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时代：历史警示和文明的衰落

提要：当今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巨大变革是民族思想改变的结果/群体力量的现代信仰/它转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治政策/大众阶级是如何兴起的，以及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结果/除了破坏性作用以外，群体无法发挥其他作用/旧文明的解体就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的普遍忽视/研究立法者和政治家群体的重要性

乍看之下，文明变更之前的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覆灭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似乎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改革、外敌入侵或朝代更迭完成的。但是关于这些事件的细致研究表明，在表面原因之下，真正的原因是人们观念的巨大转变。真正的历史动乱并不是那些以壮观和暴力景象让我们为之惊叹的事件。文明更新过程中仅有的重大变化就是，受其影响的观念、理念和信念的变化。那么，令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事件就是人类思想中看不见的变化所产生的看得见的影响。这些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的原因在于，人类所具备的最稳定属性就是其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

当今时代是人类正经历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

这种转变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我们文明的一切所根植其中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念的毁灭。第二个要素就是，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所创造的全新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

尽管过去的观念已经被毁灭，但它们仍然十分有力，而且将它们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在形成过程中，因此当前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转变而又混乱的时期。

到现在为止，这种混乱的时期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还很难有定论。在建成继承我们自己意愿的社会之后，其基本观念会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对此尚不可知。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未来社会的组织法则是什么，都必须要考虑到现代幸存的主权，那就是群体的力量。在以前被视为没有讨论余地的许多观念的废墟之上，以及在当今许多连续革命的根源历经沧桑或一度腐烂并已遭到破坏之后，这种力量已成为它们的替代品，而且看起来注定要将它们全部吸收。虽然我们的古老信念摇摇欲坠且正在慢慢消失，虽然社会的老一辈中流砥柱正逐渐放弃，但是群体的力量却是唯一不存在恐吓的力量，而且其声望还在继续提高。然而，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时代。

在一个世纪以前，仅仅是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君主之间的竞争就构成了事件的主要因素。大众的观点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且常常是毫无影响。而现如今，以往没有影响力的政策传统和统治者的个体倾向以及竞争对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以往相反，大众的声音已经开始凸显出其优势。而正是这种声音让他们的国王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目前，民族的命运掌握在大众手中，而不是君主议会的手中。

大众阶级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中转变成统治阶级——是我们所在这个转变时代的最显著特点。

自引入普选权以来，这种制度已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其影响却微乎其微，因此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普选权并不是政治力量转移的特征。民众权力的渐进式增长首先发生在某些观念的传播之时，随后慢慢植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然后通过个体的逐渐联合而实现理论设想。通过个体的联合，群体会获得关于他们的信念，而且如果不是特别不公正的话，这些利益的定义就会非常明确，然后群体就会意识到他们的力量。

在权力一个个逐渐崩塌之前，民众已相继成立了多个集团；他们还创办了工会，而且这些工会不顾及所有的经济法规定而执意要调整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薪资水平。另外，他们还回到了议会，议会虽然负责为政府授权，但其议员却完全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常常成为民众在委员会中的发言人。

如今，民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清晰且明确，而且这些要求完全不亚于完全摧毁当今现存社会的决心，他们的目的是回到原始共产主义，即文明破晓之前所有人类群组的正常状态。其中，这些要求包括，劳动力工作时间的限制和矿井、铁路、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所有产品的平均分配，以及为大众阶级的利益而消除上层阶级。

而与之相反的是，不适应于理性思考的群体很快就采取了行动。因此，他们便形成了现在的组织并拥有了巨大的力量。而且，那些在我们的见证之下所发展形成的教条将很快具备那些古老教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的残暴专横与至高无上的力量。不久之后，君权神授将要被民权神授所取代。

深受中产阶级青睐的作家很好地展现了他们有些狭隘的思想、稍显刻板的观念、相当肤浅的怀疑主义，而且他们有时还会表现出过度的利己主义，而面对这种新力量的兴起，那些作家们不免为之忧虑与惶恐；而且为了消除人们思想混乱的局面，他们在绝望中转而求助于之前所蔑视的宗教的道德力量。他们跟我们谈论科学终将破产，让我们忏悔并提醒我们真理的教诲。

但是这些新的皈依者却忘记了，所有的这些都为时已晚。如果他们真的曾被上帝的恩典感动过，类似的做法不可能会对民众产生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关心这些新的宗教皈依者所面临的困境。今日的民众否定了他们昨日所想向其告解的神明，而且还为摧毁他们贡献了一己之力。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没有力量迫使时光倒转并让人们的思想变回从前。(www.xing528.com)

在目前的知性混乱或在混乱中萌芽的新力量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并没有破产，而且科学界也不用为此而承担责任。科学为我们带来真理，或者至少为我们带来了我们智力所能掌握的相关领域的知识；科学从未承诺过为我们带来和平或幸福。科学自视清高地对我们的感受漠不关心，对我们的哀歌充耳不闻。我们要努力与科学共生，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将已经被毁灭的幻想复原。

虽然各民族都能看到的普遍征兆向我们表明了群体力量的快速增长，而且不容许我们假定这种增长注定要在不久之后就停止。无论我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必须服从。而且，所有关于这一点的理性思考都不过是一场白费力气的争论罢了。当然，群众力量的出现有可能会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最后的阶段之一，然后完全返回到困惑和混乱似乎总是领先于新社会诞生的那些时期之中。但是，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吗？

到目前为止，这些对衰败文明的彻底摧毁已经成为民众最主要的任务。事实上，我们并非直到今天才能追踪到这些蛛丝马迹。

历史告诉我们，自从文明赖以栖息的道德力量失去优势的那一刻起，那些被言之有理地称之为野蛮人的无意识残忍群体最终将会导致其群体的解体。至今，文明仍仅由少量的知识贵族所创造并受其指导，文明的主人从来就不是群众。群众仅在毁灭文明时才能发挥作用，而且他们的规则总是等同于野蛮人阶段。一种文明涉及固定规则、秩序、从本能到理性的过渡、为未来的深谋远虑以及文化的发展程度——群体已表明，他们无法实现所有的这些条件。由于他们力量中纯粹的破坏本性的存在，群体的表现就像那些可加快虚弱或死亡身体分解的微生物一样。当文明的结构开始溃烂，民众总能让其走向最终衰败。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的主要任务显露无遗，而且也是在这个时候，数字哲学暂时成为唯一的历史哲学。我们的文明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为此担心，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必然要服从于民众的统治，因为缺乏远见已经使得我们连续推翻了可能对群体有控制作用的所有障碍。

对于大家所讨论的对象，我们对这些群体的了解少之又少。在生活中与群体相去甚远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总是会忽视他们，而且近来他们也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所认为的犯罪群体的犯罪方向上去了。毫无疑问，犯罪群体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高尚且英勇的群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群体。群体的犯罪行为仅构成了他们心理的一个特殊方面。我们不能仅通过对群体的犯罪行为研究来了解群体的心理构成，因为这无异于通过个体的缺点来了解一个个体。然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领袖人物、所有宗教或企业的创始人、所有有信仰的教徒、杰出的政治家，以及较小范围内所有群组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都拥有一种本能，而且他们也非常了解群体的特征，而他们对群体特征的准确了解又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领导地位。

拿破仑对于其所管辖国家民众的心理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但是有时候他却完全误解了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误解才导致他在西班牙，尤其是在俄国遭遇了军事重创，而且这种重创注定是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的。现今，对于不愿意管理群体——越来越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无论如何又受到群体限制的政治家而言，对群体心理的了解成为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深刻洞悉群体心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约束是多么苍白无力；才能理解除了强加给他们的意见以外，他们几乎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想领导他们，就不能以基于纯粹公平理论的规则条例来实现，而是要找出什么能给他们留下印象以及什么才能引诱他们。比如说，如果一位立法者希望征收一项新税，他的这种选择从理论上来说是否公平公正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对于大众而言，最不公平的或许就是最好的。与此同时，如果所征新税并不会明显加重大众的生活负担，那么这种结果是最容易接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过于昂贵，民众也总会愿意缴纳这种间接税，因为每天为消费品支付少量税款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这种税项也不容易被察觉。

但是，如果是换成对工资或任何收入征收比例税，而且民众需要为此支付较大金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即便比其他的征税价格要低十倍，这种新税也会引起大家的一致抗议。这是因为，较高的税费显然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因此会打击人们的消费力，因而会被无意中的小额税费所取代。虽然小额税费看起来负担较轻，然而累积起来其金额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这种经济过程会涉及民众所无法做到的对金额的预算。

上面的例子非常简单，但同时也非常恰当。虽然拿破仑这样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在群体特征方面的无知，我们的现代立法者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们目前所掌握的经验并不足以让他们领悟到，人们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的。

此外，群体心理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实例。掌握了这种科学知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理解众多原本无法理解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解释一下，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1)（Taine）为什么不能充分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系列事件，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未研究过群体的天赋特征。在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中，他将其天赋特征视为自然学家的描述方法；但是自然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是缺乏这种道德力量的。然而，正是这些力量构成了历史真正的主要动力。

因此，仅从其实际意义来看，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是值得尝试的。尽管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种研究也是值得注意的。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是确定一种矿物质或一种植物的特征一样有趣。我们对于群体天赋特征的研究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括，仅仅是对我们研究成果的汇总。因此，我们的研究仅作为提示性观点供大家参考，当然其他人士也会继续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触到了这块未开垦土地的表面罢了。

(1)　泰纳（1828—1893），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普法战争后对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作过深刻反省，主要著作有《论知识》《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