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情感与道德的优化方法

提要：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怒。群体受所有外部原因的支配并反映出不断变化/群体服从于冲动，而其冲突则十分专横以至于抵消了其对个人利益的感受/群体中并不存在预谋/种族的影响

2.群体的轻信和易受暗示。群体对暗示的服务/群体将头脑中激发出来的图像当成现实并就此接受/为什么这些图像对于构成群体的个体都是相同的/群体中受教育的人和无知的人都是平等的/群体中可对个体起到支配作用的幻想的实例/群体对证据保持一致信念的不可能性/多数见证人的一致同意是用以确定事实的最坏证明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天真。群体中不允许存在怀疑与不确定性，而且往往会走向极端/他们的情感总是过于丰富

4.群体的狭隘、专横和保守。出现这些情感的原因/群体在面对强大权威力量时的奴性/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不能阻止他们极端地走向保守主义/群体对改变和进步的敌意是一种本能性存在

5.群体的道德。群体依据他们所接收到的暗示而做出行为，他们的道德感相较于构成群体的个体要低得多或高得多/解释说明与实例/群体很少会受到他们根据作为独立个体的专属动机而做出的利益考虑的引导/群体的道德化角色

在大体介绍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要对这些特征进行详细研究。

我们会注意到，在群体的这些特殊特征中，有一些特征——比如冲动、易怒、不理智、缺乏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情感的夸大和其他特征，存在于较低等级的进化形式——比如女性、野蛮人和儿童中。我只是顺便表明这种类推，但是这种推理正确与否的验证并不属于本书范畴。而且，对于了解原始生命体心理的人而言，这部分研究也毫无作用，而且不了解此事的人也不会信服我在这里的一面之词。

接下来，我将依次为大家介绍大部分群体可能具备的不同特征。

1. 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怒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说过群体的特征几乎完全由无意识动机所支配。群体的行为更多的是受脊髓神经而非大脑的影响。在这方面，群体与原始生命体是非常相似的。就群体的执行动作而言，他们的行为可以非常完美，但由于他们并非由大脑所支配，因此个体的行为取决于偶然发生的激发原因。群体受所有外部激发原因的支配，并通过不断变化对他们做出反应。因而，可以说群体是其所接收到的冲动的奴隶。作为群体的一员，独立个体也可能会服从于相同的激发原因，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表明这种行为的失策性，所以个体会克制其服从行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这个真理可以表述为：独立的个体拥有支配其反射作用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根据激发原因的不同，群体可能会服从于不同的冲动，无论这些冲动是慷慨的或残酷的，是英勇的或怯懦的，但是他们将始终如此专横，以至于个体的利益，甚至是自卫本能都无法支配他们。激发原因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多变，而且群体也会始终听命于这些诱因，因此群体是极其多变的。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他们可以在一瞬间从嗜血而又残忍凶暴的一面变成最极端慷慨而又英勇的一面。一个群体很容易成为刽子手，但是也可能成为一群烈士。为了赢得信仰的胜利，群体可以不惜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而且，如果想要见到群体的这种行为，我们也不必追溯到英雄时代。

在暴乱之中，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一位将军(1)突然赢得了民众的爱戴，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为其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群体不可能表露出任何的预谋。他们可能会连续受到极度对立情绪的煽动，但是他们将始终受到当时激发原因的影响。他们就像是受到暴风雨的狂虐而四散飘零的树叶，最终将归于泥土。在后期研究某些革命群体的时候，我们将举一些表明群体情绪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多变性使得他们难以管辖，尤其是当他们掌握了某些公共权威的时候。如果日常生活的必要性没有构成一种无形的监管，那么民主也不可能会持续很久。尽管群体的愿望十分狂热，但是这些愿望仍不会长久，因为群体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为任何事做长久打算。

群体并不仅仅是冲动的，也是多变的。就像是一个野蛮人一样，群体并不准备承认任何事都或成为其欲望和欲望实现之间的阻碍。由于感觉到人多势众所赋予的不可抵抗的力量，所以群体没有能力理解这种阻碍。

对于群体中的个体而言，不可能的概念已然消失。独立的个体非常了解，他一个人无法火烧宫殿或洗劫商店，而且如果他尝试这么做的话，他也会很容易就克制住这种意图。在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之后，他会意识到群体中所给予他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足以让他萌生出利于克服抑制其进行谋杀或掠夺的念头。而且，狂热的暴怒将摧毁所有意料之外的障碍。如果人类有机体允许存在永恒的狂怒激情，那么可以说，群体阻碍了其愿望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狂怒的激情。

种族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我们情绪之泉的永恒来源，而且这些特征总是会影响到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多变情绪，正如影响到我们要研究的大众情绪一样。无疑，所有的群体都是易怒且冲动的，但是大家的情绪波动程度各不相同。比如说，拉丁人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群体之间的差距就非常显著。法国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就为我们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点。25年前，仅仅是一份关于国家受到羞辱的电报就足以激起民众的愤怒，从而立即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战争(2)。多年以后，一份关于国家在谅山(3)（越南）军事战争中一次无关紧要的失败就引发了一场暴动，民众瞬间因此而推翻了政府。而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4)的严重失利却仅在英国国内激起了一点儿波澜，而且也没有部门因此被解散。每个地方的群体都具备一些女性特征，但是拉丁人群体的女性特征是最为显著的。只要赢得拉丁人群体的信任，无论是谁，都会迅速获得崇高的地位。但是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这个群体也总有一天会因此而自食其果。

2. 群体的轻信和易受暗示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他们的一般特征之一就是过度的暗示感受性，而且我们还表明了暗示在人群中引发传染的程度；这一事实解释了群体这种情感迅速向一个确定方向转变的原因。然而，无论我们认为群体有多么漠不关心，一般来说，群体都处于一种预期注意的状态，这时候他们就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第一次形成的暗示使得群体立即通过一个传染过程而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其他人的头脑之中，然后群体会因其个体情绪的相同方向而立即将这种思想变成既定事实。

正如所有人都会受到暗示的影响一样，进入个体头脑中的思想会自行转变成一种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火烧宫殿还是有关自我牺牲，一个群体中的个体都会亲自参与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激发原因的性质，而在就独立个体而言的情况下，则取决于所暗示的行为以及反对实现这一行为的所有原因之间的关系。

因此，群体会永远徘徊在无意识的边陲地带，迅速屈服于所有的暗示，拥有所有无法上溯至理性影响的生命体所特有的暴力感受，同时失去所有的批判能力，而且除了过度轻信以外再无其他能力。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不可能的事是不存在的，而且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最不可能发生的传奇与故事会被创造出来并四处传播开来。

传奇故事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可轻易在群体中传播，这并不仅仅是群体极度轻信的结果，其原因还在于群众的想象所经历的惊人的异常转变。在群体的观察之下，最简单的事情也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以图像的方式思考，而且这种图像自身会立即引出一系列其他图像，但是这些图像与最初的图像却并不存在逻辑联系。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设想一下这种情形，我们有时脑海中的一些事实会引出一些奇怪的思想。我们的理性向我们表明，这些图像是不连贯的，但是群体几乎看不到这一事实，而且还会将真实事件与其想象中变形行为所叠加的事件相混淆。群体几乎不会分辨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不同。尽管群体脑海中所诱发的图像通常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不存在显著关系，但群体依然会将这些图像作为事实并接受它们。

看起来，群体曲解其所见证的任何事实的方式是数不胜数且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组成这个集群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气质。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传染的作用，个体对事实的曲解也是相同的，而且这种情况下在所有组成群体的个体中的表现形式也是一致的。

集群中某个个体对事实的第一次曲解就是传染性暗示的开始。在圣乔治（St. George）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并面对所有的十字军之前，在场人中一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受到了他的存在。通过暗示与传染，由一个人所幻想出来的这种神迹立即就被所有人所接受。

在历史上，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总是频繁出现——这种幻觉看起来似乎拥有真实性的所有获得认可的特征，因为它们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所观察到的想象。

为了与前述情况相对抗，我们无法考虑到构成群体的个体的心理构成，因为这种素质并不重要。从个体成为群体一部分的那一刻开始，有学问的人和无知的人一样，他们都不再具备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看似有些矛盾，但为了证明其准确性，我们有必要对大量的史实进行研究，而且就算查阅了万卷书也不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但是，由于我不想给读者留下妄下言论的印象，因此我会从大量例子中随便找出几个给大家解释说明。

下列事实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因为这个例子选自受害者群体的集体幻想，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各种类型的个体，从最无知的个体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个体，范围十分广阔。海军中尉朱利安·菲力克斯（Julian Felix）在其《海流》一书中也曾顺带提到过这一点，而且之前《科学评论》（Revue Scientifique）杂志也引用过。

巡洋舰“女神”号（Belle Poule）在公海上巡航，目的是找到之前在暴风雨中失散的巡洋舰“摇篮”号（Le Berceau）。那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值守船员突然发出信号表示发现了一艘失事船只；船员们共同向其指示的方向看过去，然后所有军官和水手都清楚地看到发出遇险信号的船只拖着一艘坐满了人的救生艇。然而，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海军上将德斯福斯先生让船员放下一艘救生艇去营救失事的水手。当船员们靠近目标的时候，救生艇水手和军官们看到“许多人都在挣扎着并伸出他们的双手，而且还听到了一阵阵沉闷而混乱的声音”。但是当他们到达目标地点的时候，他们只发现了一些杂乱的树枝，上面覆盖着从邻近海岸飘来的凋零树叶。在如此明显的证据面前，幻觉已不复存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本书之前所介绍的集体幻想的作用机制。在一方面，这个例子中有一个处于预期注意状态中的群体；在另一方面，值守船员所发出的关于海上有一艘失事船只的暗示在经过了传染过程之后，被所有的军官和水手们所接受。

群体的人数不一定要很多，因为群体中的人都具备眼睁睁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看着事实被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所取代的能力。一旦几个个体聚集到一起，他们就会形成一个群体，而且就算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著名学者，他们也会具备所有群体中他们专长以外的所有特征。而且，每一个个体所拥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会立即消失。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家——戴维（Davey）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而且《心理科学年鉴》（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最近也引用了这些观点，因此也值得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戴维先生召集了一些著名观察家，其中包括最杰出的英国科学家华莱士（Wallace）先生。戴维先生让他们检查了观察目标，并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上标记，然后在他们面前实施了大量的降神术、显灵、在石板上写字等。随后，这些著名观察家们所提交的报告中都承认，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都是超自然现象。最后，戴维先生向他们坦白，这些都不过是一些简单的障眼法罢了。报道这次研究的笔者表示：“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到吃惊的并不是这些骗术有多么精妙，而是这些见证人所提交的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这些现象看法的极端无力。”他说：“很显然，即使有多位见证人，他们都可能会给出完全错误的间接关系，但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准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是无法通过骗术来解释说明的。戴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以至于我们都会为他竟然如此大胆地使用这些方法而感到吃惊；但是他拥有控制群体思想的能力，因而他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看到实际上并未看到的东西。”就像之前一样，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拥有催眠他人的力量。而且，当这种力量可以作用于上层人士和之前所邀请的怀疑论者的思想之时，欺骗一个普通的群体就变成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报纸上都在报道两个小姑娘在塞纳河溺水而亡的事。一开始，有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识这两个孩子，而且所有的证词都一致符合，法官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也非常清楚。随后，法官起草了死亡证明，但是正当他们要为两个孩子举行葬礼的时候，人们偶然发现，之前被怀疑是受害者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而且，他们与溺亡的孩子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正如之前所引用的几个例子中那样，第一目击者就是其幻想的受害者，而他的证词则可以影响其他的目击者。

在类似的案例中，暗示的出发点总是个体根据回忆所产生的幻想，而这种最初的幻想一旦得到确认，随之而来的就是传染。如果第一位观察者是易于受影响的，那么这足以使得他相信他所识别出来的那具尸体——除了所有真实的相似之处以外——应该会表现出一些特性，比如一道伤疤或者装扮细节，这很有可能会唤起其他人的一些想法。随后，这些被唤起的想法可能会成为同一类结晶作用的核心，从而侵扰他们的理解能力并麻痹所有的判断力。那时候，观察者所看到的便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他脑海中所唤起的图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解释下面的案例：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了孩子的尸体。虽然这个案例已过去很久了，但是报纸最近才开始报道这件事。关于这个案例，我们要追溯到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的作用机制。

有一个人认出了溺亡的孩子，但这是一个错误。然后，一些无根据的辨认便开始了。

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男学生认出了尸体之后的第二天，一位母亲失声痛哭：“哦，我的天哪！这是我的孩子！”

那位母亲来到尸体面前，她检查了孩子的衣服，并注意到了额前的伤疤。“我很确定，”她说，“我孩子去年7月就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带走并被谋杀了。”

这位妇女是杜弗尔街上的看门人，名字叫作夏凡德雷。法庭传召了她的姐夫，然后在问话时他说：“这就是小菲利贝尔。”住在这条街上的一些人也认出了在拉维莱特发现的人就是菲利贝尔·夏凡德雷，这些人中包括男孩的老师，他是根据男孩身上戴的奖章认出他来的。

不过，各位邻居、夏凡德雷的姐夫、学校的老师和夏凡德雷都错了。六周以后，这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事实证明，这个孩子来自波尔多，是被人谋杀然后被一家运输公司送到了巴黎。

我们会注意到，这些错误的辨认通常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的——这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易受影响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向我们表明了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的问题所在。尤其是就儿童而言，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不能轻易使用这些人的言论证词。地方法官总是会习惯性地重复一句话：孩子是不会说谎的。然而，如果他们掌握一点心理文化基础知识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孩子总是撒谎；毫无疑问，孩子的谎言都是直率而无辜的，但是谎言始终是谎言。比如根据一个孩子的证词来为被告人定罪，倒不如用常用的抛硬币方式来决定。

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只会通过传染过程向个体展示其幻想，然后以此来暗示他们的同伴。事实证明，对群体证据表示怀疑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而且再怎么怀疑也不为过。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期间，据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冲锋。但是，面对存在诸多矛盾疑点的证词，我们不可能确定这种战役的指挥官是谁。

英国的沃斯利（Wolseley）将军在其最近出版的书籍中证明，到目前为止，虽然得到了许多目击者的证实，但是人们对于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事件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关于逻辑的论述包括多位目击者的一致证词，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词可用以支持事件的准确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群体的心理表明关于逻辑的论述要重写。那些关于存在最大疑点的事件就是那些有众多目击者的事件。通常来说，如果一件事得到了成千上万的目击者的证实，那么事情的真实情况一定与大家所说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

滑铁卢战役

很明显，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可以总结出一点，必须将历史作品看作纯粹的想象。它们都是人们对不准确观察结果加以想象的记录，同时还包含一些沉思后的解释说明。因此，写一本这样的书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过去的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文学、艺术作品和纪念碑，我们绝不会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人们——比如赫拉克勒斯、佛祖，或者穆罕默德，我们对他们生平事迹的描述中有一个字是真实的吗？答案是，很有可能大部分都是错的。而且，他们的真实生活实际上对于我们并不存在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所在是想知道民间传说中的伟人们是什么样子的。(www.xing528.com)

在群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传奇英雄，而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英雄。

不幸的是，传奇——甚至是尽管已有书籍记录了他们的故事——本身并不具备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不断地改变着他们。《旧约全书》中那个残暴的耶和华与爱神圣特蕾莎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且中国所崇拜的佛祖与印度所崇拜的佛祖也很少有共同点。

此外，甚至没有必要用数百年的时间将英雄与我们分隔开来，因为他们的传奇将被群体的想象所转变。而且有时候，这种转变仅在几年间就可以完成。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上伟大英雄之一的传奇人物的传说已经在少于50年的时间内被人们改变了数次。在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变成了一个充满田园气息和自由主义情怀的善人、一位卑微者的朋友，而且在诗人的笔下，他又注定要成为农民们长期的记忆。30年之后，这位平易近人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残暴的君主，他在篡夺了权力之后毁灭了自由，而且为满足其野心还极其残忍地屠杀了300万无辜的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传奇故事的又一次转变。当它经历了数十个世纪的影响之后，未来满腹经纶的学者在面对这些矛盾的事实时，将可能对这位英雄的存在产生疑问，就像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佛祖是否真的存在一样，而且在他们眼中，拿破仑将只不过是一个太阳神，或者赫拉克勒斯传说的一种发展罢了。关于这种不确定性质，他们毫无疑问会很容易进行自我安慰，因为他们比今天的我们更了解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他们将会知道，除了神话以外，历史不能保存任何记忆。

3.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天真

不管群体所展现出来的情感是好是坏，他们都展现出了双重性格：简单与夸张。

在这一点上，就像其他人一样，群体中的个体与原始生命体非常相似。群体中的个体很难发现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他会将事物看成一个整体，而且也不了解它们之间的中间状态。在下列情况下，群体情绪中的夸张要素就异常显著：任何感觉，一旦展现出来并通过一个暗示和传染过程而迅速传播，如果获得明显的认可，其力量就会大大增加。

群体情绪中的简单与夸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群体中的人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确定与否。就像女人一样，群体中的人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经宣布，这种怀疑就会转变成无可争议的证据。因而，赞成或不赞成的情绪就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独立的个体就会获得力量并立即成为群体中个体所愤恨的对象。

同时，尤其是在异质群体中，由于缺乏所有的责任感，群体的暴力感受也会随之剧增。由于群体人数众多，因此人与人之间会变得更加团结，所以免责的确定性与人多势众概念在瞬时间的爆发使得群体可具有独立个体所不具备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愚蠢、无知和有嫉妒心的人感受不到他们的毫无意义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这些感受已被残忍的暂时性的强大力量所取代。

很不幸，群体愈加夸张的趋势通常会施加于坏情绪之上。这些情绪都是群体原始人本能发生隔代遗传的结果，对惩罚的恐惧迫使独立而负责的个体竭力控制这种本能。因此，群体很容易会导致最坏的过激行为的发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受到巧妙影响的情况下不能表现出英雄主义以及成为最高美德标准的证明；相较于个体，群体通常更有能力表现出这些品质。当研究群体道德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快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由于习惯于夸大其感觉，所以群体只能被夸张的情绪所打动。

如果一位演说家要感染一个群体，那他必须粗暴地使用激烈的言论，必须通过夸张、断言或依靠于重复，而且永远不要试图通过推理的方式来证明任何事，演说家在公共会议上就经常使用这些论证方式。

而且，一个群体还会夸大对其英雄的情绪。同时，他们的外观品质和美德也必须被放大。有人曾公正地指出，群体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拥有勇气、美德和道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都统统不存在。

另外，早就有人十分正确地指出了从剧院角度看这一特殊立场的重要性。这些立场的存在并无疑问，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规则与常识和逻辑并无关系。毫无疑问，吸引群体注意的艺术相对较低级，但是它却需要特殊的倾向才能实现。而且，我们往往无法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他们的成功。通常情况下，当剧院的管理者批准一部剧上映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部剧是否会取得成功，因为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他们就有必要将自己转变成一个群体的一分子。

因此，我们能再一次做出更加广泛的解释，我们应该表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

一出在一个国家激发起观众热情的戏剧表演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会取得成功，或者说只会取得部分或普通的成功，因为它没有对其他公众产生影响。

我不需要说明群体的夸张趋势仅表现在情绪方面，而且智力方面不会出现这一问题。我之前已经说明，在个体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之后，他的智力标准就会立即大幅度降低。学识渊博的地方法官，塔尔德（Tarde）先生也曾在其关于犯罪群体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在情绪方面，群体的整体水平才会上升，而其他方面则与之相反，会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和极端两种情绪；他们将所收到的观点、想法和信念暗示作为一个整体而接受或拒绝，而且会将它们看作绝对真理或绝对错误。对于那些通过暗示过程所诱发，而非通过理性思考而产生的信仰而言，情况总是如此。每个人都知道，狭隘通常伴随着宗教信仰，也知道人们的思想会受到专制君权的控制。

在一方面，群体对真理或者错误的构成要素心存疑虑，在另一方面，群体对其力量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与其对狭隘思想的处理方法一样，群体会为其灵感赋予权威。个体可能会接受矛盾并进行讨论；但是群体将永远不会这么做。在公众集会中，演讲者词语中若稍有矛盾之处便会立即招致群体的怒吼和暴力的谩骂，然后群众就会对其大打出手，然后就会将坚持己见的演说者轰下台。而且实际上，如果现场没有权威机构的代表，演讲者通常会被痛打致死。

专横和狭隘在所有类型的群体中都十分常见，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程度则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提到支配着人们所有感觉和所有思想的种族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对于拉丁人群体而言，他们的权威和狭隘的发展程度是最高的。事实上，拉丁人群体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毁灭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中个体强大独立性情绪的程度。拉丁人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的独立性观念的特点就是他们需要即刻通过暴力方式让反对他们信仰的人成为他们的一员。在拉丁种族中，宗教法庭的案例显示，每个时代的雅各宾派人士都从未获得自由观念。

权威和狭隘是拥有明确观念群体的两种情绪，他们很容易会想到这两种情绪并且很容易在被施加这两种情绪时表现出来。群体会对强势力量“俯首称臣”，而且很少会被善良所打动，因为善良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们从来都不会同情随和的人，但却会同情极力压迫他们的暴君，而且他们总是会为后者竖立起高耸入云而高大威猛的雕像。事实上，他们乐意践踏剥夺了他们权利的暴君，但这是因为这种暴君已势单力薄，因此人们会对其加以蔑视，因为他们已不再恐惧。群体所欣赏的那类英雄总是会与恺撒有着相似之处，他的徽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利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对其充满恐惧而又敬畏。

群体总是会时刻准备好反抗弱者而臣服于强大的权威。如果权威的力量时强时弱，群体就会在其极端情绪的指引下在混乱与奴役之间来回摇摆不定。

然而，如果相信了群体的革命性本能占据优势，就是完全误解了他们的心理。

在这一点上，这不过是他们暴力倾向的表现，我们都被他们欺骗了。但是，他们的反抗和破坏性情绪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的。群体过于受到无意识事项的支配，而且因此也过于服从于不过度保守的长期遗传的影响。在抛弃了自己的本性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的生活状态并本能地向奴性转变。当波拿巴镇压了一切自由并采取铁腕统治的时候，是最傲慢也最狂暴的雅各宾派人士尽其最大的能力与之对抗。

如果没有充分而又深刻地考虑到群体的保守性本能，历史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那些民众革命。事实是，他们可能会渴望改变他们这种制度的名称，甚至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这些改变，但是他们制度的本质大多数表现了他们种族的遗传需求，因此他们需要始终如一地遵守这种制度。他们的不断改变仅可对比较肤浅的问题产生影响。事实上，他们的保守本能就像所有原始生命的本能一样不可毁灭。他们对所有传统的信奉是绝对的；他们对所有新奇事物的无意识恐惧能改变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对于他们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今天的民族拥有其在发明了纺织机的时代或者在引进蒸汽动力和铁路的时代所拥有的权利，那么这些发明都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或者通过革命和屠杀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幸运的是，群体权利的文明化进程仅开始于科学和工业的大发现已产生影响之后。

5. 群体的道德

“道德”一词指的是始终如一地遵守某些社会习俗，并坚持不懈地抑制自私冲动。但是很显然，群体过于冲动也多变，因此不符合道德标准。

但是，如果我们暂时表现出某些品质，比如克制、自我牺牲、公正无私、奉献和对公平的需求也包含在道德范畴之内，那么与之前相反，我们也可以说群体有时也可以表现出崇高的道德。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仅从他们的犯罪行为这一点进行了考虑，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行为的频繁程度，因此他们便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标准非常低的结论。

毫无疑问，情况经常都是如此；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野蛮、破坏性的本能遗传自我们原始时期的祖先。在独立个体的生活中，释放这些本能对他而言或许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之后，他就会坚信其行为并不会受到惩罚，因此这也给了他随波逐流的全部自由。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对同胞施加这些本能的，我们会限制自己并仅将这些本能施加于动物身上。群体对追捕以及残暴行为的普遍热情都来自于同一个相同的来源。以缓慢方式屠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群体展现出一种非常怯懦的残暴特性；但是对于哲学家而言，这种残暴与猎人群体密切相关。这些猎人们会带着他们的猎犬一起追捕并猎杀倒霉的雄鹿，而这样会为他们带来快感。

一个群体可能会犯下谋杀、纵火以及各种类型的罪行，但是他们也能够做出非常崇高的行为，比如奉献、牺牲和公正无私，这些行为的确比那些独立个体的行为要更加高尚。群体的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情感尤其可能会对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而且个体通常也会在这种影响的作用下献出生命。历史上，类似于十字军东征和1792年志愿者事件的例子比比皆是。单独的集体能够表现出公正无私和奉献精神。那些为信仰、观念和他们几乎都不理解的豪言壮语而慷慨赴死的群体数不胜数！那些发起罢工的群体之所以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遵守命令，而不是要求增加用于糊口的微薄薪水。

在群体中，个人利益很少能成为他们的强大动力，而对于独立个体而言，个人利益几乎就是他们行为的独有动机。在以群体的智力水平所无法理解的众多战争之中，指引着他们的确实不是一己私利——在战争中，他们会允许自己被轻易残杀，就像是猎人用镜子将云雀催眠一样。

即使是在无恶不作的恶棍身上，他们所存在的群体也会赋予他们一些暂时的严格道德标准。泰纳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九月屠杀(5)事件中的犯罪者将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都放在了委员会的桌子上，而他们本可以轻易将这些据为己有。在1848年的革命期间(6)，攻占了杜伊勒里宫的那群咆哮着、涌动着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并没有掠夺任何让他们为之惊叹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应对许多天的生计问题。

群体对个体的道德化教育并不是一种恒定的规则，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规则。即使是远没有我之前引用例子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规则。我曾说过，在剧院中，群体会希望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拥有较剧情本身更为夸张的美德，而且一群人，即使是由较低劣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也会表现出过分规矩的行为，而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些浪荡子、靠妓女养活的人和粗劣之人通常会对有些伤风败俗的情境或表达而发出微词，但是与他们平常的谈话相比，这些抱怨也并无恶意。

如果群体经常会让自己发泄低劣的本能，他们有时也会成为崇高道德的行为的楷模。如果对于一个真正的或妄想的典范人物而言，公正无私、顺从和绝对奉献属于道德美德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群体所拥有的这些美德几乎已经达到最明智的哲学家也没有达到的高度。

无疑，他们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对于群体更容易受到无意识的指引，以及无法进行理性思考，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抱怨。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变得理性并考虑到他们的眼前利益，我们的星球上可能就不会存在文明了，而且人类也不会有历史。

(1)　一位将军，指布朗热将军。

(2)　勒庞在此所指的是法国普鲁士战争。——编者注

(3)　位于河内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靠近中国；该区域原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由法国军事占领并享有经济开发权。——编者注

(4)　苏丹的一个城市，位于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交界处。1885年1月26日，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迈赫迪军攻占了喀土穆，英国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和众多士兵在此阵亡（英国于1884年占领喀土穆）。——编者注

(5)　发生于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1792年9月，巴黎群众冲入监狱杀死大量被囚禁的贵族和僧侣，史称“九月惨案”。——编者注

(6)　1848年2月，巴黎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国王的政权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