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社责任编辑崔道怡收到刘心武寄来的小说《班主任》。当时刘心武还是一名业余作家。崔道怡读了小说之后被感动：“和其他作品都不一样，不是‘套路’和‘套话’，而是从生活中来，有一种十分清新的气象，同时题材很好，有现实意义。我自信发表没有问题，就立刻给刘心武写了一封回信，提出还不尽满意之处，同时告知作者已送复审。”
然而，《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引发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班主任》作为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有人认为小说似属暴露文学，不宜发表。担任终审的副主编把握不定，于是提请主编裁决。
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是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作者光未然）。他在仔细斟酌之后，发表了如下意见：“这篇小说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如果处理得更尖锐，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文学促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我的意见：写矛盾尖锐好，不疼不痒不好。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篇其实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但没有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地写出来。写现象多，深入开掘不够。议论过多，要加大压缩，要把人物写得更生动些。那些话，你不写，读者也会为你补充。不要使作者为难，在现有基础上改，采取生活本身的东西说话，麻雀解剖得准确、鲜明、生动，读者会产生广泛的联想。”
刘心武根据张光年意见，对作品进行了细致修改。后来这篇修订稿又经编辑部做了两处小改动，最终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以头篇位置推出。(www.xing528.com)
《班主任》的横空出世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社会反响，编辑部和作者收到的读者来信，多得天天得用麻袋装。在1979年举行的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不仅名列第一，而且票数遥遥领先，比第二名多出一倍。《班主任》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坐标点，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的真正转机，同时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先河。
（崔道怡，《〈班主任〉何以引发巨大反响》，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3日。）
评析：
小说《班主任》的成功，不仅是作者刘心武创作上的成功，也得益于《人民文学》编辑的慧眼识珠。当时刘心武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责任编辑崔道怡审读他的稿件之后，敏锐地觉察到，作品题材很好，有现实意义。于是一面请刘心武修改，一面提交杂志社进行复审和终审。主编张光年的肯定，使《班主任》最终得以发表，并一举成名。分析几位编辑的审读意见，可以发现稿件的成功之处在于：1.政治思想性。小说《班主任》从剖析社会现象入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造成的深深伤害，启迪着人们不断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作者和编者敢于正视现实，敢于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充分发挥了小说的思想启蒙作用，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2.时间空间性，这是指稿件发表的时机。小说《班主任》发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整一年前，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时的中国社会仍然残留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现象，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殷切期待着真正的春天尽早到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小说《班主任》的发表，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回应了时代的呼唤，也容易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3.艺术性。作者从生活出发，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困难障碍，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了个性与共性统一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一幅幅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真实的图景，借此开掘深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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