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常态中编辑加工的必要性案例分析

秦兆阳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非刻意而为。作为《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终审发稿时的编辑加工有相当普遍性。这是分析、评价秦兆阳这一编辑加工行为的基本前提。联系1950年代的媒介环境和《人民文学》的期刊性质，确定这一讨论前提，才能显示对期刊历史的尊重，并推进分析逐步深入。

约稿和发稿过程表明，秦兆阳编辑加工这篇小说有一定的随机性。王蒙在《人民文学》1955年第9期发表处女作《小豆儿》，1956年携尚未出版的小说《青春万岁》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一举成名。《人民文学》负责联系北京作家的小说编辑谭之仁便向王蒙约稿。王蒙回忆说：“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谭之仁为此向涂光群推荐，“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涂光群连夜读稿件，第二天与谭交换意见后面呈秦兆阳。秦兆阳经手的情况是：

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7月17日，第二天就要发8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于是连夜赶着修改。

编辑加工文学作品在1950年代文学编辑界有相当的普遍性。其典型事件是赵树理主编《说说唱唱》时改写陈登科的《活人塘》，使陈登科一举成名，且作为文坛佳话为后人传颂。秦兆阳是《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的6个创始编辑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到1952年底“这将近三年半的期间中，《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小说、散文、特写，大部分都经我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据涂光群回忆，王蒙的《小豆儿》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削得‘苦’了一点，小说题目也是编者改的。发表后曾引起作者一些不快，写信到编辑部，葛洛接见了他，与之恳谈”。王蒙则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豆儿》时，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待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由此可见当时编辑加工之普遍程度。正是作者创作水平与期刊质量追求的内在矛盾，使编辑加工成为当时期刊工作的必然选择。秦兆阳1956年11月22日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及编辑改稿，表明他身处内外矛盾状态中的苦衷。发言稿收入《文学探路集》时，秦兆阳删去了以下段落：

就拿修改稿子来说，现在争论得一塌糊涂，作家骂编辑，编辑心里有气，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从实际出发，就好解决。比如我在《人民文学》这么几年，我不是天生爱修改稿子，也没有这个瘾，也不想沾作家的光；但还是得修改。为什么呢？因为刊物出不来，而刊物出不来编辑要负责。也许有人说，在1950年前后，全国只有一个文学刊物，为什么反而出不来？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1952年以前有几个老作家写了作品？据我能想起来的，只有老舍先生写了《方珍珠》和《龙须沟》，另外还有个别作家写了一些诗。像我这一辈不老不少的人，刚进城的时候写了一些东西，很快就写完了，而青年作家们还没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刊物，要不修改稿子除非是出不定期的。修改稿子的情况现在还存在，我个人觉得有这样一些原因：第一，我们战争这么多年，学校里的语文教育不能同“事变”以前比，因此，很多的新作者语文程度很低，常有文理不通的现象。第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写东西的人，无论是搞理论的或是搞创作的，不大注意在自己的稿子上多修改几遍，刚才跟侯金镜同志闲谈，他说《文艺报》如果不修改稿子，每期只能登三四篇文章，因为废话太多，废话登出来固然作者自己要负责，但是刊物销路下降了，没有人买你了，这是实际问题，同时也不是作者所能负责的。不能否认，现在的文风存有这样不严肃的状态，我这几年改了差不多有几百万字的稿子，可以称得上改稿大王，但我一边改，一边在生气，我想如果把改稿的时间去写文章或干别的事情，也许还能干出一些名堂来，然而又不能不改。(www.xing528.com)

对这一小说的编辑加工，秦兆阳个人还存在着编辑部成文制度要求与遵守制度不严的内在矛盾。揭示并分析这一矛盾，有助于对其中历史必然性的认知。秦兆阳1956年初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的业务工作讲话中明确提出：“作者文责自负，编者除个别字句的修改外不改稿子，但要积极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如作者不同意修改，则尊重作者；发不发表则由编者看情形决定。”“看过，或者在取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修改。这些办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执行得很不认真和很不彻底。特别当发稿急迫而稿件还很欠缺的情况下，往往就忘记了这个方针，因而就造成一些缺点和错误。”编辑部有制度要求，秦兆阳对同事也强调慎重修改来稿，他的“明知故犯”，主要是由于期刊主编的责任意识。在1957年4月30日的座谈会上，秦兆阳做了关于修改王蒙小说的发言，所谈三点，可以视为对编辑加工历史必然性的解释：“第一，当时《人民文学》的方针是，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并且要树立良好的文风。”此为《人民文学》机关刊的媒介性质要求。“第二，在这三年半的期间里，《人民文学》因为发表了一些有缺点有错误的作品，多次受到报刊的批评，多次作了公开的检讨。”此为当时的媒介环境要求。“第三，自己主观上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刊物上出现一些文字不通、标点错乱、内容杂乱拖沓的作品。”此为主编的职业责任，同时也隐含了主编的理性自觉。

（李频，《〈编辑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有删节。）

评析：

编辑加工是“书稿”变为“书籍”的关键步骤，无论是图书还是期刊，都是其出版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本案例就是编辑加工环节重要性与必要性的重要体现，案例中所提到的赵树理主编《说说唱唱》时改写陈登科的《活人塘》而使陈登科一举成名成为文坛佳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人民文学》作为机关刊物，发表示范性作品，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其职责，这一职责要求编辑必须对作品进行严格把关。同时，秦兆阳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主编，优化稿件也是其重要使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部具有反官僚主义倾向的作品，秦兆阳在对其进行编辑加工时，细节和局部虽然欠周详，但是从整体认知看，他有着自觉的反官僚主义的编辑思想倾向，而当年的年度计划，编辑是倾向于表现“反官僚主义”主题的。从秦兆阳的工作常态看，编辑加工具有必然性，同时还可以看出，编辑在进行加工时，其“编辑倾向”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编辑在加工的过程中要注重和作者的交流，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始终都存在，就连编辑家秦兆阳也无法避免。对于一些不确定地方的重大修改一定要争取作者的意见，意见不统一时，充分沟通，积极讨论，和作者达成共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