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观点与信念的间接因素的优化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因素/群体信念的起源是发展的细化阶段初期过程的产物/关于这些信念不同因素的研究

1.种族。种族的支配作用/它代表了祖先的暗示

2.传统。传统是种族灵魂的合成物/传统的社会重要性/在成为一种必要之后，传统如何变成了一种伤害/群体是传统观念最顽固的坚守者

3.时间。时间连续为信念的建立和毁灭准备了条件。正是通过时间这一元素，社会秩序才可能从混乱中再次重建

4.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错误观念/它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它们都是结果，而非起因/各民族没有能力选择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制度/制度是在同一标题下遮蔽最不同事物的标签/某些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非是一种好的选择，比如某些民族义务的集中化

5.制度和教育。普遍流传观念的不正确性对群体制度造成的影响/统计数据指示/拉丁教育系统的示范性影响/各种不同人的不同例证

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构成并熟悉了他们的感觉、思考和理性思考模式之后，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的是他们的观点与信念是如何兴起并确立的。

决定这些观点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其中，间接因素就是那些群体能够采纳某些信仰并完全否决其他信仰的因素。这些因素为某些新观念的突然萌发奠定了基础。尽管都是自发性表征，但是这些新观念的魄力和产生的结果都是令人吃惊的。有时候，群体中某些观念的形成与实践是非常突然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表面效果，其背后一定蕴藏着长期的准备过程。

直接因素就是那些来自于上述这种长期准备工作的因素，如果没有经过长期准备，那么这些因素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只能作为主动说服群体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会导致观念的形成并任由其发展，最后造成各种结果。在这些直接因素的影响下，集体所做出的决议会突然得以实施；这是由于这些决议都是突然爆发的暴乱或者经过考虑后举行的罢工活动，以及大部分人赋予一个组织的推翻政府的权力。

在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追踪到这两种因素的连续影响。就此类事件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法国大革命而言，其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论述、贵族的强烈要求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由此，民众的思想便很容易由演说家的演讲以及宫廷党对无关紧要革命的反抗这些直接因素所唤醒。

另外，我们发现间接因素中存在着一些一般属性，而这些属性正是群体所有信念和观点的基础。这些属性就是种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 种族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将种族这一因素放在首位，因为其重要性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因素。我们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因此在这里我便不再赘述。我们在之前的一卷书中已经表明了历史性种族的含义、其特点的形成过程，其在遗传法则作用下所拥有的力量，总而言之，这些力量——其信念、制度和艺术——就是其文明的所有要素。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种族起源的外在表现。我们已经表明，种族的力量就在于，在不经历最深刻变革的情况下，任何要素都不能在种族之间进行传播。

环境、条件和事件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暗示。这些要素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违反了种族暗示的话，这种影响总是短暂的；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个民族从其一连串的祖先那里所继承来的。

在本书中，我们在几个章节中再次对种族影响进行了研究，而且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可以支配群体天赋特征独有的特点。随后，我们得出结论：不同国家群体的信念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而且他们的行为也并非受到同样方式的影响。

2.传统

传统代表的是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绪。对于一个种族而言，传统是他们的合成物，而且对我们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自胚胎学表明了生物进化对过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便开始发生转变；而且当这一概念变得普及的时候，历史科学也将出现重大改变。

然而到现在为止，人们对这种转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许多政治家也没有提出较上个世纪的理论家更加高深的观点，他们仍愚昧地认为社会可以完全瓦解，并在理性指引的基础上完全重建。

一个民族就是过去所创造的一个有机体，而且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一个民族只能被缓慢的遗传积累所改变。

尤其是当一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时，是传统指引着他一步步向前。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人们对传统的影响所引起的变化只不过是改变了传统的名称和外在形式。

但是，我们无须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感到遗憾。无论是民族的天赋特征还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传统，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人类开始存在以后，他们需要高度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创建一个传统网络，然后当他们的有益作用消失殆尽的时候再努力破坏这个网络。如果没有传统，文明不可能存在，而且如果没有那些对传统所施加的破坏，文明也不可能进步。所以，这一困难——这一巨大的难题——将要在稳定性与多边形之间找到一种适度的均衡。如果一个民族允许其风俗习惯变得根深蒂固，那么这些传统将不再发生改变，而且就像中国一样，这个民族就不再拥有改进与提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其结果无非是那些被打碎的束缚再一次拼凑在一起，并且让其过去的帝国原封不动地重现，接下来就是残余的历史碎片会很快破碎，然后便陷入无尽的混乱。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并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加以改变。然而，这个想法是很难实现的。看起来，几乎只有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才将这种想法变成了现实。

然而，恰恰是群体执着地坚持了传统的观念，并且固执地反对着改变传统观念的一切。在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类群体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之前就坚定地认为群体拥有的是保守主义精神，而且我也曾表明，最暴力的叛乱也只不过是言辞上的改变。在上世纪末，面对被毁坏的教堂以及被驱逐出国或被送上断头台的牧师，人们可能会想过，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可是几年之后，鉴于群众的普遍要求，几乎已经消失的礼拜制度又重新回归。

在那一刻，饱经沧桑的旧传统又恢复了它们的影响力。

关于传统对群体思想的作用，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用来展现其力量。但是我们要知道，最令人敬畏的圣像既不存在于庙宇之中，也不存在于最专制君主的宫殿之中；它们可以在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但是，那么多支配着我们内在的无形主宰却能在反抗的影响下得以周全，而且只能在数百年的缓慢进程中渐渐消磨远去。

3. 时间

正如时间对于生物学问题的意义一样，其对于社会而言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对于社会而言，时间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唯一强大的毁灭者。而且，是时间让沙粒堆积成山，也是时间让地质时代的微小细胞变成人性的尊严。几个世纪以来，千万次的时间作用足以让这个世界呈现出变化万千的现象。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会变为现实。如果一个人拥有随其意愿改变时间的魔力，那么他便拥有了无数信徒像臣服于上帝一样对其俯首称臣的力量。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关注时间对群体观点的天赋特征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时间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形成是依赖于时间的，比如种族，如果没有时间，种族便无法形成。时间造成了所有信念的形成、发展与消逝。借助于时间，信念才能获得它们的力量，然而也是因为时间，它们也失去了力量。

具体而言，时间为群体观点和信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或者至少为它们的萌芽提供了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观念在一个纪元中可以实现，而在另一个纪元中却无法实现。在观念的萌芽期过程中，是时间加速了信念和思想的分崩离析。这些观念并不是随便或偶然形成的；每一个观念的根源都有一段悠久的过去。当这些观念如鲜花般盛开，是时间滋润了它们的花期；而且当提及它们的起源，总是要追溯到我们有必要研究的过去。这些观念是过去观念的女儿，是未来观念的母亲，但是它们始终都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而且我们要让时间充分发挥作用才能看到万物的转变。现如今，当面对民众的危险志向和相应的毁灭与剧变的预兆时，我们会感到惶惶不安。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帮助下，时间将会看到所有事物都恢复平衡。拉维斯（Lavisse）先生曾恰当地指出：“没有一种整体可以在一天中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形成需要几个世纪。在找到适用于自身的法律规则之前，哪怕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封建制度也是不成形的、混乱的；在形成常规政体之前，君主专制政体也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而且这么漫长的等待期总让人感到困惑与不安。”

4. 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可以弥补社会缺陷、国家的进度建立在制度和政府的完善之上、社会变革会受到法令的影响——我认为，这些观念仍然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这些观念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是当代社会学说的基础。(www.xing528.com)

但是，最连续性经验也没有成功地撼动这一重要错误观念的地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竭力证明这些观念的荒谬之处，虽然始终徒劳无功，但是他们已攻克了另一难题，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绪和习俗的作用成果，而且这些观念、情绪和习俗并不能通过法律规范得以重建。一个民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制度，就像他们不能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发展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时代的造物主，而是时代造就了它们。如果要统治各个民族，就不能根据在某一时刻的思想，而是要依据决定它们服从于统治的性格特点。一种政治体系的形成需要几个世纪，而要想改变这种体系则又需要几个世纪。制度并没有固有美德：就制度本身而言，它们没有好坏之分。那些良好的制度是指在既定时间内对既定人群无害的制度，但是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另一个极端。

而且，人民的力量不可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制度。毫无疑问的是，在以暴力革命为代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改变其社会制度的名称，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本质。制度的名称只是些无用的标签，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真相时几乎不会关注这一方面。比如说，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英国，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社会变革，即虽然生活在君主制度之下，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民主而幸福。然而，尽管那些西班牙后裔的美洲国家是共和国，但是他们的人民却饱受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之苦。民族的命运是由他们的性格，而非他们的政府所决定的。在之前的几卷书中，我已经通过提出一些明确的例子很好地确定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便不必浪费时间在那些枯燥无味的宪章的制定问题上，这是那些无知修辞家所做的幼稚而无用的工作。当我们足够明智到允许必然性和时间这种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就会承担起阐释宪章的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正如它们的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1)在文章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所有拉丁国家的政客都应该牢记这一点。在表明了法律可以带来的所有益处之后，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益处会因为荒谬和矛盾的交织而表现出一片混乱。麦考利对比了拉丁民族与英国在社会动乱时期制定的许多宪章之后指出，后者从来不依赖于投机的理性思考，而是只有在直接必然性的影响下才会慢慢改变。

不必思考其对称性与便利性；绝不要因事物存在反常之处就消除这种反常事物；绝不要只有在感到不满的时候才创新；绝不要为了挣脱不满而创新；绝不要提出无法提供必要特定条件的广阔范围的命题；这些规则从约翰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一直都存在，它们是我们在这250年间议会审议的指导原则。

要想说明每一个种族的法律和制度是如何表达民族需求以及如何无法出现巨大转变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对每一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一一说明。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哲学论文来说明中央集权制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当我们看到由不同种族构成的民族通过上千年的努力来实现这种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为毁灭所有过去的制度而发起的伟大革命被迫尊重这种中央集权制并强化这种制度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民族迫切需求的产物，这是民族生存的条件，而且我们应该为说着要毁灭这种制度的政客们贫瘠的智商而感到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获得这一尝试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会立即成为一场令人惊骇的内战，而且内战的爆发将会立即带来一种相较于旧制度而更具压迫性的新制度。

我们从前文所述内容中得到的结论是，那些能对民众的天赋特征产生深远影响的方式并不存在于制度之中。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达到高度繁荣的时候，然而其他国家，比如西班牙美洲国家，在完全相同的制度下却依旧处于可怜的混乱状态。我们应该承认，制度与民族的繁荣和落后并无关系。统治着人们的是他们的性格，而与他们的性格并无密切关联的所有制度则仅是一件借来的衣服，只是一种暂时的伪装。毋庸置疑的是，血腥的战争和暴力的革命已经开始，而且将一直继续下去，以为了能够强行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对于这些制度，那些信徒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物一样，赋予了他们创造福利的超能力。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反映了群体的思想，因为正是它们才引起了这些历史巨变。

但事实上，并不是制度造成了事物的这种反应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制度本身并无美德可言。影响群体思想的是幻想和言辞，尤其是言辞——荒诞的言辞是最有力的，而且我们稍后将向大家展示这种令人吃惊的影响。

5. 制度和教育

在当前时代的主要观点中，居于首位的是这样一种见解：教育能让人发生明显的改变，而且能够始终让人更加完美，甚至是让他们变得平等。由于一直在不断重复，因此这种主张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最坚定的民主信条。现在要对这种信条发起攻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之前曾用它成功地攻击了教堂的教条。

但是在这一点上，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作用结果是非常不一致的。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比如赫伯特·斯宾塞，他也很难证明教育既不能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也不能让一个人活得幸福；教育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遗传性激情，而且有时候，在受到不良引导的情况下，教育的害处要大于其益处。统计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他们告诉我们，犯罪行为会随着教育，或者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多，而且社会的最坏敌人，即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是学校中的佼佼者。此外，著名的地方法官，阿道夫·吉约（Adolphe Guillot）先生在其近期出版的作品中表示，目前受教育罪犯的数量为3000人，而文盲罪犯的数量为1000人，而且在这50年中，每10万人之中受教育罪犯的人数比例已经从最初的227人增长至552人，已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他还指出，他的同事们也都注意到，罪犯中年轻人的数量增长尤其明显，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国以前实施的无偿的义务学校教育已被学徒制所取代。

的确——而且也没有人曾提出过这一命题——指导有方的教育不一定会产生有益的实践结果。如果教育没有提高道德标准，至少也促进了人们职业能力的发展。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是在过去的25年，始终在坚持他们教育体系中的错误原则，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杰出思想家，比如布雷尔（Breal）、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泰纳以及其他思想家，但是他们仍坚持着可悲的错误。我们前一段时间出版的作品中已经表明，法国的教育体系将大多数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而且最糟糕的是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众多门徒。

或许这种教育体系非常适合拉丁人，但其主要危险在于，这种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基本的心理学错误之上的，即人们认为智力是通过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而提高的。在接受了这种观点之后，人们便尽可能多地学习书本知识。从小学到大学，一个年轻人所做的除了牢记课本内容外再无其他，他既没有判断力也没有个人主动性，所以当时的教育于他而言，就是死记硬背和顺从。

法国前教育部长，朱尔·西蒙（Jules Simon）先生曾如此写道：“学习课堂知识，熟记文法或纲要，不断提高重复和模仿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教育方式，其一切努力都是对信仰绝对正确的坚定信念的执行，而且这种教育方式只能导致人们轻视自己并表现自己的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一点儿用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不快乐的孩子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在小学并没有学到有用的知识，而只学到了克洛泰尔（Clotaire）的族谱、纽斯特里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冲突，或者动物学分类方面的知识。但是，这种教育体系还存在一种更加严重的危险。那就是，它给了那些极端厌恶自己与生俱来地位的人一个机会，使得他们强烈渴望能从中逃脱。

工人们再也不希望继续做工人，或者农民们再也不愿意继续做农民，然而最卑微的中产阶级人们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保住高薪公务员的职业饭碗，除此之外便再无他求。法国的学校并不是帮助人们解决以后的生活问题，而是只在意让他们掌握公共职能并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功，因为这样学生就不会出现自我导向，或者表现出个人主动性的零星闪光点。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种体系创建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他们始终准备着奋起反抗。而在社会阶梯的最高层，这种制度形成了一批狂妄轻率的资产阶级，他们多疑而又轻信他人，对国家有着迷信一般的信任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看作上帝。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发起敌对战争，总是将他们自己的错误归咎于政府，并且在没有权威机构的干涉之下，他们在企业方面毫无应对能力。

在这个国家中，有学历文凭的人都是国家教科书式教育的产物。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这些人中只有一部分可以委以己任，而其他的人则是不可能雇用的。因此，人们便不得不努力为让自己成为前者而与其他人为敌。在社会的金字塔中，从上到下，从最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长官，大多数民众都吹嘘着自己的学历文凭以为同行施压，从而为自己争取一份在政府机构的工作。然而，商人却很难找到一个代理人可以代表他处理公司事务。因此，这种体系所造成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求职者都在征求看起来最端庄的政府工作职位。比如说，塞纳省就有20000位失业的男女教师，但是他们都不屑于干农活或者工厂的工作，他们希望的是国家能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然而，政府职位是有限的，因此必定满足不了众多人的需求。而那些没有政府职位的人则在其首领的领导下时刻准备着发起革命，而不管不顾这位首领是何方神圣，以及其有何目的。因此，如果有知识但学而不用，那就必定是成为一个人发起反抗的重要原因(2)。

很明显，现在想要纠正之前的错误为时已晚。人类的最高级教育家会煞费苦心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它的力量将足以证明，那些我们所厌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必定要废除，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归他们所极力避免的农田、车间以及企业中去。

当代所有思想开明的人所需要的职业教育是指我们祖先在过去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如今，在以意志力、主动性和企业精神引领世界的国家中，这种教育仍然充满生机。我之前曾引用文章的作者，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其一系列卓越作品中曾明确指出，我们之前的教育体系与当今在英美盛行的体系非常相似，而且拉丁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教育体系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直接指出了这两种教育方式的结果。

在紧要关头，一个人可能会同意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的所有不足，尽管这种教育只会培养出对社会不满以及不能适应他们生活的人，但是在掌握许多浅薄的知识并完美地熟记了如此之多的书本知识之后，这些人的智力也会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方法真的能提高智力水平吗？在生活中，成功的条件是拥有判断力、经验、主动性和特性——这些都是从书本之外所获得的品质。

书籍就是字典，只具备查阅功能，除了在人们的脑袋中长期留存以外，再也无法发挥其他的作用。

那么，职业教育该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以高于古典教育的方式提高人们的智力呢？泰纳先生已经很好地给出了答案。他说：

思想能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形成；思想发展的影响来源于一个年轻人日常在车间、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场地、医院所接受到的无数印象；来源于他所看到的工具、材料和操作方式；来源于无论业绩好坏、成本高低的客户、工人、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才能用眼睛、耳朵、双手，甚至是嗅觉感受到所有微小认识的细节，他才能在无意间掌握并默默地在心中进行深刻研究，而且不断暗示自己早晚会将这些见解进行重新整合、简化、删减、改进或创新。然而，在最好的学习与思考的时间里，年轻的法国人却缺乏足够的教育，而且还失去了与大千世界的所有宝贵联系，以及所有同化作用的必要因素。在七到八年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被禁锢在课堂之上，另一方面又被剥夺了亲自体验世界的权利，因而他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情世故以及各种各样处理方式的感知。

……在法国，至少有十之八九的年轻人浪费了他们年华中的宝贵时光并失去了那些有意义的收获——而这几年的时间正是他们学习表达、分清主次，甚至是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而且，这些人中应该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整天投身于考试——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成功拒之门外；另外，这些人中也有成功者，他们拥有学位、证书和文凭，但是他们中仍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在工作中过度劳累。某一天，当他们参加讲座或面对董事会成员时，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他们会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保持精神焕发，而且当面对一群科学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所有的人类知识来武装自己。事实上，在度过了那特别的一天之后，在之后的一个月中他们便不再是当时的自己了。

这时候，他们不能做到再次通过考试。他们脑海中所堆积的种类繁多而数量繁重的知识会一天天消失，而不是被新的知识所取代。此外，他们的精神活力值开始下降，开始变得萎靡不振，而且他们原本充足的发展能力也有所减弱，之前那个全面发展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皮囊。安定，结婚，进入千篇一律的生活包围圈，将自己限制在已得到充分履行的职能之中，然后再无其他。这些就是人们生活的概况；的确，这种情况下的收益与支出并不能达到平衡。然而，1789年之前的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我们的国家发展一切顺利，我们的生活与上述两个国家处在同一等级，甚至比他们的生活更加优越。

随后，著名的心理学家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之间的不同之处。需要注意的是，后者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开设无数个特殊学校。于他们而言，教育并非以学习书本知识为基础，而是以实物教学为基础。比如说，工程师要在车间而非学校中接受培训，这种方式允许每个人都能达到其智力所允许的知识水平。如果一个人无法继续进步，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位工人或者一位领班，但是如果具备资质，他最终就会成为一名工程师。对于让一个人花费19或者20年的时间学习，并让其整个职业生涯都取决于持续数小时考试的方法而言，这种发展方式更加民主，也对社会更加有益。

在医院、矿山、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会逐步从学徒成长为一位办公室法律职员，或者一位拥有工作室的艺术家。以前，在开始实践之前，他也有机会学习一些通用和基础课程，因此会给自己准备一个框架来存储他在短时间内所学到的知识。此外，在通常情况下，他还能够学习一些业余技术课程，然后在其空闲时间内加以利用，从而逐步实现其日常经验的整合与协调。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与提高，而且他们的能力、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所希望自己从事的特殊工作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就掌握了知识，并能够将自己的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但一个人25岁时，如果有材料证明的话可能会更早，他就不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执行者，而是同样具备了自行创业的能力；他不再仅仅是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而是变成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动机。然而，法国的教育体系则与英国和美国的体系相反——在法国，下一代人越来越像中国人——从总体来说，法国为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关于拉丁教育体系与实际生活要求之间不一致的增加，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中，即儿童、青少年和青年时期，学校传授理论和教育知识的时间不断增多，而且由于要为各种考试、学位、文凭和证书而刻苦准备，学生们的学业负担不免过重。仅从这一点来考虑，我们的教育体系采用了最坏的方法，应用了不自然且反社会的制度，设置了过长的实际学徒期，呈现出寄宿学校制度、人力培训和机械式填鸭教育以及过度工作的特点，而没有考虑到学生需要为此付出的时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成人期和职能，没有考虑到年轻人将很快被现实世界所抛弃，没有考虑到我们所在的以及学生将要适应或被教导将奉献自己的社会实况，没有考虑到人们在这一体系中的苦苦挣扎以及他们的自我保护，并努力使自己保住之前已经准备好、武装好、训练好其已具备经验的立足之地。不可缺少的设备、更加重要的知识技能、扎实的常识与勇气以及良好的意志力，我们法国的学校无法为年轻人提供所有的这一切；相反，学校不但没有让学生具备这些良好的资历与素质，而且还泯灭了他们获得这一切的可能性。

因此，学生们在初涉社会并第一次踏入其行为领域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深深的痛苦，而且这种影响会给他们带来长久的创伤与伤痛，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他们的死亡。这种测试是非常严厉而危险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和道德平衡受到了影响，而且还有不会重新恢复的风险，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对生活突然的、完全的幻灭。这种欺骗的后果过于严重，这种失望令人无法承受。

我们上面所说的是不是已经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轨道？当然没有。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今民众群体中正在萌芽，而且不久的将来就要涌现出来的观念和信念，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观念和信念所形成的基础是什么。教育使得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当前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却蕴含了最阴暗的预知。在某种程度上，是教导于教育，令民众的思想得以完善或遭遇恶化。因此，我们有必要证明，现行教育体系是如何塑造人们思想的，以及那么冷漠且中立的人是如何渐渐成为那些对社会不满大军中的一员，以及他们是如何准备好服从于乌托邦和雄辩家的所有暗示的。

当今世界，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进入学校，而且这些学校也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而开辟了道路。

(1)　麦考利（1800—1859），英国政治家和学者，所著四卷本《英国史》，讲述1688年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过程，对后世影响甚巨。

(2)　然而这并不是拉丁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它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掌握在等级森严的士大夫手里的国家，就像法国一样，在那里取得官职也要经过考试，而它所检验的唯一内容，就是对大量典籍的背诵。这支受过教育的无业大军，在今天被视为真正的民族灾难。同样，自从英国人不是为了教育之外的目的，而仅仅为给当地居民提供教育而开放教育以来，在印度也形成了“印度绅士”（babus）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佣，他们便成了英国统治不妥协的敌人。对于所有的“印度绅士”来说，不管有没有职业，他们受到的教育的第一个结果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我在自己的《印度的文明》一书中，曾用大量篇幅来说明这一事实，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半岛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