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想念启功》的错误介绍

《想念启功》（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颇具可读性。编者从数百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选择出亲疏、视角、写法各不相同的篇什，加上特约的十几篇，汇为一编，寄托了对启功先生深切的哀思。而且，该书装帧考究，开本大气，颇有一种厚重感。但遗憾的是，该书的编校质量却有些令人不敢恭维，除了字体、字号、版式、标点等尚有差错外，还存在着明显的纰漏和失误，给读者阅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一、编校疏忽，引文失核

启功先生为当代硕儒，他的许多朋友也都学识渊博，各有所长。同辈人的文章真实可靠，材料又多为第一手。但由于作者多为年事已高之人，难免出现记忆失误，造成文中出错，这就需要编者格外小心，尽量核对文中所涉及的事实。如《痛悼启元白先生》一文：“……同时还介绍我为正要筹备出版的《唐宋词赏析辞典》撰稿，为的是‘亮亮相’。”（见该书第23页）此句中，“《唐宋词赏析辞典》”应为“《唐宋词鉴赏辞典》”。该书由唐圭璋先生主编，编写者有叶嘉莹、周振甫、沈祖棻、霍松林等，而本文的作者系该书的撰稿人之一。该书于198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已重印多次，影响甚大。由于编者的不细心，使得书名出现了错误。

启功先生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他的诗寓庄于谐，自成一家，书中的许多纪念文章都引述了启功先生的诗句。引文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准确无误，同时，核对引文也是编辑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是，该书编辑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到家，以下仅举几例：《启功先生和北师大校训》一文中，引用的《共勉》诗第六首为：“长征踏新途，四化争贡献。自问我何能，涩然增愧汗。”（第53页）末句中“涩然”不通，“涩”应为“涊”字之误。涊（niǎn）然，形容出汗的样子，语出汉代枚乘的《七发》：“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经查阅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的《启功书法集》一书，启功手稿确为“涊然”。

再如《启功先生的中国文化观和历史观》一文，所引的两首诗词都有谬误之处：《贺新郎·咏史》中“还使劲、断断争辩”（第89页）一句，“断断争辩”语义不通。“断断”应为“龂（yín）龂”之误。“龂”通“龈”，“龂龂”，形容争辩。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启功韵语》一书，原词确为“龂龂”。同页该文还引述了启功先生的《古诗二十首蓬莱旅舍作》一诗，其中“方诩知禹舜，转瞬食其弊”一句有误，“禹”是“舜”的继任者，两者次序不可颠倒。据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的《启功书画絮语墨迹》一书中启功先生手稿，“禹舜”乃“舜禹”之误。

启功先生与妻子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四十余载，晚年他虽“名利双收”却与妻子天人永隔，在孤寂之中他曾经写过无数深情的诗篇。《“看来究竟我为谁”——读启功先生“自作”诗词》一文中，引述启功先生的《夜中不寐，倾箧数钱有作》：“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烦。酒酽花浓行以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乍一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诵读一遍，就会发现其中的错讹，因为，本诗韵脚为“真”“焚”“门”“群”，只有颔联中“烦”字不押韵。经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启功韵语》中该诗手稿，“烦”字为“频”字之误，颈联中“以”字为“已”字之误。

该书除了启功诗词外，还援引了一些友人、学生为启功先生作的诗歌，其中《扬马之俦石八之流——缅怀启先生》一文中，收录了文章作者的《保护稀有活人歌》。此诗作于1984年，乃是作者忧心年事已高的启功先生太过辛劳，为呼吁社会不要打扰先生养病而作，发表于《人民日报》。《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一书曾附有该文的影印件。其中，“国子先生醒破晓”（第18页）一句中，“醒”字乃“兴”字之误；“故伯乐常育而千里马不常有”（第19页）中“育”字乃“有”字之误。

二、繁简不一，词语失当

本书的撰稿人多为启功先生的知交或者学生，由于经历的影响，稿件中不免混有繁体字。而编校人员疏于把关，使得一些本该使用简化字之处却没有做到繁简更替：以“硃”字为例，“硃”是“朱”的繁体字，如《痛悼启元白先生》一文“他赠我硃竹一幅，告诉我……”（第22页），其中“硃”应简化为“朱”，“朱竹”是用朱砂这种颜料画的竹子。同样的错误出现在《永远的启功先生》一文中，“这叫此地无硃砂，红土为贵”（第217页），其中“硃砂”也应作“朱砂”。

再如《扬马之俦石八之流——缅怀启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启老本身似乎有需要在他的一生的紧要关头遇到的几椿窝囊事（例如‘反右’、‘兰亭事件’等），有说明本人态度的必要。”（第19页）其中“椿”字为“樁”字之误，“樁”是“桩”的繁体字，因编者失察，致有此误。句中“需要”和“必要”亦有句意重复之处。

除了繁简不一的问题，该书还有一些文章遣词不当。以序言为例（第5页）：“活在人世的启功先生，以九十三岁的高龄，于今年六月三十日凌晨圆寂，显示着他的功德圆满。”此处用“圆寂”不妥，启功幼年时曾被祖父带领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一生虔诚信佛。但“圆寂”是专指僧尼死亡，应改作“逝世”为宜。《永远的启功先生》一文遣词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当我抬起头时，竟发现启先生也是泪眼蒙眬！”（第219页）“蒙眬”同“矇眬”，意为快要睡着或刚醒时两眼半开半闭的样子；而“朦胧”指不清楚，模糊。按照句意此处应用“朦胧”为宜。

启功先生出身满族，从小熟知旗人的风俗习惯，曾经注释过《红楼梦》的他对红学亦有很多独到见解。在《大星没去光犹在——悼念启功先生》一文中引述他的话：“曹雪芹是伟大，但够得上立庙，让人跪拜的分儿吗？”（第79页）此句中“分”应改为“份”。“份儿”在此表示“地步、限度”；而“分儿”则语义不明。启功先生又是皇族后裔，熟知皇室掌故与帝王事迹。同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忆当年启功先生口若悬河地讲述清室掌故：“慈禧死的时候，隆裕恭立在宫门外边。只听里面哭了几声，就嘎然而止……”“……瀛台就又传出几声哭声，接着也嘎然而止……”（第78页）两句中“嘎”字均为“戛”字之误。“戛（jiá）然”一词形容声音突然中止，如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古文十弊》：“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象？”

三、校对不精，错字甚多

本书校对疏忽，错别字较多，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如《依函杖卅九年论交三世——悼元白先生》一文：“并说‘谱甫誉清未校，如有谬误，尚乞不吝赐教为感’。”（第32页）此句中“誉”字应为“誊”字之误。又如《启功先生与澳门》一文，“……因检出收藏的溥心畲《张勺圃溥心畲书画合册》及溥心畲的图卷《指画秋风放牧图》……”（第119页）句中的三个“畲”字均为“畬”字之误。溥儒（1896—1963），字心畬，满族，为清恭亲王之孙，为近现代书画家。另一处错误出现在“……面对甲戍夏日为拙作题赠《濠江文谭》……”（第122页），“甲戍”应为“甲戌”。再如《怀念启功先生》一文，列举了许多近代绘画大师，但是名字出现两处错字：“后面已有谢稚柳、陆俨少、程十发、王个老、周昌毂、范曾、董寿平、宋文治等人画的画……”（第175页）其中，“老”应作“簃”，王个簃（1897—1988），现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教育家。当然，为了表示对老先生的尊重，往往讳最后一字，以“老”代替，但需做到前后一致，如“谢稚老”“陆俨老”等，否则，就是自乱体例，易生误会。“毂”应作“榖”，周昌榖（1929—1986），近现代著名艺术家，以国画擅长。(www.xing528.com)

启功先生为当代书法大家，纪念他的文字中多处涉及碑帖等书法知识。这就需要编校人员对于书法要有基本的了解，起码应该能够借助有关资料为书稿做编辑加工。否则，就会误导读者。如《见多识广博古通今——启功先生论书法文献的复制与传播》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最早只有用透明的蜡纸罩在原件上，映着窗户外的阳光，仔细勾摹。这种方法，叫做‘向拓’。”（第193页）此处“向拓”应作“响拓”，“响拓”是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亦称“影书”“影覆”。该文的另一处错误出现在“北宋的《十善业道经要略》和《嘉佑石经》中的真书部分……”（第198页），其中“佑”为“祐”之误。“嘉祐”为北宋年号，《嘉祐石经》为宋庆历元年至嘉祐六年（1041—1061）用篆、楷二体刻成《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等九经，又称《二体石经》《汴学石经》。今仅存残石数枚，有宋、元、明、清各朝的拓片残本。

类似的疏漏还有很多，例如《记启功先生逸闻二三事》一文中“容老肚常，至为欣慰”（第131页），这句颇为费解，“肚常”一词疑为“如常”之误。《永存的微笑》一文中“8月20日，我随几位师兄、师姊一同到小红搂启功师的寓所……”（第140页），此处“搂”字为“楼”字之误。再如《启功老爷子如是说》一文：“我说起近有人胡捧池田大做的文章，我想写篇小文回敬。”（第243页）此处“池田大做”为“池田大作”之误。池田大作，生于1928年，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

四、省略失当，文意不通

作为启功先生的友人、学生，该书的一些撰稿人和编者有很多共有的特殊回忆，但是一些省略语读者并不清楚其确切含义，应当使用全称以免混淆。例如，《大星没去光犹在——悼念启功先生》一文中谈到，“于××曾就读于西大”（第72页）。因为中国以“西”字开头的大学很多，西南大学、西北大学、西京大学等似乎都有人简称“西大”，极易引起误解。从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西大”应改为全称“西北大学”。同时，该文似乎有意对某些内容做了虚化处理，实际毫无必要，如“……孙××到了东陵，我是去看了的……”（第79页），“孙××”据史实记载为孙殿英。1928年孙殿英被蒋介石收编，委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驻地临近清东陵。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令亲信炸墓劈棺，将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两座陵墓内的珍宝文物盗掘一空。

同样问题出现在《记启功先生逸闻二三事》一文中。“就中有吉大教授于省吾先生和陪同其前来的林沄教授……”（第132页），此处“吉大”应使用全称“吉林大学”。再如《启功老爷子如是说》一篇，“……也是几十幅；后面还有范先生等几个人的，全是一样炮制”（第249页），其中“范先生”应作“范曾先生”为宜，以免读者不明所指。范曾，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擅长中国人物画，兼长诗文、书法。

除了词语省略失当外，有些文章内容也存在文不对题之处。例如，《爱学术、爱学科、爱学生——我所接触的启功先生》（第169页）一文，文中两个一级标题分别是“视学术研究为生命”“为学科建设倾注心血”，分别呼应题目中的“爱学术”“爱学科”，而“爱学生”的内容却只字未见，因此有漏印之嫌。

以上只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随手举出的几个小例子，这样的例子仍有不少。这些差错、失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编辑工作的不容易，但同时也说明只要细心、认真一些，许多纰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像《想念启功》这类的书，少有再版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格外用心才是，否则，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不仅使读者觉得花钱冤枉，而且最终造成错讹，贻误后人，就连九泉之下的启功先生也会感到不安的。

（刘运峰、崔浩天，《为〈想念启功〉一书指谬》，原载《中国编辑》，2009年第2期。）

评析：

这是图书编校方面的反面案例。校对，是出版物质量把关的最后防线，因而在出版工作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想念启功》一书编校不精，出现了诸多错误，从而影响了其文化传播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正式出版的《想念启功》（纪念文集）一书存在引文失核、错别字、繁简不一、省略失当、文意不通等诸多差错。差错的形成，除了有关作者自身写作不够严谨、细心外，自然也与编校人员不够认真、仔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部纪念启功先生的文集，而他擅长诗、书、画，这就要求编校人员对这三个方面都要有基本的了解，要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编校人员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面，就要有老老实实、不厌其烦查检工具书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习惯，一定要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认真进行人工校对的同时，也可以利用专门的校对软件来辅助进行校对，这样应该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字词错误。

此书是根据怀念启功先生的文章选编而成的，而文章的作者一般都是文化人，甚至是名家，或许正因为这样，该书的编校人员就掉以轻心了。也许还有一种可能，为了让这部纪念文集尽快刊行，出版社就有意缩短了该书的出版周期。不管有没有客观的原因，出版社都没有理由让一本差错百出的著作印刷发行，更何况这是一本纪念已逝文化泰斗的富有文化含量的著作。需要强调的是，汇编本并不是把文章简单地分类、编排、整理成册就行了，同样需要编校人员秉持高度负责的态度，想方设法地消除其中存在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错误与不规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