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城词典》编辑加工案例总结

《中国名城词典》是一部介绍我国著名城市的工具书，全稿共3100条，约100万字。编写者近百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在组织编写之前，曾召开工作会议，制订编写原则，确定内容范围，提出体例要求。初稿写成后，由主管部门集中少数同志定稿，经过词条的增删合并、资料的查核订正、内容的修改补充等，全书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由于稿件出自众人之手，作者学识水平参差不齐，编写的条目还不尽符合词典“四要”（资料要确实，结构要严密，文字要精练，体例要统一）的要求。因此，交稿以后出版社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政治性、科学性以及文字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现将处理这些问题的情况加以归纳整理，说明如下：

一、政治性问题

本稿是一部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的文史工具书，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很少。但在编辑过程中仍发现有若干不妥之处。如《北京史地概况》中曾提到：“大业七年到十年，隋炀帝三次远征，都诏天下兵马集中于此。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主力远征，也从这里进军。”关于我国历史上统治者对外侵略的史实，今天固然不必为古人讳，但在介绍北京的历史时，似乎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不说这些次要的内容，无损于北京这个城市的历史地位，政治效果可能更好些。经过研究，予以略去。又如南京〔喇嘛庙塔〕条，该塔为“纪念”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头目普佑法师诺那呼图克图而建。此人曾率领地方武装阻止红军北上抗日，被俘后自杀身死。现在作为玄武湖一景收列，显然不妥，亦予删去。另如南京〔励志社〕条，该社是国民党军官俱乐部，环境虽佳，专题介绍亦无必要，删去为宜。

二、删并条目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重复、交叉、不符合收词原则的情况不少，都作了必要的调整。其中删去的有：不像词目的，如〔南北中轴线〕（北京）；文不对题的，如北京的〔达园〕，只讲园内一个湖的情况，规模布局均未介绍；内容单薄的，如〔北京护城河〕等；不属选词范围的，如圭表、地平经纬仪、天体仪等五件古代天文仪器是可移动的文物（本词典只收不能移动的文物建筑），在〔古观象台〕条简要一提即可，不必专条介绍；非当地特产且无特色的，如〔承德豌豆〕〔热河黄冬〕〔南苑北季烤肉店〕等。另外，重复立条的情况也不少，如北京的〔白浮泉〕与〔通惠河〕，内容基本重复；〔九华山〕与〔覆舟山〕，名异而实同，内容亦重复；南京已收〔鼓楼〕〔玄武湖〕〔清凉山〕，又收〔鼓楼公园〕〔玄武湖公园〕〔清凉山公园〕，开封收了〔铁塔〕，又收〔铁塔公园〕，内容重复太多，已将后者删除，部分内容并入前条。总计删去词目约90条。

三、订正讹误

词典编写，出自众人之手，编写人水平不一，难免内容或资料上出错，甚至出常识性错误。发现讹误，经核实改正的，如泉州〔花桥宫〕条说：“祀吴真人，其人名本，北宋同安人……景祐年间坐化。”按此宫是道观，真人是道士，而坐化是佛教名词，混淆了佛道二教。“坐化”应改为“羽化”。昆明〔赛典赤·瞻思丁衣冠冢〕条说：“瞻思丁……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后裔，1912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迎降被擢用。”1912年已在辛亥革命以后，与成吉思汗相去五六个世纪，可能是笔误，但再查资料，成吉思汗并未西征云南。这段内容很难修改，只好从略。江陵〔便河〕条有“清文学家袁宏道题诗”句，按袁是明代文学家，把这个著名人物的朝代弄错，属常识性错误。北京〔曲剧〕条说：“表现现代题材的剧目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按杨乃武故事发生在清末，称为“现代题材”显然不妥。

本稿人名、封号、史实、年代的错误也较多。如〔辛亥革命先烈纪念园〕条说“刻有冯玉详题字”，冯玉详应为冯玉祥。北京〔金台夕照〕条说“郭槐建议筑黄金台”，郭槐应为郭隗。广州〔流花湖公园〕条的南汉王刘龚应为刘。绍兴〔沈园〕条，陆游前妻唐婉应为唐琬。〔秋瑾纪念碑〕条说“碑为于佑任书”，于佑任应为于右任。《昆明史地概况》提到的云南起义领导人蔡鄂应为蔡锷，昆明〔一二一运动烈士墓〕条提到的烈士播瑛应为潘琰……

上述冯玉祥、于右任、蔡锷等名字习见，发现讹误，可能出于笔误或疏忽，但如果在成品上出现，就很不严肃了。

另如南京〔封至圣夫人碑〕条，提到孔孙孔伋被追封为沂国宗圣公、曾参封成国述圣公。经查两人的封号恰恰相反。南京〔栖霞山〕条说“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明僧绍舍宅为栖霞精舍”，据《南齐书》载，明僧绍死于永明元年，怎能在死后六年舍宅为寺呢？此说又与〔大佛阁〕条“永明二年明僧绍之子临沂令仲璋为纪念明僧绍而建”一说有矛盾，并足证僧绍死于永明二年之前。北京〔护国寺〕条说“金刚殿建于明成化八年（1074年）”，按成化八年应为公元1474年，错了四个世纪。曲阜〔孔庙〕条提到宋天禧二年（1013年），查天禧二年应为公元1018年。西安〔大明宫遗址〕条引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为唐王维所作，题为《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编写人误为唐贾至（即贾舍人）的《早朝大明宫》，把作者、诗题都弄错了。北京〔工人体育馆〕条说“整个面积4.2平方米”，少了万倍；广州〔中山纪念堂〕条说“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多了十倍。

属于引文的错误也不少。如苏州〔天平山〕条引诗“万笏皆从平地起，一峰白云中”，明显漏字，经查应为“一峰常插白云中”。曲阜〔仰圣门〕条引《论语》：“譬诸宫墙也赐之墙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天下之墙也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者，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文字、标点均有误，也不通，应为“譬诸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也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曲阜〔宋景灵宫故址〕条引县志：“真宗设曲阜为仙淹县，祀寿印……好作无盖……以夸耀共事。”仙淹应为仙源，寿印应为寿邱，无盖应为无益，共事应为其事。此条疏误之多，相当突出。

本稿错别字、笔误之处，不胜枚举。如王昭君和番误为和蕃（〔大同琵琶老店〕），两泓池水误为两弘池水（〔香山眼镜湖〕），光泰门误作先秦门（〔金中都城遗址〕），中药白芍误为白勺（〔遵义董酒〕），还有妩媚误作抚媚，峡谷误作狭谷，麒麟误为麒鳞，弈棋误作奕棋，揭幕误为揭墓，庄严误作壮严，逶迤误为迤逶，等等。(www.xing528.com)

四、处理矛盾交叉

洛阳〔三汉冢〕条说，洛阳知县龚崧林修《洛阳县志》，〔洛阳小八景〕条则说洛阳知县龚篙林修《洛阳志》，两说不一。经查原书，前条对。《昆明史地概况》提到南诏王皮罗阁，其子阁逻风，《大理史地概况》则称皮逻阁，其子阁罗凤，查《蛮书校注》和《辞海》，应从前条。大同〔永固陵〕条前后提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元宏，同一人而名不一，读者易误为两人。洛阳〔唐三彩〕条说“为当时王公贵族的日用工艺品，或用作冥器”，西安〔复制唐三彩〕条则说“唐代三彩制品多用为殉葬冥器”。两者说法不一，经一再查核有关资料，均无明确答案，最后请教了文物考古工作者，才获得解决。

五、文字问题

词典释文（其他书稿同）贵在文字简练，逻辑严密，主题突出。本稿文字方面的问题较多。如长沙〔黄爱庞人栓墓〕说：“劳工会初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后经毛泽东的帮助，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工会”怎能“加入青年团”？应把主语“劳工会”改为“黄庞二人”才对。有些词条，写法不符合词典要求，如大同〔煤峪口南沟万人坑〕条，写成一篇控诉文章；延安〔宝塔山摩崖石刻〕条，主题是范仲淹在此书写“嘉岭山”三字石刻，百来字即可交代清楚，原稿长达五百字，详述范的经历、政绩，甚至有“西夏畏服曰‘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民间流传‘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不敢犯，军中有一韩（指韩琦），敌人闻之心胆寒’”之类的文字，定稿时又抄录范的《渔家傲·秋思》名篇，使主题淹没在枝蔓之中。〔朱德杨家岭故居〕条写了一大段1940年朱到南泥湾调查研究的情况，与故居并无有机联系。〔周恩来杨家岭故居〕条则写了1944年周从重庆回延安到中央党校礼堂演说的内容以及以后批评康生搞所谓“挽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做法等，离故居的主题实在太远了。诸如此类，不得不大动手术，删除枝蔓，有的条目压缩文字多达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个别条目如北京〔太液池〕条，结构凌乱，文字拖沓，只好由编辑整理改写。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务求主题突出，眉目清楚。

此外，少量词条还有提法不尽妥善之处。如《扬州史地概况》提到“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李庭芝、姜才、赖文光等都在扬州写下光辉的篇章”，对“民族英雄”的定义，尽管学术界意见不一，但上述很多人恐不宜称作民族英雄，加工时对此作了适当的修改。

六、一点认识

本稿从总的方面看，内容比较充实，资料比较丰富。但由于部分编写人缺乏写作词典条目的经验，知识面不广，取材不够认真细致或责任心不强，稿中鲁鱼亥豕之误甚多；特别是史实、引文等，或凭记忆，或转抄坊间小册子材料，因而资料不过硬，文字经不起推敲，势必影响质量。责任编辑如果不仔细查核资料，进行认真的编辑加工，成品必将大为逊色。这是我们处理本稿后的共同认识。

（陈光裕，《〈中国名城词典〉编辑加工小结》，原载《编辑之友》，1986年第2期。有删节。）

评析：

这是一篇编辑写作的编辑加工报告范文，从中不仅能看出编辑加工所需要涉及的主要工作领域，体会到编辑加工报告的写作模式，更能深切感受编辑工作之不易。对于作者稿件中的各类错讹，编辑首先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要善于怀疑、敢于怀疑，并且要懂得如何答疑、求证疑难之处。特别是针对这种词典类的图书，所涉及范围之广、事物之多、内容之杂，在对其进行编辑加工时，更应该时刻存留一颗“怀疑之心”，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言，此稿在加工之前已经“由主管部门集中少数同志定稿，经过词条的增删合并、资料的查核订正、内容的修改补充等，全书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即便是这样，还是出现了种种触目惊心的错误，如果编辑盲信前面的审定，轻松放过这些错误，势必影响到出版物的质量。此外，编辑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宽深的知识结构在编辑加工时能起到很好的辅助判断作用。本书的一些知识性错误相当生僻，如无相关积累，本书编辑是无法发现这些问题的。最后，编辑加工是一个苦差事，须有二十分的勤奋，为了查清作者的一个小小讹误，编辑往往要付出多几倍的精力，去一一比对、查找、验证，才能消除这些差错。本案例中，编辑为了查证唐三彩的用途，不惜多方查找比对，最后请教文物专家才得以解决，为其他编辑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