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信仰：宗教形态的优化对策

提要：什么是宗教情绪/宗教情绪独立于人们对神的崇拜/宗教情绪的特点/假定了一种宗教形态的信仰的力量/各种各样的实例/大众之神从未消失/大众之神复活的新形态/无神论的宗教形态/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恐怖时期和所有的类似事件等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群体的宗教情绪的形成，而不是独立个体的意愿

我们已经说明，群体并不理性，它们会将观念作为一个整体而选择接受或拒绝，它们既不会进行讨论也不会提出反驳，而且他们所接收到的暗示会侵入他们思想的整个领域，并立即使得他们将这些暗示转变成行为。我们曾说过，群体在受到适当的影响之后会准备为他们所激发出来的理想而奉献自己。我们还看到，他们只具有暴力和极端情绪，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同情很快就会成为崇拜，而且厌恶情绪几乎在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会变成憎恨。这些一般表征早已让我们对群体信仰的本质有了一种预感。

当我们仔细考虑这些信仰时，无论是在以热烈的宗教信念为标志的时代，还是在像上世纪那样充满重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很明显，这些信仰总是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除了将其称为宗教情绪之外，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宗教情绪的特点非常简单，比如对想象中的高级生命体的崇拜、对其权力的恐惧、对其命令的盲目遵从、不具备讨论其教条的能力、传播教条的愿望，以及将不接受这些教条的人看作敌人的倾向。无论这种情绪是施加于一个无形的神，还是一个木头或石头做的偶像，或是一个英雄或者一个政治观念之上，如果表现出前述特点，这种情绪的本质终归是宗教。在超自然和不可思议的事件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群体会无意识地为在瞬时间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准则或胜利领袖赋予一种神秘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只是崇拜神明，那他算不上虔诚，但是当他为一项事业或者成为其思想和行为目标的人付出了全部心力，投入了所有的意愿以及全身心的狂热，那他就是虔诚的。

狭隘与狂热必然会伴随宗教情绪的产生而出现。那些相信自己掌握了尘世的秘密或者永恒幸福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两种情绪。此外，当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并受到任何种类信仰的启发之后，他们也会表现出这种特点。恐怖时期的雅各宾派人士实际上就像宗教法庭中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而且他们的残暴激情也具有同一来源。

群体的信仰表现出盲目顺从、激烈的偏执以及对暴力宣传的需要等特点，而这些特点都是宗教情绪所固有的。因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群体的所有信仰都有一种宗教形态。民众们为之欢呼的英雄是他们真正的神。拿破仑就做了15年这样的神，而且其他神从未有过像他一样众多的崇拜者和定夺人们生死的权力。基督教和异教的神从未对臣服于他们的子民执行过更加专制的权力。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都通过那些狂热的情绪极大地鼓舞了民众，而这些情绪则使得人们在崇拜中找到了幸福，并且他们愿意且已准备好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在所有的时代中，情况均是如此。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在其出色的作品《罗马高卢》中指出，罗马帝国绝不是通过武力维持的，而是通过其所激发出来的宗教崇拜。他中肯地表示：“一种遭到民众痛恨的政府形态竟然延续了5个世纪之久，这在历史上是举世无双的。罗马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竟然能让数亿民众遵守其命令，这是很难说明白的。”民众之所以会顺从于罗马皇帝，那是因为皇帝就是伟大罗马的化身，是他们一致认同并崇拜的神。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最小的城镇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众为纪念皇帝而建造的祭坛。“那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到处都有新的宗教兴起，而这些宗教所供奉的神就是罗马皇帝。在基督纪元之前的几年中，整个高卢地区有60个城市，这些城市中都建有神殿，而这些神殿与里昂城附近用以纪念奥古斯都的神殿是一样的……而且，神殿的祭司都是由高卢城市联盟所选举的，这些人都是他们各自的区域的名人要士。诚然，要将这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恐惧和奴性是不太可能的。就其整个国家而言，民众并不是奴性的，而且这种奴性尤其不可能保持长达3个世纪之久。崇拜君主的并非是那些侍臣，而是罗马的民众，而且不仅仅是罗马民众，还有高卢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和亚洲人。”

今日，大多数曾影响了人们思想的伟人都不再拥有纪念他们的祭坛，但是人们为他们塑造了雕像，或者他们的爱慕者们也会手捧他们的肖像，而且人们对他们的礼拜仪式与他们的前人们也没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只有通过彻底理解群体心理的基本要点，才能理解历史哲学。群体需要神的指引，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首要的。

我们一定不能认为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迷信，因为理性已经将迷信的部分明确驱逐了。在与理性之间的永恒冲突之中，情绪从未被理性征服过。群体将再也听不到他们曾长期崇拜的神和宗教这样的词语；但是他们在过去的100年中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盲目崇拜，而且古老的神明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用于纪念他们的雕像和祭坛。近年来，那些以布朗热主义为名的对民众运动有所研究的人已经能够看到那些缓解了民众宗教本能的要素已准备卷土重来。我们看到，所有国家的小酒馆中都张贴着英雄的肖像画。(www.xing528.com)

民众认为，他们的英雄有着改变所有不公和拯救所有邪恶的能力，而且成千上万的人也愿意为他们的英雄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的性格满足其传奇声誉的所有层面的要求，那么这位英雄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伟大的。

因此，宗教对于民众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老生常谈了，因为所有的政治理念、神学教条和社会信念都只能在存在假定的宗教形态的情况下扎根于它们之中——这种形态排除了议论的危险。如果有可能成功地诱导民众接受无神论，其信念就要展示出宗教情绪中所有的狭隘思想，而且其外部形式就很快会成为一种礼拜仪式。少数实证主义者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相关证明。发生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wsky）这位大思想家相关的虚无主义者身上的事情很快又发生在了实证主义者身上。当有一天，理性之光照亮了一个人的生命，他就会打破教堂的祭坛供奉的神和圣人的形象，会熄灭所有的蜡烛并立即用无神论哲学家，比如毕希纳（Buchner）和摩莱萧特（Moleschott）(1)的作品取而代之，在那之后，他会虔诚地再次点燃蜡烛。

我再重复一次，除非我们理解了群体信仰所长期呈现出来的宗教形态，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某些历史事件——而且恰好是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相较于自然学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这些社会现象。伟大的历史学家泰纳仅从自然学家的角度研究了大革命，但是他却忽略了事件的真正起源。他对事实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从群体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来说，他并不是总能够找到这些事件的起因。这些事实的残暴、反常和狰狞的一面让他感到震惊，但是他仅从伟大的英雄身上看到了一群疯狂而残忍的野蛮人，他们抛弃了自我并丧失了控制他们本能的能力。在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大革命的暴力武装、残忍屠杀、政治宣传的需求以及对所有事情宣战的做法，准确来说，不过是在民众之中建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2)、法国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这些都是同一种现象，都是由这些宗教情绪所激化的民众所造成的，在必要时，这些情绪带领着被灌输了这些思想的民众无情地用火和剑消灭了与他们所建立的这种新信念站在对立面的人。

宗教法庭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那些心中有着真实而坚定信仰的所有人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了其他方式，那么他们的信仰就不值得被称为信仰了。

我刚才所引用的类似剧变事件，只有在民众的灵魂引发它们的时候才可能会发生。否则的话，哪怕是最残暴专政的君主也没有这种能力。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就是国王的杰作的时候，他们在群体心理方面的无知就和野蛮人一样。事实证明，这种命令只能由民众的灵魂来执行。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即使他们拥有最绝对的权力，他们也只能加速或推迟民众这种幻想所表现出来的时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或者宗教战争并不是国王的杰作，恐怖时期也不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anton）或圣茹斯特（Saint Just）(3)的杰作。实际上，这些事件始终都是民众的灵魂所致，而从来都不是统治者落实权力的结果。

(1)　毕希纳（1824—1899），19世纪德国无神论哲学家，因为在《力量与物质》（1855）一书中把一切精神活动解释成物理现象而名噪一时。摩莱萧特（1822—1893），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著《生命循环》（1852）为19世纪最重要的唯物主义文献之一。

(2)　1572年8月23日（“圣巴托洛缪日”）在巴黎发生的对胡格诺教派的大屠杀，起因于法王之母卡特琳与胡格诺派首领、海军上将科利尼之间的纠纷。据史家估计，巴黎约有3000人在这一惨案中丧生。

(3)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立场温和。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中极左派代表人物，因生性残忍，杀人如麻，其名字几乎成为恐怖统治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