧洲的高度发达时期，军队的炮兵中尉也不可能有能力成功统治众多民众和王国。

那就让我们把理性交给哲学家，也不再强烈地坚持认为人类的统治过程中有理性的干预。理性并不是所有文明的主要动力，但是尽管理性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文明的动力来源于多种情绪——比如荣誉感、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和对光明的热爱。

(1)　基奥普斯（Cheops），公元前16世纪埃及法老，曾建金字塔。

(2)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1799—1802年）。1804年5月，法兰西帝国建立；1804年12月，教皇庇护七世为拿破仑加冕，拿破仑因此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编者注

(3)　我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曾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布尔热在旅行之后，也在他的近作《海外》一书中独立地得出了几乎和我完全一致的结论。

(4)　影响群众的技巧几乎无须借助于逻辑规则，我对这种现象的第一次观察要追溯到巴黎围困时期。有一天，我看到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个将军押到当时的政府驻地卢弗，因为他们怀疑他把设防计划卖给了普鲁士人。一位政府官员，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出来斥责那些要求立刻处死这名囚犯的人。我本以为，他在指出这种指控的荒谬性时，会说明这个军官实际上就是设防人之一，并且那种计划在每个书店里都能买到。令我大惑不解——当时我还十分年轻——的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同。“正义会得到伸张的！”这位演说家向那个囚犯宣布：“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其间我们会把他监禁起来。”愤怒被这种让步所平息，人群立刻散去。十几分钟后将军便回到家里。如果讲话的人用逻辑论证去对付那群盛怒之下的人，他必定会被立刻撕成碎片。只因我少不更事，才会认为这种论证非常令人信服。

(5)　指耶稣。其父为木匠，居住于加利利地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